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人殉的规模达到了顶峰，进入西汉时期骤然衰落下来。特别是在汉族居住的地区，人殉的恶习遭到普遍的斥责与反对，到东汉时期因人殉而引发的社会性大屠杀事件完全消失。不过，在西汉时期，由于宗法伦理思想和传统势力的影响，人殉恶俗并没有消失。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开始对外进行扩张，人们的视野比以前更为开阔，逐渐了解到很多域外风俗。在描述当时历史状况的典籍中，出现了关于少数民族人殉恶俗的记载。综合起来考查，这一时期能够称得上大屠杀的人殉事件有以下4个：
1、秦始皇殉葬事件。公元前210年9月，“葬始皇于骊山，下锢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有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尽，闭之墓中”[1]。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殉葬事件，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关于这一残酷的人殉事件，见于很多历史典籍。如：《汉书》记载：“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官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2]《太平御览》记载：“秦始皇冢在骊山，……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金银为凫鹤。机关转相，终而复始。上具画天文，以人鱼膏为灯，度久不灭。后宫无子者皆殉，从死者甚众。恐工匠知之，杀工匠於藏中，因闭羡门。”[3]这些记载反映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殉人有两种身份：一是没有生育子女的宫人，一是建造坟墓的工匠。
由于秦始皇陵没有发掘，至于人殉的数量仍然不能肯定。文献中记载有数万人，但是据黄展岳先生估计有数千人[4]。显然，无论是文献的记载，还是学者们的估计，都是基于推测，不能作为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多少人，都可以说是一件极其野蛮的事情，因此秦皇陵不能看做是文明的象征，而应该把它作为肆意践踏人权的野蛮象征。
2、匈奴人的人殉恶俗。《史记》记载：“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5]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到西汉初年，冒顿单于即位时才开始显名于世。关于其人殉的数量，《汉书》中有不同于《史记》的记载：“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一个是数千百人，一个是数十百人，二者差别巨大。笔者以为应以后者为准，理由有两个：一是既然殉人为“近幸臣妾”，那么数量定会不多；二是司马迁所在的时代对匈奴人的了解还不是很多，到了班固所在的东汉时期汉匈双方经过两百多年的战争与交往，对匈奴人已经相当了解。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我想作为治史颇为严谨的史学家是不会轻易修改的。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西部发掘一批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墓，墓中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学者们因此断定其为匈奴墓。墓中发现大量用来殉葬的牲畜，但是没有见到殉人。[6]有人认为殉人另葬，也有人认为只有最上层的贵族才能使用殉人。目前还没有发掘到匈奴贵族大墓，因此关于匈奴人使用殉人的实证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7]
3、第二代南越王殉人事件。[8]墓中发现殉人15具，从考古发现来看，估计他们属于南越王生前的姬妾、侍从和杂役徒隶。
第二代南越王殉人墓位于广东广州象岗山深处，该墓属于第二代南越王墓。墓中的15个殉人位于墓室的不同位置。东侧室是婢妾的藏所，从该处发现的“右夫人玺”龟钮金印，“左夫人”、“泰夫人”和“□夫人”鎏金龟钮铜印来看，此处至少有4具殉人。殉人全部位于漆棺之中，有华丽的佩饰和珍贵的随葬品。由于墓室曾经被水浸泡，器物的位置发生变动，各种器物包括尸骨都已经严重腐朽。仅存的1具“左夫人”骨架，可以鉴定为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女性。
放置宴乐用具的东耳室中发现1具殉人。经过鉴定，殉人为十八岁左右的男性，身旁有用于敲击的铜锤一支，其身份像敲击钟磬的乐伎。
前室中发现有殉人1具。殉人位于木棺之中，骨架已经腐朽，身上佩有鱼钮铜印，印文为“景巷令印”四字。殉人还有少量的随葬品，同时该室中还放置有木车。估计，殉人为掌管王室舆服的宦者。
墓道中发现殉人2具。1具位于墓门口椁室内。有棺，随葬品较多，有十七件大陶瓮和铜牌饰物、铁带钩等。殉人骨架已经腐朽，估计生前为“门亭长”。另一具横放在墓道斜坡尽头，随葬品很少。
发现殉人最多的地方是西侧室。西侧室是厨房，室中堆积有牛、猪和鸡等禽兽的骨架及厨房用具。该处共发现殉人7具，全部位于木板上，没有任何葬具。其中，5具位于南半部，直肢仰身，依次斜放；2具位于北部。这些殉人都有少量的随葬品，一般是铜镜、带钩各一件。经过鉴定，全部为成年人，男女都有，大多在25岁左右，最大的在35岁至40岁之间。估计，他们生前为庖厨中工作的徒隶。[9]
南越国的殉葬恶俗承继了商周时代的人殉制，他们自身并不愿意放弃这种恶俗。汉武帝时期，“汉数使使者风谕婴齐，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10]。但是，在该墓东耳室发现有两个木佣，说明南越国已开始用木佣代替殉人。从目前考古发掘的南越国低级官吏墓中，发现有陶俑和木佣，但未见到殉人。由此，可以判定南越国的人殉恶俗仅局限于国君和封君。
4、刘元殉葬事件。公元前52年，“大鸿胪禹奏：‘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元虽未伏诛，不宜立嗣。’奏可，国除”[11]。
史籍中关于刘元事迹的记载非常少，仅有此次强迫奴婢殉葬的记载。刘元生前违法杀死奴婢，被地方官检举。病死之前他还遗令让能够作乐的奴婢从葬，16人因此被迫自杀。想来，刘元应是个音乐狂。刘元的这些罪行已经达到应该处死的标准。
从刘元殉葬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汉宣帝时期用人殉葬已经不再被法律所许可。其实，早在秦亡之后，由于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大减，且统治者积极吸取秦亡的教训，开始崇尚节俭，重视人的价值。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就上书要求：“去奴婢，除专杀之威。”[12]诸侯王的滥杀行为和殉葬之风明确遭到法律的禁止。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消除，终两汉之世，仍可见到一些关于殉葬的记载。不过，能够称得上大屠杀的殉葬行为不再出现。这从考古发掘中可以得到证明，解放后发掘十多座诸侯王、列侯墓，墓中均未发现殉人，另葬别处的可能性也不大[13]。
[1]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007卷
[2]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3]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560转引《皇览·冢墓记》
[4]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5] 司马迁：《史记》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6]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7]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页
[8] 广州象岗山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3期
[9]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页
[1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
[11] 班固：《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
[12]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13]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