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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为啥都难过“不惑之年”?

中国历代的帝王加起来,大概一共有三百多位。有人做过统计,皇帝长寿者并不多。宋代的《容斋随笔》,在这部书里,洪迈专门写了一篇《人君寿考》,来研究皇帝的寿命问题。 据他的记载,在宋以前的皇帝,也就只有五位是高龄者。余下的,平均年龄也就三十几岁。有的小皇帝继位时才七八岁,十来岁,有的是在襁褓中登基的。这些儿童皇帝,早殇者就更多了。因为皇位争夺战总是十分严酷的,对任人摆布的这些幼帝来说,动不动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命运是蛮可怜的。 大多数帝王短命的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是皇帝这个职业的安全系数实在太不高了,觊觎王位者总是很多,而且总是采用暴力手段,一点也不客气地来夺取帝位。 所以,当皇帝者,非正常死亡甚多,被砍头,被鸩杀、被幽闭处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其二,是当上皇帝以后,十之八九太过劳累,日理万机是一累,纵情享乐也是一累,对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和后宫三千佳丽,则尤为一累。 他提到这五位宋以前的高龄帝王,分别为汉武帝刘彻(69岁),吴大帝孙权(70岁),梁武帝萧衍(85岁),唐高祖李渊(69岁)和唐玄宗李隆基(77岁),都活到了比较高的年龄,可以称得上是帝王中的老寿星了。 但洪迈对这五位长寿皇帝,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说:“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祸,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 洪迈说:“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年,竟何益哉?”言下之意,这几位皇帝活这么长久,其实是老而不死,贻祸后人,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但平心而论,这几位倒都曾经是英年有为之君,都曾经有其历史上光辉的一面。 即以刘彻来说吧,他即位后,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议,控制思想言论,加强封建统治;采用主父偃的“推恩”策,削弱诸侯国和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采用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冶铁、煮盐、酿酒官府专卖法规,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而且开凿漕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对侵扰不已的北方匈奴,改变汉初所使用的和亲政策,用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大规模出击,赶走匈奴,收复失土,开通西域。汉武帝时的中国版图,疆域之大,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其他几位长寿皇帝,握权早期,也都是很有一番作为的。譬如孙权在魏、蜀、吴三国争雄中,是个头角峥嵘的领袖人物。 周瑜在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陆逊在夷陵之战中,打败刘备,都是和孙权的英明决断,果敢行事分不开的,他能据有江东一隅五十二年,“国险而民附”,南辟疆土,北御强敌,碧眼儿的英武,连曹操都佩服得恨不能生这样一个儿子。 譬如萧衍,那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皇帝,与著名文人沈约是唱和的文友,他还精通乐律,雅善书法,非一般附庸风雅者写两句臭诗,题两笔孬字可比。 他当了皇帝以后,也曾勤勉政事,巡郡恤狱,劝课农桑,禁抑豪强,而且躬行节俭,连他儿子都笑话他过于寒酸。至于李渊,要不是他削平了隋末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也无法统一全中国,创立伟大的唐王朝。 而李隆基在人们心目中,虽然几乎成了个恋爱至上主义的风流天子,其实他在位前期,头脑清醒,英武明断,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开元之治,也是著之于史册,一直被称道的。 这些皇帝后来就渐渐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说明生理心理衰老的同时,久握权力的腐化结果,也就随之而来。 由于事不躬亲,偏听偏信,自然拒绝直言,喜爱奉承,好大喜功,宠用非人,这也是老人政治的特点,再加之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深闭后宫,嬖幸用政,最后必定是胡作非为,昏聩愚蒙,倒行逆施,祸国殃民。有的驾崩了,还贻害无穷,得后人为他付出代价。

孙权清醒时,认识到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袁本初、刘景升废长立幼,造成兄弟厮杀的覆辙,但他到了晚年,对太子的或囚或废,比袁、刘还要严酷,造成了他死后继承人的大屠杀,在魏、蜀、吴三国中,吴国宫廷里的血腥记录,最骇人听闻了。 李隆基当年为了提倡节俭,甚至烧毁宫内奢侈品,令后妃以下不服珠玉锦绣,罢去两京织锦坊。可他到了晚年,为杨氏姐妹所进行的奢靡淫侈的活动,与他早期的廉政行径,判若两人。萧衍老了以后的糊涂程度,也真令人吃惊,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认识到侯景的狼子野心,决不可信,他却信之不疑,至死不悟。这位引狼入室,咎由自取的老人,最后饿死在他的宝座上,也是活该了。 洪迈在他的文章最后,“若光尧太上皇帝之福,真可于天人中求之。”这位被吹捧的太上皇,就是宋高宗赵构。罢李纲,用秦桧为相的是他,给岳飞发去十二道金牌的是他,“卑词遣使,屈己通和”,缔结割地,称臣,岁贡的耻辱条约是他,置长江以北于不顾,只求偏安的是他。 完全不像洪迈所捧得那么了不起。他根本无法和前面五位帝王相比,洪迈非议他们而肯定赵构,是没有道理的。高宗从一接位起,就打定主意不去收复失地,从心底里不主张对金抗战,他的以和立国的国策,实际是他一个极其卑劣的心计,因为他十分害怕被金人俘走的他父亲徽宗、哥哥钦宗回来,那样一来,他的皇帝就当不成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甘心父兄为虏,身死他乡,丢掉半壁江山,偏安一隅。 这一切,参与《四朝国史》修撰,在国史馆供职的洪迈,当然不会不一清二楚,但一定要来一句光明的尾巴,也属难言之隐。看来,本朝人说本朝事,尤其那位告老的皇帝,还在德寿宫里颐养天年,作家难免有一点违心之言,自是情有可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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