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制造了大屠杀的领袖或君主，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愿意追随(效忠)他们?或者说，为什么他们的手下不联合起来对抗他们，或推翻他们残暴的统治(领导)?
以上的“领袖和君主”主要包括了两种类型的人。
一种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取得过阶段性成果，建立了短期的农民起义军政权，但马上被迅速消灭。我把他们制造的“大屠杀”归类于：起义过程中，为了战役或者战斗的阶段性胜利，或创立短期政权之后，由于失当的政策，而进行的大屠杀。
代表人物：黄巢、张献忠、李自成。
另一种是君主类，我称为：在他领导下，能在他所处的时代或因他的基础而建立相对稳定政权的。我把他们制造的“大屠杀”归类于：政权建立后，为了树立权威、维稳等政策，或因自己心态畸形，而进行的大屠杀。
代表人物：朱元璋、朱棣。
先来说第一类人。农民起义军，以及他们的领袖。
原因1)同是杀人狂魔，没必要反。
首先，中国历史上，历朝的农民起义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的并不多见，大多数的结果是烧杀掳掠，玉石俱焚。农民起义军，从不讳言自己的暴力和残酷。
张献忠部队一向的宣传口号就是：“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
翻译：投降不杀，抵抗作死。
即使是军纪严明著称的李自成部队，在进攻北京的途中，也发布了如下的恐怖命令，翻译成现代话语来说，大概是：义军兵临城下，不许抵抗。起义军放第一声炮，城中掌印官要出城迎降;放第二声炮，城中绅士要出城投降;放第三声炮，全城百姓要跪在街边，迎接起义军入城。如果略有抵抗，则破城之后，必大举屠杀，“寸草不留”。
在史书中，并不乏李自成屠城的记载。
在《水浒传》中，即使是施耐庵笔下，那些用理想的笔墨塑造出来的好汉们，也视“洗荡”村庄为常事。
宋江攻下有“一二万人家的祝家庄后，立刻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只因石秀说，祝家庄里有一个老人，曾经给梁山好汉们指路，“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
宋江这才大发善心，唤来老人，对他说：“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就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
农民起义军拿起刀枪前，手里握的是锄头。他们文化素质低下，聚集在起义的大旗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什么“纲领”，而仅仅是因为饥饿。很难想象，仅仅因为握住了武器，他们就会从“愚昧狭隘”的中国农民瞬间化蛹为蝶成“革命战士”。
不仅张献忠如此，他率领部队的成员都如此。张献忠、黄巢，他们只是杀人狂魔队伍中的究极杀人狂魔而已。
可以想象，起义之初，两军交接，多数是这些业余的农民起义军战士一败涂地，但这些犹斗的困兽在临死关头突然暴发出惊人的能量、舍命反击的时候，他们就彻底扭转了自己态势，也扭曲了自己的灵魂。这些淳朴善良逆来顺受的农民突然变成了另一种人们所不了解的种群。
他们的生活在此之后，完全靠暴力来维持，抢财宝抢粮食也抢衣服抢女人，抢完之后还要放一把火，称为“放亮儿”。
暴力使他们获得了权力。
刀枪的收入显然比锄头迅速得多，也丰富得多。我们可以想象起义者们燃烧的激情。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原来的生活猪狗不如。暴力使他们头一次获得了远远大于期望的权力与尊严。
他们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的领袖，攻城略地，打家劫舍，每一天都是节日，每一刻都似狂欢。即使第二天死去，也心甘情愿!
他们发现了暴力的乐趣。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农民们遭遇了太多的暴政、贪婪和不公，因为缺乏正常的舒张渠道，他们应对生活中一切不公的唯一态度就是忍耐。然而，极端能忍耐与极端的非理性暴力，正是一个扭曲人格的相辅相成的两面。
在他们顺从的表情下，仇恨和恶毒早已日积月累成深潭。在起义之后，约束他们的所有的绳子都戛然而断，被压制在人性最深层的险恶、野蛮以及报复欲望倾巢而出。
这个世界上最驯良的人种就变成了最凶恶的一群。
原因2)农民起义军渐渐为了暴力而暴力，不觉得杀人残忍，反以为乐。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年初，李自成与张献忠合兵攻取了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农民军焚毁了凤阳雄伟高大的宫殿，烧掉了明皇陵三十万株参天巨松，大火燃烧数日，“光烛百里”，“士民被杀者数万，剖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余间”。
杀了数万的士兵不算，毫无抵抗能力的妇女、婴儿，尽数被杀。
从凤阳撤走后，他们又奔向安徽六合。
“是日围六合……裸妇数千，詈于城下，愧沮者磔之。”
抓来几千名妇女，命令她们脱光衣服，向城上叫骂，激城内守兵出战。谁不大声骂，就把谁碎尸。
除此之外，他们还“聚小儿百十，环木焚之，听其哀号为笑乐”。
同年十二月，农民军攻陷安徽霍山。
“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夫与父，淫其妻女，然后杀之者。有驱人父，淫其女，而后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其腹中男女，剖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儿于内，观其跳号以为乐者。有缚人于地，刳其腹实以米豆饲群羊，取人血和米煮粥以饲驴马。所掠子女百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而去，暴酷亘古未有。”
强迫父亲强奸女儿，解剖孕妇验证婴儿的性别，这些场面向前可追溯到商纣或者古罗马时期，以后在清军入关以及日本侵华时也屡屡再现。
农民起义军们被饥饿驱使，被官府所追逐，如果起义领袖的素质不高，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精神动员和纪律约束，那么他们很容易放弃伦理规范，把自己交给本能，按“乱民”、“贼寇”、“强盗”的活法来活。
偏偏张献忠和黄巢这样的领袖，就是那样没素质而崇尚暴力的人。
心理学家指出，暴力确实能给人带来快感，这种快感还很容易上瘾。
军事生涯是艰苦、紧张、枯燥的，折磨俘虏，放纵暴力甚至是许多军队里唯一的娱乐。小俣行男著《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记载，日本军人在华烧房子烧上了瘾：“有的士兵就这么说：‘队长，我不见火灾就睡不着，今晚上也让我烧它两三幢吧!’”战场往往使人丧失人性。
在明末诸起义军中，张献忠部对这种“娱乐”最为热衷。
原因3)底层社会文化的人道精神缺失。
在封建专制下，法律虽然残暴，但对人命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
比如，每年帝国所判的死刑，都要呈报给皇帝，由皇帝亲自校核审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层思维中，人命却是不甚值钱的东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
“头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他人的性命，在张献忠等人眼里，只分有用和无用两种。年轻身壮的，可以为自己冲锋陷阵或者当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体弱的，对自己无用，所以一律杀掉。
《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李逵和戴宗在店里吃饭，李逵不小心把一个老人的面条打翻，老人揪住他说理，李逵伸手就打，幸好被戴宗劝住，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人命。及至第六十七回，李逵路经一店，吃了饭不给钱，被店主揪住，李逵索性将他一斧砍了。
这些行径，在街头巷尾的听书人那里，引来的只是轻轻一笑，似乎他们喜欢的英雄像顽皮的孩子失手打了个碗碟，益发显出这个孩子的活泼可爱。
甚至《水浒转》第四十回这些血腥场景，也是被说书人当成“豪杰行径”绘声绘色地说，被数百年间的底层听众当成英雄人物的英雄壮举，如醉如痴地听：
李逵为救宋江，在江州劫法场时，“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
本来已经救出宋江，无须再使用暴力，可是李逵却杀性大起，“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官军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
后来，晁盖阻止李逵别滥杀百姓，可是那汉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平心而论，此时的李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变态嗜血的狂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渣败类。然而，同时他却是几百年间民众喜欢和崇拜的对象。仅此一例，我们就会判明底层文化的人道精神，对生命的尊重意识，淡漠到了何等程度。由此，我们也多少会理解那些秉承水浒精神揭竿而起的农民武装，为什么留下了那么多血腥和残忍的记录。
原因4)集权体制的威力。
张献忠这样的杀人狂魔也许是疯了，问题是：为什么他的数万部下依然对这个疯子俯首帖耳，一丝不苟地执行这个疯子的任何疯狂指令?
这就是东方社会集权体制的威力。这个体制的特点就是没有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会把一个人的英明放大为全体的胜利，把一个人的疯狂放大为全体的罪恶。在张献忠之前，有朱元璋出于一己之私，大肆屠杀功臣，而几乎所有功臣都老老实实地引颈受戮。张献忠部那些手持刀刃，整日像切瓜砍菜一样砍杀无辜居民的普通士兵，他们执行这些任务时，内心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呢?
在小俣行男著《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里，对参加屠杀的日军的采访，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几百年前的张献忠军队：
因为经常在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了。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那些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引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就会闪出嗜虐心理。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到的俘虏每十人捆成一捆，推入井中，然后浇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那些农民出身的张军，当然明白他们所杀的人完全无辜。他们不是在报复心的驱使下举刀的，所以杀人时，他们内心所有的，只是麻木，司空见惯，“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中国农民存在于世上的全部任务是做提供剩余产品的“顺民”。
如鲁迅所说，历朝统治者只恨没有如细腰蜂一样的毒针，否则，他们绝不惮于把农民们变成没有大脑只会劳动的青虫。
长久被自然、宗族、政权和意识形态捆缚，农民们失去了自我意识。农民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都处于沉睡状态，他们即使团结起来，也只能成为别人的工具。
后来，张献忠清除四川籍军人，而张军的余部在听到命令后，把刀锋对准他们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时，也一样不折不扣。
这些因为天翻地覆而从任人宰割的羊一变而成为凶恶无比的狼的农民，骨子里还是充满着“顺从权威，避免思考，永远随大流”的羊性。即使在张献忠辞世，他的继承人改弦易辙，不再滥杀无辜之后，他们依然奉张献忠为故主，一口一个“老万岁”。
第二类人，君主类。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皇帝所做的种种措施，归结起来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那就是：让广大人民知道，效忠于皇帝，必然得到好处。
这是一条绝对不能动摇的原则，它关系到君主统治的稳定性。
皇帝利用一切手段，制造的所有温情或残忍的剧本，传达的关键信息只有一点，那就是“只要站在我这一边，必然前途光明”。
皇帝判断一个人的标准不在于道德素质，而在于立场。
明成祖朱棣在篡位成功之后，采取了黄金与铡刀双管齐下的维稳政策。
首先他赏赐起功臣来，手笔之大，令人瞠目。那些原本是燕王府中的亲兵首领，地位卑微的小军官们，一跃成了帝国的新贵，封公封侯，蹿升到贵族阶层中的顶层。原来的护卫千户朱能封为成国公，小小的指挥佥事张玉被追封为荣国公，两人俱“三世赠王”。
对于那些投降他的建文帝的遗臣，他也表现出极为宽宏的气度，一律既往不咎。为了安抚降臣，他命令把建文帝宫中收藏的千余封奏章一把火烧掉，以表示绝不追究他们反对自己的责任。
而对那些坚决反对他的人，他则比野兽还要凶残。
黄子澄是削藩的始作俑者，是朱棣起兵时宣称要消灭的第一个“奸臣”。朱棣篡位成功后，命人砍掉他的双手，黄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斩去双脚，接着把黄子澄砍成肉泥。黄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斩首，三百八十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
曾在山东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铁铉，被送到朱棣面前时，反背坐于廷上，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铁铉耳朵、鼻子割下来，“碎分其体”。
建文帝的礼部尚书陈迪在朱棣面前与之辩论君臣大义，骂不绝口。朱棣命人把陈迪的几个儿子都抓来，并且割下他儿子的耳朵、鼻子，让他吃，并问味道如何。陈迪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香美无比。”
父子六人，同被凌迟。
朱棣曾和方孝孺在殿上对骂，恨其嘴硬，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他发明“诛十族”，与方孝孺有关系的八百七十三人被磔杀于市。朱棣发明“瓜蔓抄”，为了泄一时之愤，从一个仇人开始，转相攀染，广加株连，滥杀无辜，动辄让数百人死于非命。
说了以上的恐怖例子，该归结第二类人“大屠杀”的原因了。
原因1)极致的残酷削减了抵抗力。
朱棣，包括他爹朱元璋，乃至历代曾制造的骇人听闻屠杀惨案的君主们，并非完全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才下的昏命令。就像流氓们残害他人并非仅仅是为了取乐，流氓们行凶，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于人的能力，从而获得别人的惧怕。在能够利用道德面具的时候，君主们从不会露出他的犬齿。然而，在雄辩和谎言遮挡不住的部位，便只剩了暴力这一种选择。
因为极致的残酷能削减抵抗力，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的核屠杀引起了日本当局迅速的投降。一个更为人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战而降。
大屠杀能有效地瓦解反对者的势力，使更多的观望矜持乃至不满者迅速抛弃了犹豫、廉耻和义愤，无条件地站到了施暴者的旗帜之下。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皇帝开展大屠杀后，大臣们为其卖起命来都是诚惶诚恐，竭尽全力。暴力能有效地巩固君主的统治。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
封建专制下，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特别是当权力没有足够的道义基础时，铡刀往往比黄金管用。
中国百姓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在暴力面前驯服。
原因2)即上文的原因4提到的：集权体制的威力。
原因3)并非一味杀人。恩威并施，励精图治，精明消除屠杀影响。
朱元璋出身草野，头一次当皇帝，政治手腕有诸多不够老到之处，许多招法用得过辣过猛，杀人过多，成为政治败笔。但大明没有因此垮掉，因其继任者朱允炆以及今后的朱棣，都是高素质的继承者。
而朱棣更是直接继承了朱元璋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阴鸷，手法更老到更圆熟。
他对残暴用之有度。目的达到之后，他就适时收手，着手修补自己的形象。
这一点上，另一位篡位者李世民做得更是出神入化。
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
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当恪守正道。
不节制的暴君往往没有好下场。道德这个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放置在日常应用的位置上。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曹操制造的徐州屠杀，还是朱元璋、朱棣、李世民的清除异己屠杀，他们都是阶段性的，而且没有把屠杀作为自己的日常取乐或是维稳的唯一手段，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可以把自己表现得励精图治，英明神武，热爱正义。这点上，君主们就是比起义军领袖要高一层。
总结：
1、对于土豹子们(农民起义军领袖)制造的屠杀，为什么还对他们效忠?
1)同是杀人狂魔，没必要反;
2)不觉得杀人残忍，反以为乐;
3)底层社会文化的人道精神缺失;
4)集权军队体制的威力。
2、对于君主们制造残酷大屠杀，为什么还对他们效忠?
1)极致的残酷削减了抵抗力;
2)集权体制的威力;
3)恩威并施，励精图治，精明消除屠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