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是什么？“官”字为何有两个口？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一是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二是旧时称属于政府或者公家的，如官办、官费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官就是人们说的“领导”、“头头”、“干部”等等称谓。而“官”字两个口，有人解释是，一个用来公款吃喝，一个用来训斥百姓。这里暂且不讲训斥百姓，要讲一讲公款吃喝。
在古代中国，官场上的公款吃喝接待由来已久。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刘备在桃园结义后，与关羽、张飞一起参与讨伐黄巾起义军，大小打了30余仗，立了累累战功，却只被封了一个县尉官职。有一次，督邮路过这个县，刘备既没有送礼，更是招待吃喝不周，督邮便故意刁难，逼迫县衙的工作人员指控刘备欺压百姓。张飞得知后大怒，将督邮揪出馆驿，痛打一顿，然后刘、关、张三人辞官走人，另谋发展。古代官场吃喝风盛行由此可见一斑。
古往今来，动用公款吃喝风一直是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久治不愈的一大痼疾顽症。在古代官场上，动用公款招待过往官员和吃喝送礼，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当时，有关的礼仪规格和接待标准，朝廷虽然早有明文规定，但各地官场都不执行，而且竞相攀比，水涨船高。尽管几千年来，公款吃喝风极大地损害了各级官员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但也早成为各级官员的生存法则。
周公的《周礼·天官》中说：“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他对不同等级的配肴上菜、摆列方式、器皿使用，以及席间歌舞助兴等都作了具体规定。所以宴乐的排场从来都是彰显地位的方式，宴会上的庭食千品，旨酒万钟，以及钟鼓铿锵，管弦晔煜，都是他们贵族待遇的享受。而以后皇帝登基有元会宴，建号改元有定鼎宴，皇帝祝寿有万寿宴，其它如鹿鸣宴、琼林宴、烧尾宴、千叟宴等等名目繁多，秦始皇建郡县制以后，则出现了官员们的饯别、接风的宴会，《汉书》也说：西汉后期，政局屡变，地方官调动频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
中国古代官员送往迎来都非常重视接待时的排场，而且为了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以求得升迁，或出于利益关系而互相结交，在接待的背后，又往往会伴随着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据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甚至设置了称为“送故主簿”的专职官员。宋朝时，政府曾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这就是官员下乡检查工作时可以用公款吃喝。所谓的公款吃喝，常常又会摊派到百姓身上。因此在民间，人们常戏称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来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
唐朝诗人李绅以“悯农诗”知名于世，他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但以后他却“渐次豪奢”起来。据《本事诗》记载：曾官任司空的李绅，曾邀好友刘禹锡“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鬟髯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绅因以妓赠之。奢侈的宴乐已经是他“司空见惯浑闲事”了。而且还有记载说李绅爱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
古代官场上公款吃喝的腐败，则在宋朝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据《宋史》记载：宋朝还有“旬设”之制，每旬一次用公费宴犒。《职制令》还规定：“国信使传宣使命，准许赴公筵；因点检或议公事也许赴酒食；各发运司监司遇圣节许赴公筵；巡历所至，薪、炭、油、酒、食各费并依例听受。”又规定，“各监司及其官属、帅司等处，及其所差干办公事官，于廨宇所在，应赴筵会而赴者，听送酒食”，朝廷定制拨付茶宴费。《文献通考》说：宋孝宗时，平江太守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费请客。“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而按照《异闻总录》所载：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扬，在京师买了故王太尉遗属出让的二手房产，“才为钱三千缗”。如此利润，自然大大地推动了公私饮食行业的发展，《东京梦华录》记载：饭店“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份，莫不咄嗟而办”；《东坡七集·奏议》中说：官营酒坊也为招徕生意，“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即博彩）买酒牌子”。
在宋朝，官员吃喝过了还有礼物可拿。据《朝野杂记》记载：两宋时各衙门支用公使钱宴请迎送有明账，叫“公使苞苴”，南宋时东南诸郡公使“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统计：庆历三年，以渭州政府为例，除支应过往以外，本署官员动用公使钱吃喝，多到每月五次宴会，加一次有表演的“张乐”。
比起宋朝，明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明代万历年间朝廷重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这位宰相大人旅途舒适，真定知府钱普专门命人为其制作了一座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可是面对这一切，张居正居然感慨没有下箸之处。幸好钱普是无锡人，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亲自烹制的美味后，方才满意地说：“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然而，当时只是七品县令的海瑞却不吃这一套。有一次，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县，住在驿馆。海瑞规定，不管来者身份如何，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这个骄横的“官二代”见小小的淳安县令竟敢对自己如此怠慢，立即大发雷霆，居然命人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海瑞听说后，立即带着差役赶到驿馆，喝令将那胡公子一行抓起来。他说，胡总督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所以现在这位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说罢便将他们痛打一顿，赶出了县境。
清代初年，朝廷接受了明代吏治腐败的教训，明令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或下级则不得宴请和馈赠。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官场上的接待同样成为腐败的根源之一。由于清代京官的俸禄较低，为了满足私欲，他们往往将放外任或者出京办差视为捞钱的好机会。而地方官员也乐得投其所好，以谋求仕途的升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地方官和下级不光日常接待要花钱，还得对京官和上级有常年孝敬。这种现象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就连朝廷也只能默许其继续存在，否则就会触动整个官僚体系的利益。
但是，历朝历代对于动用公款吃喝风并不是没有惩处的规定。早在汉代，朝廷就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官员接待方面的规章制度。可以说，在当时这些制度都是比较严格的。据有关资料记载，汉代规定，接待外出执行公务官员时，官员的级别不同，标准也不同。级别高的可有肉有酒，而级别低的则只有少许肉，不能喝酒。但是自汉代以来，随着各级机构的不断扩充，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公务往来也不断增多，从而滋生出了特殊的官场接待文化。
据《后汉书》记载：“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大家热衷于应酬送礼，哪里还有心思办公？所以，历朝历代也有不少限制公费吃喝的规定。汉景帝时有法令，官员到任、离职及巡视时接受宴请，都应交伙食费，否则免官。北魏献文帝时，官员到地方巡视，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同席吃喝者以协从罪论。
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两宋时除规定“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而对于官员吃喝时妓乐助兴，朝廷更有限制：除“州郡遇使命经过应官侍者”外，各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职制敕》规定各官“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知湖州刘藻，因“在任专事筵宴，库帑告竭”，被降职罢官；干道五年，新知峡州郭大任，因被揭原在袁州任内“日事饮宴，殊不事事”，被撤除任命；淳熙三年，知嘉州陆游，因“燕饮颓放”被撤职；淳熙十四年，知平江府王希吕与祠禄官范成大、胡元质常相聚宴，“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宋孝宗怒而诎之。”
清朝的道光十八年，即公元1839年1月，林则徐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启程离京时，这位钦差大臣所发出的第一道公文就是针对公款吃喝风的《传牌》：“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此令一出，各地官场顿时一片哗然。
作为清朝的一代廉臣，林则徐为了使自己不沾染官场吃喝风气，在上任途中，事先发出《传牌》，杜绝一切接待馈赠。与一些高官上任时动辄前呼后拥不同的是，堂堂的钦差大人林则徐轻车简从，随从人员“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没有带一名官员或供事书吏。就这样，身为朝廷的钦差大的林则徐，动用手中权力禁绝官场的吃喝接待，并能够坚持原则，严办个别违规者，才使自己没有被官场的这种不良风气所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