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长期存在着文臣从中央控制军队到地方直接统军的制度，从而改变了以往长期盛行的军事将领统军的体制。到北宋后期，又实行并强化了以往某些朝代的宦官带兵的做法。于是，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成为当时军事上的突出现象。北宋后期的这种统军体制，对国家武备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对边防更产生了直接的危害。目前对北宋文臣统军问题、北宋末年宦官干政的弊端，学界已有论述[1]。但学者的研究还是针对两个不同的问题而展开，尚未在统军体制上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也就难以对其流弊进行深入地考察。本文即是以此为探讨对象的专文。
一、北宋后期文臣统军体制的僵化
北宋建立后，为了杜绝以往藩镇割据下武夫悍将危及皇权的突出问题，最高统治者在采取收兵权措施的同时，也不断从各方面提高文臣的地位，以压制武将群体。于是，宋初统治集团在其治国思想中日渐萌发“崇文抑武”的意识。到宋真宗朝澶渊之盟以后，随着士大夫群体在统治集团中地位的持续上升，又开始在军事体系之内推行“以文驭武”的方针和措施。即：一方面在中央军事决策机构的枢密院中逐渐确立了文臣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地方统军体系中尝试以文官支配武将的原则。到宋仁宗朝，特别是与西夏大规模交战后，“以文驭武”方针已得到全面贯彻，枢密院由文臣主宰自不用说，以边防前线为主体的地方统军体系中也确立了文官的最高指挥权。具体地说便是，以文臣为各地经略安抚使兼都部署，指挥和统率当地驻军，而以武将为副职，承担部将的角色。原本作为中央统军机构的三衙，既沦为以负责京师卫戍职责为主的机关，出征或镇守军事要地时也不再以三衙将帅负责统军。这样以来，以往中国历史上由军事将领承担的统军职责，遂在北宋仁宗朝及其之后转而由文官负责。
北宋后期，特别是宋徽宗、钦宗二朝，已将文臣控制军事决策和军队的传统奉行到了僵化的地步。其中枢密院在自身地位下降的同时，从宋英宗治平四年开始还出现文官持续独掌枢府，武将长期被清扫出门的结局。直到靖康之际，国难当头，在“书生”难以应对空前激烈战况的情况下，宋钦宗才不得不表示要有所调整：“枢密院在祖宗时参用勋旧武臣，朝廷修整兵备，宜择得军心武人为签书、同知，庶几缓急可倚仗。”一时遂起用宿将种师道进入枢密院。但事实上，种氏挂名同知枢密院事仅仅数月，不过是徒有虚名，其主要任务还是领兵打仗。
在北宋后期的各地统军体系中，文臣管辖武将和节制军队的体制已逐渐在全国推行。元丰末，司马光曾指出：“国朝以来，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之官，凡州县有兵马者，其长吏未尝不兼同管辖。盖知州即一州之将，知县即一县之将故也。”这一将各地地方官皆视作本地驻军首脑的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却说明当时当政者对文臣统军的认识已根深蒂固。事实上，北宋后期在内地一些尚未完备文臣统军制度的地区，也不断仿照河北、河东和陕西的做法予以推行。崇宁四年，宋廷下令实行“京畿四辅置辅郡屏卫京师，以颍昌府为南辅，襄邑县升为拱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以太中大夫以上知州，置副总管、铃辖各一员，知州为都总管，余依三路帅臣法。”大观三年，宋廷下令在东南“依三路都总管法”。即：将北方实施的都总管（都部署）制度推行于东南地区。如江南东路安抚钤辖司所反映：“被旨于沿江置帅府要郡，本路帅府文臣一员，充都总管，武臣一员充副总管。今来新制江宁府知府见带一路安抚使，合与不合便以马步军都总管系衔。”宣和初，宋中央还下诏对西部前线存在个别武将充任统军指挥官的情况加以纠正，所谓“诏西边武臣为经略使者改用文臣”。在这种体制下，“不以武人为大帅****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将“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成为僵化的定制。
靖康元年九月，金军攻陷太原后，宋钦宗为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采纳臣下的建议，在开封四周建四道都总管府，以统领军队拱卫京师。但仍沿袭旧的文臣统军的传统，“以知大名府赵野为北道都总管，知河南府王襄为西道都总管，知邓州张叔夜为南道都总管，知应天府胡直孺为东道都总管”。
北宋前期，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以武官大将为统帅的情况，到宋仁宗朝便已罕见，惟有狄青南征侬智高一例。此后，到宋神宗朝南征交趾时又曾昙花一现。熙宁八年，交趾势力侵扰南疆，宋廷最初任命吏部员外郎、知延州赵禼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以宦官李宪为副使，领兵出征[10]。据记载，出征前赵禼因与李宪不和，宋神宗考虑用武将郭逵替代李宪。后在赵禼的主动退让下，才改以郭氏为主帅，赵禼为副手[11]。由此可见，即使像郭逵这样曾任同签书枢密院事高位的宿将，也一度有被安排作员外郎级文官手下副帅的可能。
综观宋仁宗朝以降的史实，不难发现凡有重大军事行动，通常都以文臣为主帅，突出者如宋仁宗朝范仲淹、韩琦等人在陕西前线指挥的对夏战争，宋神宗朝王韶在西北的开边活动等等。到北宋末年的几次重大用兵活动中，虽然权宦童贯往往扮演主角，但文臣同样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如在宣和时期的“燕云之役”中，童贯以河北、河东宣抚使的身份为主帅，蔡京之子蔡攸虽为副帅，不过宋徽宗却赋予其监军的大权，所谓：“卿朕所倚毗无出其右者，所以辍卿为副，实监军尔。”[12]当获得辽燕京城后，宋廷又以文官王安中出任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镇守燕山府要地。以后，王安中再任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继续出任河北重镇帅臣[13]。
宋钦宗即位后，面对金军第一次南下的紧张形势，乃设亲征行营司，任命尚书右丞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以武将、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为副使，以指挥所有力量守开封城。此后，李纲再任京城四壁守御使，继续主持防务。
到金军第二次围攻开封前夕，面对即将爆发的激烈守卫战，宋廷对京师兵力进行了组织和分配，委任文臣为城垣四壁提举官，以分别负责一面的城防要务。其中东壁提举官为孙觌，西壁提举官为安扶，南壁提举官为李擢，北壁提举官为邵溥，“每壁三万人，差部将、小使臣等七百员”。再以大臣孙傅为都提举，殿帅王宗濋为都统制[14]。可见北宋至灭亡之际，在紧急的战时状态下，也没有改变僵化的文臣统军体制。
二、北宋后期宦官在战时统军体制中地位的骤增
北宋前期，宦官常常奉皇帝之命参与军事活动，但除宋太宗朝大宦官王继恩曾出任剑南两川招安使，为当时镇压李顺起义的军事行动主帅外，其余则大都扮演耳目、监军的角色，如出任走马承受公事、地方兵马钤辖及都督之类职务[15]。总的说来在宋神宗朝以前，宦官尚未在统军体系中占有显着的位置。
在北宋后期，即宋神宗以后，如前所述文官已掌管了各地的统军之权。但在实际用兵之时，宦官又往往受皇帝之命，直接参与指挥和统军，遂形成战时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的体制。北宋末，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
宋神宗时期，用宦官配合文臣统军作战的情况开始突出。如在熙河之役期间以文臣王韶为主帅，不过宦官李宪作为天子亲信，也以熙河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指挥和统军。当时，宰相王安石即认为李宪权力过大，对此提出异议：“则李宪又同三军之政，如此任将，恐难责成功。”[16]但宋神宗仍坚持以亲信内侍牵制主帅的做法。故《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李宪传》称：“王韶上书请复河湟，命宪往视师，与韶进收河州。”在熙宁七年解河州之围的战役中，李宪便张天子黄旗以示将士，曰：“此旗，天子所赐也，视此以战，帝实临之。”
宋廷准备征讨交址时，如前所述宋神宗曾任命文臣为主帅，以李宪为副帅。在遭到各方面反对后，又命李氏“乘驿计议秦凤、熙河边事，诸将皆听节度”。此前，西师主帅王韶已内迁枢密副使，李宪遂事实上接替了其职[17]。元丰中，北宋五路出师讨西夏，李宪又是领熙河、秦凤路军马的统帅。当李宪出军后，宋神宗再下诏：“泾原路总管刘昌祚、副总管姚麟见统兵出界，如前路相去不远，即与李宪兵会合，结为一大阵，听李宪节制。”[18]终元丰时期，李宪长期主持熙河及秦凤边事。如宋人所云：“元丰时有李宪者，则已节制陕右诸将。”[19]
宋神宗朝的宦官王中正也长期在西北统军。特别是在元丰四年对夏用兵时，鄜延路军马行动由经略安抚使沈括与经略安抚副使、武将种谔措置，王中正出任同签书泾原路经略总管司公事。由于沈括并不直接领兵出征，故王中正事实上掌管了本路统军大权。当年八月，又诏“麟府路并鄜延、环庆、泾原兵马出界后，并听王忠正（当为王中正之误）节制。”[20]可见王氏一时还管辖了三路大军。
宋哲宗朝，宦官在统兵方面受到较大的压制，而维持文臣指挥和统军的体制。但到宋徽宗及钦宗时代，在用兵之际，宦官参与统军的情况极为突出，遂形成文臣与内侍共同驾驭武将的局面。
在宋徽宗统治时期，以权宦童贯为首的宦官在军事系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童贯因得到宋徽宗的高度宠信，不仅长期主掌西北用兵大权，以后更入主枢密院，并以统帅的身份指挥了宋徽宗朝最大的两次军事行动，即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和北上收复燕云的闹剧，一时成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如：在镇压方腊起义过程中，童贯统帅了十五万大军，不仅刘延庆、王禀、杨惟忠及辛兴宗等诸将皆为其驱使，而且用兵地区统兵官也皆受其节制，宋徽宗还特别授予其“不得已，可径作御笔行下”的特权[21]。在第一次燕云之役中，童贯以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的头衔，“勒兵十万巡边”，种师道、刘延庆、王禀等诸将皆奉命行动[22]。难怪连蔡京之子都承认：童贯“遂浸领枢筦，擅武柄，主庙算”[23]。童贯在领兵北上时，宋徽宗也清楚“童贯宣抚北道，独帅重兵。其统领将佐及四路守臣、监司，并其门人故旧”的情况[24]。
在北宋末，除童贯外，染指统军及指挥军队的宦官不乏其人，显着者还有谭稹、梁方平等人。当方腊起义之初，谭稹首先奉命统军出征。以后，童贯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谭稹改任两浙制置使，两人遂共同带兵南下，“朝廷遣领枢密院事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制置江、浙。”[25]宣和五年，童贯致仕后，谭稹出任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继童贯之后成为主持北方前线防务的主帅。谭氏在任内曾招募当地数万汉人为义胜军[26]。宦官梁方平也在北宋末充当了统军将帅。宣和六年，“河北、山东盗起，命内侍梁方平讨之”[27]。当金军第一次大举南下之际，宋廷“遣步军指挥使何灌将兵二万扼河津，内侍、节度梁方平将兵七千骑守浚州，断绝桥梁，据守要害”[28]。还有记载称：“金师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阳。”[29]可见梁氏当时握兵之重。
在靖康开封保卫战期间，虽无童贯、谭稹及梁方平之流宦官大帅，但宦官统兵的现象仍未消除，如当时朝臣所反映：“比闻防城所仍用奄人提举，授以兵柄。”[30]
北宋徽宗时期，宦官在军事行动中出任统军将帅的情况确实极为突出，特别是权奄童贯在兵权上更是气势熏天。但从总体上而言，内侍的活动并不可能取代“以文驭武”的传统政策，而只能是一种与文臣握兵权的结合。文官不仅在平时控制着各地的统军权，而且在战时状态下也并未放弃军队的指挥权。如宋廷与金联合攻辽之议，因方腊起义一度终止。童贯从两浙回朝后，“以谏取花石事”，与宰臣王黼产生一定的矛盾。王黼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遂大力支持“北伐”，童贯因此才能如愿领兵北上。童贯出师不久，蔡攸又名为为副帅，实则承担监视童贯的重任[31]。当童贯遭罢免后，谭稹能够继任，也与王黼的推荐有关[32]。事实上，这一时期统军体制中文臣与宦官更为密切结合的现象，正是宋徽宗腐朽统治的产物。
三、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统军体制的流弊
北宋后期出现的文臣与宦官统军体制，可以说是宋代历史上的一大弊政，其流弊到北宋末年又产生了最为严重影响。
首先，以科举出身的文臣完全负责枢密院的最高军政，已存在明显的问题。宋仁宗朝以降，文臣主宰枢府后，由于大都不熟悉军事及战场活动，注意力多集中在案牍事务，对全局战略及防务却少有贡献。如知枢密院事李谘得到颇高的评价：“在枢府专务革滥赏，以遏侥幸。其戎马功簿之目，能悉数上前，号为称职。”[33]称职者不过如此，能力低下者就更可想而知。如宋仁宗朝的王鬷、陈执中及张观三位文臣西府长贰，面对元昊反宋不知所措，“帝数问边计，不能对”。于是，王、陈及张三人同日被罢官[34]。此例反映出文官大臣身居枢府，却对突发危机难以应对。
北宋后期的其他枢府文官，同样少有知兵者。所谓君子者如吕公着，在枢密院任内所留下的活动，不外乎反对恢复肉刑、批评宋军主动征讨西夏而已[35]；所谓小人者如林摅、郑居中之流，则奔走于蔡京门下，惘顾边防安危[36]。更可悲又可笑的是，文臣孙傅在开封城被围时出任同知枢密院事，面对女真军队的猛烈进攻，他拿不出任何有效的防御的办法，最终只能求助于“神灵”的帮助。饱读诗书的孙傅竟不顾他人劝阻，将重要的城防职责交给了一介装神弄鬼的兵丁郭京，遂终于演出郭京开门迎敌的荒唐闹剧[37]。
其次，在北宋后期各地统军，特别是指挥军队作战过程中，文官因懵懂军事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早在宋仁宗朝对夏战争中，主持前线战事的大多数文臣统帅便已力不从心，常常导致用兵失利。如夏竦出任陕西宋军主帅时，畏缩自守、怯懦无能，“但阅簿书、行文移而已”[38]。以后，言官“皆言竦奸邪，在陕西怯于用兵，今用之则边将之志惰矣”[39]。侬智高造反后，文臣杨畋最初主持军务，但其“儒者，迂阔无威，诸将不服”，遂接连失利，“以无功斥，名称遂衰。”[40]范雍出守延州，由于指挥无方，导致将领刘平、石元孙盲目行动，终于出现三川口之役惨败[41]。
韩琦与范仲淹号称能臣，“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42]但康定二年发生的好水川之败，韩琦作为总指挥难逃其责。谏官余靖也不得不承认：“况好水之败，韩琦等为招讨使，定川之败，王沿为都部署，皆号本朝精选，尚犹不免丧师。”[43]这就难怪西夏投书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44]范仲淹以献身精神长期指挥军队，但总的说来，仅能维持防守局面。后人王夫之即中肯地评说道：“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敢则失算。”[45]
北宋后期，除王韶等不多的几位文臣懂得一些兵略，又有用兵经验外，其余大都难以胜任军事指挥者的角色，于是在统兵作战方面或表现无能，或导致失败，有关这方面的例证可谓不胜枚举。投机分子蔡攸之流的情况，可以舍而不论，而大多数文官的所为也同样触目惊心。如前述宋钦宗在京师周围设四总管府，以文官分别负责防务。但当金军第二次南下之际，西道总管王襄竟“弃城遁”，北道总管赵野则回避与金军交锋，东道胡直孺被金俘虏，惟有南道张叔夜以三万人援京师[46]。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与文臣折彦质率大军守河，结果临阵逃跑，“众溃而归”[47]。在金军再度包围开封城后，陕西制置使钱盖率十万之众抵达颍昌，“闻敌登城，遂弃军奔湖北”。江淮等路发运使兼浙江、福建经制使翁彦国统东南数万兵丁，“徘徊泗上”。以后，陕西宣抚使范致虚征召西线各路宋军勤王，当时环庆经略使王似、熙河经略使王倚、泾原经略使席贡、秦凤经略使赵点和鄜延经略使张深皆为文臣，除王似与王倚领兵听命外，其余四路“皆不至”。可笑的是，范致虚在长安合兵十多万，却“不晓军事”。有地方官推荐僧人宗印，“致虚喜其口辩善谈兵，”竟委以重任，令其统率大军，结果一无成效[48]。至于北宋后期将领的意见和作用，则遭到极大地限制，武将仅仅只能扮演斗将的角色。如靖康危难之际，文官杨时深感文人误兵之害，主动要求用武将统军：“臣本书生，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不敢自信其说。有如种师中、刘光世之徒，皆一时名将，始至而未用。”[49]但并未得到采纳。
最为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北宋灭亡前夕文臣李擢守城的表现。当金军两路大军最终围攻开封时，在先攻东面城垣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乃改攻南壁。面对金军日夜运薪土填护城河的情况，南壁守御提举李擢竟置若罔闻。史称：“贼于冰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将以攻城，而擢不介意”。“初，城上以松脂为束，悬以铁盆，燃火照城外，更备守，视贼渡河，箭炮俱发，故贼不能至。及擢守南壁，防备废弛，或夜不燃火疏闇，故贼得乘闲塞河，遂附城札寨，攻城愈急”。更不可思议的是，“擢于城楼上修饬，坐卧处如晏阁宾馆，日与僚佐饮酒烹茶，或弹琴讌笑，或日醒醉。”本壁统制官、武将何庆源要求严加防范，“擢不从”，“故壕不数日而填成”。守御使孙傅等大臣“皆知而不问，将士莫不扼腕者”。当宋钦宗登城发现后，虽将李擢贬官，但为时已晚。不久，金军便首先攻下南壁之宣化门，又出现郭京开门用“神兵”的闹剧，开封城终于陷落[50]。
最后，宦官在北宋后期，特别是北宋末年往往自恃皇帝宠信，骄横喜功，遂不计后果肆意所为，从而对军事体系和边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后果。其中权宦童贯长期执掌枢密院和充当重大战事主帅，所作所为连宋徽宗都承认：“贯以昏耆，所施为乖谬，故相隐匿，蔽不以闻，致边事机会差失，为朝廷之害，莫大于此。”[51]宋钦宗时，朝臣也指出：“国家童贯握兵，为国生事，一十余年，覆军败将，朝廷不闻。”[52]如在主持西线战事期间，曾随意派大将刘法进攻西夏军，刘法对此表示反对，童贯遂以恶言相逼：“君在京师时，亲授命于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法不得巳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将，既死，诸军汹惧”。但童贯隐瞒真相，“以捷闻，百官入贺，皆切齿，然莫敢言”[53]。
在积极导演的收燕云之役中，童贯同样盲目指挥，造成惨重失败的后果。据记载，宣和四年童贯统军北上至雄州，惘顾军事将领的意见，分派军队行动。久经沙场的大将种师道对草率用兵提出异议，童贯不予理睬。将官杨可世再谏道：“事起之由毫发未尝预，一旦临利害，若仓卒失计。”即认为将领事先并未参与作战计划便仓促临阵，势必难以应战。知雄州、文官和诜不考虑将官的意见，而配合童贯对杨可世加以威胁：“公自谓有万人敌，胆气绝人，视堂堂之师如摧拉枯朽，今日观之，一懦夫耳……公欲扇衅败我事耶？”杨氏及其他武将只能屈服[54]。于是，在“遵依圣旨及宣抚司（即童贯）约束诸将”的情况下，宋军继续北上。种师道领兵至白沟，“如（童）贯素约指挥诸将”，执行童贯不得妄杀的命令。杨可世领前军在白沟桥向辽军招降，结果在毫无戒备之下遭到辽军的进攻，“矢石如雨，我军不为备，又拘节制”。面对如此战况，杨氏只得要求动武，但宋军已陷入不利的处境，“杨可世与辽军战，诸将不利”。此时，承担监督之责的和诜竟又劝种师道杀杨可世，“号令诸部以明宣抚司出旗榜本意”，“使虏人知朝廷无意用兵”[55]。终于，招降辽残余势力的幻想破灭，在辽军的追击下，种师道领军败退。这次所谓的北伐的失败，完全是童贯无能指挥的结果，所谓“先是，既以招抚为名，（童）贯下令中军不许妄杀人，及虏骑犯我师，皆不敢施放矢石，听其杀戮。故诸将亦愤然”。但童贯为了逃避追究，“于是贯以契丹尚盛未可图，奏劾种师道”，种师道被迫致仕。据种师道部下康随跋种师道责官谢表指出：“此役，（种师道）初不与谋，中则强委任之，又兵之节制皆不得专，考其行事，罪有所归矣。”[56]可见无辜的将领种师道成为此役失败的替罪羊。
金军将辽燕京等地归还宋廷后，文臣王安中出任燕山宣抚使，宦官谭缜为河东北宣抚使，负责北部防务。王、谭二人对金朝的动向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招降金南京留守张觉归顺，加之在其它一些事情上处理失误，遂诱使金军着手对宋展开攻势，而原来归顺北宋的辽军将领也转投金朝。在此危急关头，宋徽宗“复命童贯总师”，主持对金防御。结果，当女真挥师南下之际，坐镇太原的主帅童贯仓皇逃跑，宋军北部防线随之崩溃[57]。
除童贯及谭缜的昏聩、无能表现外，其他宦官统军指挥者也在战场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负有河防重任的内侍梁方平“日与其徒纵饮，探报不明，御敌无备”。当斡离不率领金军南下渡黄河时，梁方平“惧不敢拒战，单骑遁归，麾下兵皆溃散”，并导致临近何灌所部防线亦崩溃，金军遂顺利渡河包围开封[58]。
余论
在当今世界，文官从最高层面上决定国家军事战略和统帅军队，已是西方及众多国家的重要体制之一。毫无疑问，这种体制避免了军队将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一种进步的制度。但是，在具体决策军事、管理军队，特别是在战场上，统军和指挥者依然是专业的军事将领，文官并不干预其行动。这又保证了军事战略和战术实施的专业性、准确性，防止了非专业人员操作带来的失误。
反观漫长的中外古代历史，虽然各个国家先后存在不同的军事体系，但将领统军和指挥作战的原则大致相同。中国在先秦时期，已号称“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59]现代学者对此指出：在国君之下形成以相、将为文武首脑的官僚队伍，这样既有利于提高战争技艺，也便于把权力集中到国君手中[60]。古代兵圣孙子则对“将”的角色如此评价：“夫将者，国之辅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61]这都说明专业性的将领在统军和指挥作战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武力因素在各国维系统治和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军事将领还往往具有巨大的影响，甚至于操纵政局、改朝换代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北宋时期，高度膨胀的专制皇权与文官士大夫集团在政治上的结合，遂逐渐造就出文臣从中央控制军政到地方直接统军的现象，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军事指挥体制。其结果是来自武将群体对中央集权、专制皇权的威胁消失，但懵懂兵略、缺乏战场经验的文臣指挥作战，既弱化了军事将领的能力，无疑更严重地被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如三川口之战后，新任知延州张存拖延赴任帅职，“乃云素不知兵，且以亲年八十求内徙”[62]，实在是未经战阵的文人恐惧战争的自然表现。这便不能不导致边防上陷于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
北宋后期，又出现了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的现象，即增加了骄横、无能的宦官的恶劣作用，只能更加重了原有流弊的危害。
注释：
[1]关于文臣统军的问题，王曾瑜《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中州学刊》1984年2期）一文有专门论述。北宋末宦官干政的问题，则在许多论着中都有涉及，由于此已为众所周知，这里便不加列举。
参见拙作《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2期；《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安徽师大学报》2001年3期等。
《靖康要录》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
司马光：《乞罢将官状》，《司马光奏议》卷32，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校点本。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中华书局1977年校点本。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五《官守志二》，四库本。
《宋史》卷二二《徽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校点本。
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五《百官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校点本。
《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辛亥，（以下简称长编）。
[11]《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二月戊子。
[12]《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宣和四年五月九日丙寅引《北征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13]《宋史》卷三五二《王安中传》。
[14]《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四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5]有关例证见《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秦翰传》、卷四六七《宦者二·杨守珍传》等。
[16]《长编》卷二五〇熙宁七年二月辛卯。
[17]《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李宪传》。
[18]《宋会要辑稿》兵八之二三～二五。
[19]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
[20]《宋会要辑稿》兵八之二三。
[21]《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二靖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丙辰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22]《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宣和四年四月十日戊戌、卷六宣和四年五月十三日庚午。
[23]《铁围山丛谈》卷六。
[24]《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宣和四年五月九日丙寅引《北征纪实》。
[25]方勺：《泊宅编》卷五；《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三·童贯传》。
[2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37年。
[27]《宋史》卷二二《徽宗纪》。
[28]《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六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戊辰。
[29]《宋史》卷三五七《何灌传》。
[30]《杨时集》卷一《上钦宗皇帝书·其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点校本。
[31]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3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33]《长编》卷一一九景佑三年十二月丙寅。
[34]《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三月戊寅。
[35]《宋史》卷三三六《吕公着传》。
[36]《宋史》卷三五一《郑居中传》、《林摅传》。
[37]《宋史》卷三五三《孙傅传》。
[38]韩琦：《乞陕西仍分四路各依旧职责》，李之亮、徐正英校笺《安阳集编年笺注》之《附录一·韩琦诗文补编》卷二，巴蜀书社2000年。
[39]王称：《东都事略》卷五四《夏竦传》，四库本。
[40]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三，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宋史》卷三〇〇《杨畋传》。
[41]《宋史》卷二八八《范雍传》，卷三二五《刘平传》；《涑水记闻》卷一一。
[42]《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
[43]《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癸卯。
[44]周煇：《清波杂志》卷二，中华书局1994年校点本。
[45]《宋论》卷四《仁宗》，中华书局1964年。
[4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庚子，卷五建炎元年五月戊午。
[47]《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三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癸酉；《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4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庚子，卷一建炎元年正月甲寅。
[49]《杨时集》卷一《上钦宗皇帝书·其三》。
[50]《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六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四日已巳，卷六七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五日丙午。
[51]《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宣和四年五月九日丙寅引《北征纪实》。
[52]《杨时集》卷一《上钦宗皇帝书·其一》。
[53]《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三·童贯传》。
[54]《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宣和四年五月十三日庚午。
[55]《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宣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56]《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
[5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58]《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六靖康元年正月二日。
[59]《尉缭子·原官篇第十》，四库本。
[60]杨宽：《战国史》（增订本）第221、2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1]《孙子·谋攻篇》、《孙子·作战篇》，四库本。
[62]《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庚戌；《宋史》卷三二〇《张存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