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突然去世，对于曹丕是一场危机。留给曹丕及其继承人最大的政治难题，是一场看似不起眼的过场戏———汉帝“授太子（曹丕）丞相印、绶”。此一流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走走过场，可大可小，但其实干系重大，稍有不慎，一招落空，满盘皆输，其关键在于“魏王”与“汉丞相”之间的“不对称”———当时，曹丕已被立为太子，因此，承袭魏王铁板钉钉，但是，如果不能领丞相印、绶，则朝不保夕，甚至有灭门之祸（此一点曹操生前已有提及）。当然，以当时曹魏势力，曹丕夺取丞相印绶自然不是问题，但仍然需要汉朝傀儡政权的一个印章。因此，之后的名义上的禅让、实质上的篡位则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一政治难题。 这一篇我们关注在“曹操之死”这一组织变局的关键转折点上，曹丕缘何由最初汉帝诏命的过场戏走到“假禅让为攘夺”的篡位之举。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即便也曾觊觎过皇帝大位，不过，终其一生，唯以周公自诩，未敢篡汉自立。但是，曹操辞世不足一年，其子曹丕还功业未就，就迫不及待地以所谓“唐虞盛事”，“假禅让为攘夺”，废掉汉献帝，践祚登基，建立了大魏王朝，这便是后来的“汉魏故事”。 尽管托古“禅让”费尽了心机，但是，无论怎么样包装和伪饰，曹丕都难以逃脱篡位之嫌。不过，曹丕称帝似乎又是情非得已，其中也有一些难以言喻的苦衷：其父曹操南征北战、纵横捭阖，终于创建了曹魏基业，此后，子承父业便天经地义了，但是，如果曹丕有一天蓦然发现魏国这个组织系统其实是无法独立、自存、自圆其说的，那么，他想望着打破这个似乎不能自给自足的自组织，并在另一个更大的组织系统内，为他本人乃至他的那些后继者们设计出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 此后，不断地由权臣导演的“禅让制度”便相沿成习，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更迭———作为解决政治矛盾的核心———的主要形式。 当公司组织裂变已不可避免之时，属下的人事安排就至关重要。皇权更迭，“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稍有不慎，戏剧中常见的“弑父”情节就会相继上演。而曹丕篡位也大有殊途同归之意，只不过其“假禅让为攘夺”，相对于“征诛”而言，已属难得了。 汉帝“诏命”：必须的过场戏 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崩于洛阳军中，一代枭雄壮志未酬，便撒手人寰，令人唏嘘不已。当然，一位强势的父亲终于谢幕了，早已经被立为魏国太子的曹丕就要熬出头了，从此，他不必再战战兢兢。不过，看似一切都尽在掌握，但其实不然，这更像是一场看似不大不小，实则又可大可小的政治危机，甚至于一招不慎，却可能满盘皆输。 当时，曹丕正留守在后方邺城，此时军中却是暗流涌动：先是“青州兵”集体哗变，继而曹彰又带兵从长安来奔，欲袭取魏王玺、绶，借机矫诏立曹植。此二事变之于曹丕，不可不谓之为危机，尤其曹丕熟读经史，设身处地，更不可能不晓得秦朝末年胡亥矫杀公子扶苏的那段往事，以及眼下曹彰矫诏的利害。 曹丕的昔日群僚们乃至后世的史学家们看似也都不约而同地将当时的主要矛盾聚焦于“青州兵”以及曹彰问难，但是，曹操之死留给曹丕及其未来继承人的一个最大的政治难题和隐患，却是另一场看似毫不起眼的过场戏，这便是一度被曹丕的那些幕僚们看作是透明人的那个傀儡———汉帝的“诏命”。 据《资治通鉴》载，“群臣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尚书陈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胡三省注：爱子，谓鄢陵侯彰也），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汉帝寻遣御史大夫华歆策诏，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领冀州牧。“
对于只知曹魏、不知有汉的陈矫之辈，无论是曹丕即魏王位，还是掌汉丞相印，都像是顺理成章的举手之劳。然而，“党锢之祸”殷鉴不远，对于那些崇尚名教和名节的东汉末年的士人们而言，这却是纲常大防，对此，《三国志·陈矫传》亦可见一斑，“太祖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不过，陈矫先斩后奏的策略，无疑解决了曹丕的燃眉之急，事后的曹丕也没忘投桃报李，如是评价，“陈季弼（陈矫，字季弼）临大节，明略过人，信一时之俊杰也。” 随时发酵的隐形危机 其实，以当时的情势而论，所谓汉帝“诏命”也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橡皮图章”而已，所以，曹丕即魏王位，领汉丞相印都早已是板上钉钉的既定事实，一旦尘埃落定，之前曹彰矫诏的危机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侥幸躲过一劫的曹丕却未必如此坦然，毕竟，对于他的子孙后代来说，隐形的危机却可能随时发酵，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移势易，这个橡皮图章一旦被他人掌握，也许就会演变成一把随时都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稍有不慎，就可能有灭族之祸。 其实，这一切都源于一直被世人漠视的汉、魏之间可大可小的政治张力，尽管大汉王朝早已经名存实亡了，而当时的汉、魏这两大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像是时下流行的“两个牌子、一套班子”，但是，这仍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单从逻辑上来讲，作为诸侯国的魏国也是不可能独立、自存的，何况自汉高祖以来，就鲜有异性封王且可以长存于世的，尤其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义”盛行的特定历史之下。 古代中国之诸侯国迥异于今日世界之联邦制，而且，名义上可以世袭的魏国看似今日所谓之M BO，却没有“物权法”的保证，所以，汉、魏之间从来都不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休戚与共，更像是一种切切实实的“零和博弈”，对此，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已早有警示，“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言犹在耳，曹丕自然也不肯继续授人以柄，默认曹魏势力的“七寸”被一个傀儡汉帝捏在手心，所以，形势所逼，曹丕必须改弦更张，另打锣鼓重开张，方可永保无虞，否则，久拖不决的沉淀成本，却可能是灭族之祸。由此可见，曹魏代汉自立，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因为曹氏子孙能否永享魏国基业，端在于魏国能否独完，事实上，魏国存在的合法性，却是先天不足的，一如即便贵为魏国太子，曹丕仍需要汉帝“诏命”，方可名正言顺，而更大的隐忧却是，作为魏王的曹丕还需要再兼领“汉丞相”之军政大权，才能保证魏国的长治久安。 代汉自立：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 “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即便是倾慕鲁仲连择主而仕，功成身退，并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是，政治舞台就像是一个角斗场，一旦入彀，绝无暂停、后退，更没有所谓退出键，于此，一个血淋淋的个案，便是高平陵之变时，曹丕的族侄曹爽最后想做一“富家翁”而不得。所以，情势所迫，且为后世子孙计，无论所作所为是否违忤心性、志趣，曹丕都不得不孤注一掷，这与那些绞尽脑汁想在退休前完成M BO的国企领导人如出一辙，而有所不同者，方式而已，无论他们是否曾经使企业起死回生过，但是，他们却都不甘于因退休而出局。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有云，皇权更迭，“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而曹丕到底选择了后者，即便无关于宅心仁厚，也非人性使然，但是，相较于其后那些篡弑的权臣，曹丕终究宽厚了许多，毕竟，“假称禅让以移国统”之后，曹丕还封废帝刘协为山阳公，未尝有所加害，而刘协甚至还活到曹丕去世，其子曹睿即位改元之后，但近二百年之后，宋武帝刘裕却“篡大位而即戕故君”。对此，赵翼持论公允，“此固世运人心之愈趋愈险者也。” 其实，当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文、武之间，就颇有些争议（《三国志·武帝纪》：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因为此举原本就是一把双刃剑，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而这与秦末项梁、项羽初起事时立楚怀王如出一辙，但曹丕到底没有效尤项羽击杀楚怀王之举，尽管汉献帝、楚怀王都不过是一枚棋子，但惟其是一傀儡，便人人可据为己用，以至于汉高祖刘邦也果以为“义帝”（楚怀王）举丧为名，兴兵伐楚。当然，曹丕之所以不杀汉献帝，也许是不想再重蹈西楚霸王的覆辙。 毋庸讳言，曹丕称帝后，也就丧失了南征吴、蜀的道义勇气。不仅如此，对于割据、称帝一事，曹丕在做，而刘备、孙权在看，毕竟，无论多么急不可耐，以刘氏宗亲自诩的刘备终究不可能率先称帝的。而一旦曹丕篡汉，刘备便迫不及待地“诈称”汉献帝遇害而匆匆登基；之后，最理不直气不壮的孙权也步其后尘。如此，魏、蜀、吴三国也就失去了彼此征伐的勇气，而光和末年黄巾之乱以来的混战局面也因此暂时舒缓，人民也临时得以休养生息。所以，曹丕篡汉也并非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