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艘破旧的大船。150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的遇见了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的军事工业，中国的军事实力比英国差三到四个世纪。 ——马戛尔尼 作为历史事件的当局者，旻宁浑然不晓，19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近代社会的开始。命运已将一顶“中国最后一个真正意义的封建帝王”的帽子扣在他头上，他的脚正被动地大臣被世界历史大潮推进中国近代史的漩涡…… 射鹿稚童 道光帝在悲哀。 如果说县官张攀桂的伤感源于宦海沉浮，一事不慎，了断前程。沉湎的痛点，还可归于时运不济。而集家国于一身的道光帝，此时焦虑的却是大清国运不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事不顺，内疚自责对不起社稷祖宗。 时年50岁，做了12年皇帝的爱新觉罗·旻宁，长得十分奇异。 脖细脑袋小，脸长颧骨高，眼大圆而鼓，耳薄尖而翘，生就一副恐龙相。与史书上描绘的“天表挺齐，宸仪协度，欣身隆准，玉里珠衡”相去甚远。 别看他长得不佳，却少有胆识，胸怀大志，重理学，远女色，是爷爷乾隆帝的宠儿，父亲嘉庆帝的慰藉。 他少治经史，《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圣祖圣训》等系统国学烂熟于心。亦深谙帝王权术，见解独到，每每直切要害，一语中的。 登基前，已著有诗词28卷，集诗作2755首，着文12卷，集文章171篇。内容政事典仪，社稷民生，河务水利等无不兼收并蓄，其文风朴实平和，其立意平实深远。 他善骑射，知军事，通兵器。8岁参加围场固定靶较射，就曾连中三元，获爷爷乾隆帝亲赐黄马褂。10岁时与爷爷乾隆帝、父亲嘉庆帝在木兰皇家围场狩猎，一只惊鹿驰来，他张弓搭箭，将其一箭射倒，众人皆惊再获乾隆帝亲赐花翎及黄马褂。 《乾隆御制诗》中有一首就是记录道光帝以10岁童龄，飞羽射鹿的。诗曰： 尧年避暑奉慈宁，桦室安居聪敬听。 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 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 满族尚武，骑射为先，皇族贵胄，更重其能。清王朝267年统治中，耄耋皇祖与垂髫幼孙，共驰猎场，奋勇争先，是清皇家人伦一景。乾隆帝12岁时，随爷爷康熙帝、父亲雍正帝在木兰围场狩猎，爷爷康熙帝开弓射倒一头巨熊后，为锻炼皇孙胆气，命他上前补射。惊变突生，伤熊未死，见人近前，直立欲扑。乾隆帝临危不乱，张弓搭箭与之周旋。康熙帝急持猎枪，纵马上前，将巨熊一枪毙命。 然而，12岁皇孙的镇静自若，从容应对，让康熙帝喜动不已，连连夸赞：“此子诚有福。” 这次孙子旻宁10岁射鹿，比自己12岁射熊还“争先早二龄”。忆盛年，自己一生的辉煌有望在这个幼童手中延续。已是八旬有余的乾隆帝，又如何不高兴感慨呢？ 31岁（1813）那年，旻宁以皇次子身份，指挥弟弟、太监和宫中诸王大臣成功击退袭进内宫的200名天理教徒，保卫了皇宫的安全。在养心殿附近，他亲自用鸟枪一连击毙两个企图攀墙进殿的教徒。未在京城的嘉庆帝接到奏报后，感动得垂泪夸赞他“有胆有识”、“可嘉之至”、“忠孝兼备”，认为“大内平定，实皇次子之力也。”遂加封他为“智亲王”。 旻宁37岁继承皇位时，已是一位文武兼修，心智成熟的帝王了。 他登基以来，生活节俭，控制开支，致力平定西北边患。12年里，皇室费用被抑制，无谓贡品被裁撤，秋狝行围被废除，西北边患被平定。特别是九战九胜，将父亲嘉庆帝在世时，就让朝廷困扰不堪的张格儿武装叛乱集团尽数剿灭，稳定了边境，告慰了先帝。 观其言行，可谓许身社稷，殚精竭虑，从未懈怠。可毕竟是将大清千秋扛于一身，道光帝兢兢业业下，愈加时刻惶恐自己德能远不及先祖。特别是此时此刻的他，不断困扰于夷人及鸦片，愈加深叹西夷猖獗，海防不宁，邦本不固，愧对祖先。 他很矛盾，登基未久，即有不能得心应手的感觉。诗文中（《御路情怀》）时常有“行营较射忆当年”的豪情回忆，也有“举目风光暗怆然” 的衰落感伤。有“仰瞻骏烈增钦慕”的自励自省，也有“躬率追奔创业艰”的疲累迷茫。 是的，乾清宫列祖列宗画像下，深夜孤灯时，这个清朝的第八位帝，常常心生郁闷，慨叹自己的力不从心。
张弓搭箭，逐鹿中原，问鼎天下，他不如创业先祖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帝；开疆拓土、安邦固本、宣威四方他不如盛世时期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就连父亲嘉庆帝任上，遇见的也不过是白莲教、张格儿等武装内乱的纤芥之疾。而自他临朝，偏又内乱之上，添加了外患。最近夷船与鸦片的汹汹来势更让他寝食不安，隐隐约约中，他似乎感到有更急迫的威胁将要出现。 作为历史事件的当局者，他浑然不晓，19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近代社会的开始。命运已将一顶“中国最后一个真正意义的封建帝王”的帽子扣在他头上，他的脚正被动的被世界历史大潮推进中国近代史的漩涡…… 此时的道光帝，“头脚分离”，步履艰难。清朝立国已久，他身为万里江山的实际主宰者，头脑里坚决捍卫祖制，誓死守成家业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决不动摇。 然而，列祖和先帝没有给他留下外交与治海的丝毫经验可供借鉴。在历朝历代中国之主的字典里，蛮夷之邦的唯一选择，只有被征服，继而称臣纳贡。万里海波，永远是偌大帝国的最后一道防线。 谁知，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世界骤变，洋人雄起，诸强环立。 海波驮来了列强的军舰，鸦片与枪炮汹汹杀进了帝国的腹地，风起于青萍之末，而终呼啸于天地。 道光帝举措失着，显得慌乱不堪。 责任不容他懈怠，帝国需其支撑。此时，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新的挑战出现，他只能急忙拔脚赶往，前去应对，或盲目堵截阻止，或违心被动适应。 他的帝王业绩表现为：忙而无功，鲜有作为，疲于奔命之后只有失败。 后世史家之笔，多形容道光帝因循守旧、掩耳盗铃，抱残守缺，错开创新时代的大好时机，致使近代中国走上了自由落体的拐点。还讽其“晚年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是“一味自欺欺人”。其实，封建专制这块短板儿，若不是坚船利炮相逼，让哪个帝王放弃都不易。至于失败者不愿回忆旧事，回避伤心的环境与敏感词汇，却倒也是常人心理。 道光帝悲哀反思时，尤为怀念祖父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这位著名的“十全老人”，这位雄才大略的祖父，让后来者多生活在他的阴影里。登基后的道光帝经常躲在书房里，“恭阅皇祖高宗纯皇帝实录”，“仰见皇祖之意”，“溯查皇祖高宗纯皇帝大沛恩慈”，处理国家大事的方法也每每是“着照乾隆年间旧例”。本着爱屋及乌，乾隆年间多有得力的旧臣，也不忘时时奖彰。 然而，他从未意识到，或是内心隐隐想过却不敢承认，就是乾隆帝，这位自称“十全老人”的盛世帝王，给后来人留下的不仅仅有丰功伟绩，诗酒风流，还有自他起就酿就的妄自尊大，闭关锁国，以致偌大一个帝国最终盛极而衰的恶果。 痛定思痛，道光帝其实是在代先人受过，为祖宗买单。 夜郎乾隆帝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一（1792年9月26日），欧洲国家最大规模的赴华使团，在马戛尔尼勋爵（1737。5。14——1806。5。31）和乔治·斯当东（1737—1801）的率领下，乘坐拥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容积为1，200登记吨的东印度公司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从世界第一强国英国向东亚第一大国中国出发。 这是大英帝国以给乾隆帝祝寿为名的一个使团，更是一个西方强国为向海外扩张，以寻找更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叩关使团。 他们此行中国的具体目的是： 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 对如何组建这个使团，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可谓煞费苦心，使团内集中了英国杰出的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近百人，加上士兵、仆役、水手共有近700人。携有陶器、瓷器、挂毯、地毯、马鞍、毛瑟枪、手枪、剑、炮、布料、羊毛、枝形挂灯、绘画和天象仪等天文设备。特别是还有一艘象征着近代化武力的“皇室号”战舰模型，船上有战舰配有一百门大口径铜炮，在当时属于威力无比的“大杀器”。光是上船登记就花了几天的时间。
在英国人看来，这些都是英国君主赠与中国皇帝的礼物。 而在清朝的官员们眼里，它们则是理所当然的贡品。可怜乔治三世家底尽出，明明是准备作为敲开清朝的门户的糖衣炮弹，却居然被收礼者视作不远万里而来的“朝贡”。当两种心态以这种方式相遇，这样的结局虽不能不令人哭笑不得，却也是合乎情理。 9个月之后，即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1793年6月19日）使团经长途跋涉，终抵中国澳门。六月下旬（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八月初十（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了乾隆帝，递交了国书，参加万寿节活动。 在此之前，中英人员在外交礼仪上，已发生过一次严重冲突。 按照清朝礼仪要求，觐见皇帝时要向皇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戛尔尼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在英国，只有向上帝祈祷时，才双膝下跪，觐见英王时也只单膝下跪和吻手。故他提出如果他向中国皇帝跪拜行礼，中国官员同样要向英国女王像跪拜行礼。马戛尔尼的观点遭到中方官员斥责。从六月底到八月中（7月下旬到9月中旬），双方就礼仪问题争执了近两个月时间。此事惹怒了过度自尊的乾隆帝，他认为英使“妄自骄矜”，别有所图，戒心大起，勉强同意英使可以“顺其国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礼”。 觐见之后，乾隆帝对马戛尔尼书面提出要求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在北京设货栈，为英商提供一座停泊、居留、存放货物的岛屿，为英商在中国内河运货减免税赋和公布关税额例等一系列涉及两国贸易和建交问题，均以与“天朝体例”不合，加以拒绝。并傲慢的告诉马戛尔尼“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以后如果再到中国浙江、天津等沿海地区经商贸易，将被“驱逐出洋。马戛尔尼就这样沮丧地用一年时间来中国，又用一年的时间回到英国。而中国，在傲慢的乾隆帝误导下，错失了一次与西方先进技术交流的机会，继续陷于闭关锁国的迷梦里 西方人曾这样感慨：“中国与西方的接触是比日本更早和更慢的；而且有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什么西方控制的威胁，西方的各政府反而小心翼翼得与中国打交道，认为它是一个未知数，一个大国。但是中国对西方文明所表现的好奇心只是一种流行娱乐式的好奇心。西方没有一种品质，没有一个主观信念真正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按照中国的价值标准，西方风格中没有一样会使人在丢掉它之后感觉丢脸” 。 表面上看，乾隆帝的自负傲慢是有理由的。 这位清代入关第四位皇帝，曾建有不世之功。 在他统驭的60年中，清朝攀升到了“康乾盛世”的顶峰。他治下的东方古国，GDP达到世界的51%，超过当时世界各国财富总和，人口达3。3亿之众，版图亦有1，310万平方公里之广。他一生自得文武双全：文有《四库全书》，自己著诗42，613首，武功上同样南征北讨，战功赫赫。 自认创下千古不及伟业的他偏好浮华，酷喜自夸。最为高潮的是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1792年11月16日）这天，乾隆帝兴致极高，颁下《御制十全记》，将自己一生的武功业绩主动归纳为十点： 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翻译过来就是：有“十全武功”——一是乾隆十二年（1747）平定大小金川；二是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部；三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再次平定准部；四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回部；五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平定缅甸；六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再次平大小金川；七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湾；八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平定越南；九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平定尼泊尔；十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再次平尼泊尔。并从此自诩为“十全老人”。 其实，正是他执政期间，清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败。 他不顾国库空虚，六下江南，导致国库乏银；他用人失察，身边宠臣和坤贪污钱物折合白银九亿两，等于当时全国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成为历史上世界最大的贪官；他政治腐败，制造文字狱160多起，荼毒成千上万无辜文人与家属；他穷兵黩武，发动十几次内外战争，引发白莲教等农民起义；他思想禁锢，夜郎自大，拒绝中西文化贸易交流，错过了与欧洲先进科学技术最好的交流时机。 最典型的莫过于这次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交流与碰撞。在这次表面上失败的接触中，敏锐的西方人，看到“中国是一艘破旧的大船。150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的遇见了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的军事工业，中国的军事实力比英国差三到四个世纪 ”，称乾隆帝所领导的国家已成为一个“停滞的帝国”。
乾隆帝焉知，恰是他的骄傲自负，夜郎自大，祸及了他最为钟爱，赋诗夸赞，10岁即能箭射飞鹿的皇孙…… 简论： “射鹿稚童”——道光帝旻宁，不是一个幸运儿。当大清帝国江山交到他手中时，上距康乾盛世仅仅25年。而在他手中，大清却一蹶不振，从此步入衰微。是旻宁昏庸无能，荒唐腐败所致？尚不能这样断论。如按帝王“划型”评价旻宁，可以看出，他虽不是扫清六合，荡平八荒的开国之君；不是继往开来，力挽狂澜的中兴之主；也算不上胡作非为，游龙戏凤的荒唐帝王；更无所谓大厦将倾，泣告祖庙的亡国之君。其俭朴谨慎之风亦非完全平庸，似可归作一个上赖祖宗荫德，下靠股肱大臣鼎力辅佐的守成皇帝。 中国近代历史之所以在他执政时成为分水岭，究其原因，是他的祖父乾隆帝、父亲嘉庆帝给他留下的包袱太过沉重了。 正如戴逸先生所言：“历史经常被迷雾笼罩着。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 美籍华裔史学家徐中约也认为：“乾隆统治下的灿烂辉煌已经播下衰败的种子。” 并分析其原因是：“中国过度沉溺于奢靡，而忽视了根本问题。人口增长超过了土地增长，导致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下降；军务废弛；腐败与陋规在帝国官僚中广泛蔓延，这些问题造成所谓‘王朝循环’这一历史图景的再现。到1775年（乾隆40年），清王朝的国运走下坡路了。” 还应看到的是，与西方新生资产阶级国家相比，大清帝国的“生产关系仍然是旧的，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 。闭关锁国，重农抑商，吏治腐败，科技落后……。 英国学者马森评价中国封建政府的封闭时说：“与世隔绝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阻碍了它的发展，欧洲文明是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和遥远的西亚各国人民创造的各种文明相融合的产物，而中国文明只是土生土长的。 ” 侵入东北的英国海军军官宾汉，在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狂妄地攻击道：“中国是个长期愚昧而又骄傲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动力的国家，是世界范围内落后国家的成员之一” 。 历史是一个曲折的演进过程。然而，改变整个历程的，往往就是那重要的关键几步，亦是目前仍在热说的“重要机遇期”。强调“膝盖礼节”的乾隆帝错失了机遇期，没能抓住有利时机，融合两块大陆上最为成功的经验。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曾天真地设想：“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 。” 严酷的现实是乾隆、嘉庆二帝把一个封闭期隔绝，看似辉煌，“盛世”不盛，实如累卵的烂摊子，心满意足的交到了道光帝旻宁手里。25年后，一朝山河失色，君王美梦破。在一系列新的危机爆发面前， 才能气魄均平平的旻宁，又怎能挽狂澜于既倒？ 错失良机的庞大帝国，开始其无法逆转的倒塌。纵有其后所谓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之类所谓名臣只手补天，然而颓势已成，制度的失败让清朝已经彻底输在了起跑线上。而后，当中国在巨大的震痛中醒来时，四万万人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