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龙空跟人扯中国古代养马，有人用民国时期马匹保有量来做依据，我觉得1914年河北的数据对比并不好，扯了一会儿淡，关于宋代养马的问题已经被嫖客驳斥鸟，具体怎么驳斥的忘记了，大概就是宋代马场的土地矛盾，其实跟咱家说的饲草和粮食矛盾也差不多，就是土地干什么用利益更大的问题。
首先说为啥民国河北养马情况不合适作清代以前甚至更早的依据，河北实际上只有冀南才在中国传统农业核心区里，而且河北有大量的草原和草滩草山，尤其是在民国时期。
另外根据满铁对河北的调查，河北农业核心区马的保有量很小，尤其是在种麦区。“卜凯的调查表明，20世纪30年代华北冬麦一高粱区每户拥有的大牲畜的情况为：牛0。7头，驴0．42头，骡0．18头，马0．08头”。
这个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饲草。根据昭和13年满铁的《北支那经济观》调查华北农业境况的数据，马骡的主要饲草是玉米叶，需求量大概是一年3650斤/头，牛的饲料就比较宽泛，麦秸、高粱杆、粟杆皆可，年需求大概是2920斤，驴和马一样，也不吃麦秸高粱杆，年需求2190斤。这个数字大不大呢？相当大。禾本科植物的青干率比较高，大概在0。4-0。5左右，这些。即使是一头驴一年的饲草和饲料（高粱3。6石）需求，要收回成本也需要农户拥有15亩耕地才能够。这个数据来自民国时期对河北清苑的农村调查。由于北方种植作物结构问题，直接就导致骡马的饲草缺乏，养马骡的数量大大低于对饲草适应性好的牛。即使是牛，由于燃料和饲料的冲突，其养殖密度实际上也不很大，在种麦比重较大的山东省1936年山东的畜牛密度为25．2头／平方公里耕地，而河北只有10．43头；山东农民每户饲养0．27头，河北只有0．15头。河北相对与山东河南种麦比例要低很多27%：46%。卜凯所做中国农家经济对华北三省2866处田场拥有的大牲畜进行调查显示，河北平乡牛的拥有率27。6%骡2%；河北盐山牛33。8%骡8。3%，马6%；河南新郑牛69。4%，骡6。3%马14。6；开封牛83。2，骡26。8，马11。4。山西武乡牛41。8，骡13。1，马4。8。山西五台牛46。8%骡44。7，马0。4%。平均拥有率是牛46。9，骡15。1，马6。5。这个数字指的是拥有率，所以加起来不等于100别奇怪，不是所有农户都拥有牲畜，1936年，华北四省平均每百家仅有黄牛43．1头、马8．4匹、骡l6．5匹、驴37．7头。
河北省占产量前五位的作物分别是小米、小麦、高粱、玉米、甘薯；山东省占产量前五位的作物是小麦、小米、高粱、甘薯、玉米；河南省占产量前五位的作物为小麦、甘薯、小米、高粱、大麦。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问题，这里的几种其实都不是合适的饲草，同时，它们还组成了一个轮作体系，小麦-高粱/甘薯/大麦/玉米，这个轮作体系能够保证最大限度的生产粮食满足生存的需要，因为在清代初期人均耕地就降低到了4。3亩。宋代人均耕地比这个数字要高，但同时缺少了甘薯和玉米这两种作物。宋代耕地面积比明代的7亿亩应该还少，人口却较明初更多，从亩产水平看，秦汉时期平均亩产140市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平均亩产135市斤，隋唐时期平均亩产140市斤，宋元时期（估计）220市斤，明代平均亩产250市斤，清初则达280市斤，也即是说宋代人口较隋唐多，人均耕地不会比隋唐多，从人均耕地面积看，秦汉时期人均耕地9。68亩；隋唐时期12。6亩，宋元时期不详，明代人均耕地12。7亩，清初只有4。3亩，总耕地秦汉时期，全国有耕地5。7亿亩，隋唐时期有耕地6。6亿亩，宋元时期北方无统计，南方有耕地3。6亿亩，明代约有7亿亩，清初约6。3亿亩。这些数据里还有几点，秦汉隋唐时期耕地集中在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江北地区，江南的开发很不完全，宋代才开始开发两湖，所以各代耕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而适合养马的地区并不多，大体是长江以北和西南山地。
以上数据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隋唐时代及以前荒地较多
第二，隋唐时代及以前耕作方式较落后
第三，宋代，南宋就不提了，它就不拥有多大的适于养马地区，北宋时期北方耕地开发已经很完全，人口也集中在北方。
荒地多则可以放牧的草场较多，公共草场在欧洲长期是作为村社的主要畜牧场地出现的，还有就是休耕的田地。耕作方式落后说明农地一年有较长时间处于休耕状态，也可以为牲畜提供牧草。荒地荒山休耕地较多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提供燃料。
而到宋代，土地开发愈发增加，在河南河北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更少，燃料已经从木柴转向木柴和秸秆互补。这个植被覆盖率下降实际上是从晋代以后开始的，到隋唐已经很严重了，隋唐中原每年消耗天然林45000-81000亩，这个可以通过河流输沙量来推导，这里就不说了，宋代林木开发是很大规模的，宋人诗载：彼哉真彼哉，伐尽牛山木。河北河南更是无法自给。河北沿边还有另一个问题，宋代因为失却天险，不得已大挖边塘种边林来阻遏契丹骑兵，这边林是禁止采伐的，造成边地百姓更加缺少木材和燃料，甚至争夺耕地。河北路境内的西山道口至百济村二百余里之间，政府课种榆桑，因种在民田之间，以致牛羊不能牧养，人民而有「植木占耕地」。南宋文人袁燮，在〈居士阮君墓志铭〉便言及：「宅负山近村，樵焉不忍禁也，故虽材木丛茂而日益稀。」关于宋代河南河北关中等地区的燃料缺乏问题，也不多说了，主要从几个现象就可作为例证，烹饪方式出现炒和煤炭在手工业中代替木炭和木柴的大量应用，据推算仅仅汴京一年就需要烧掉一万亩林地的木柴。韩琦就记载了木柴和木炭供应的减少。“相州利城军铁冶，四十年前，铁矿兴发，山林在近，易得矿炭，差衙前二人岁纳课铁一十五万斤。自后采伐，山林渐远，所费浸大，纳输不前，后随增衙前六人，亦败家业者相继。"咸平六年二月，户部言："东西窑务缺柴薪，乞置唱收市”宋真宗认为京城本已薪贵，若官更取市，则都人益是不易。由此可见河南的燃料已经相当紧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秸秆才逐渐成为燃料，之前中国的薪是不包括草的，之后华北平原的农村主要燃料逐渐演变为秸秆，直到今天由于运输条件的提高，化石燃料才逐渐又开始取代秸秆。
从上面的数据推导出宋代以后适合养马的区域既缺少燃料又缺少粮食还缺饲草，拿什么养马？
那么什么是适合养马的区域呢？在中国非草原主要就是长江以北和西南山区，西南山区的优势是荒山多，在云贵放马主要就是在草山，抗战时国民政府的军马场也是从江苏句容迁到云南。但是西南地区在近代以前并不适合繁育战马，这是由于受限于缺少近代育种保种知识导致（西方马匹的科学繁育也是在18世纪开始，第一批科学有目的培养的马种就包括夏尔马和佩尔时马以及贝尔休伦马），任何引入良种马的努力都会淹没在海量的西南马基因中。
而长江以北正是中国农业的核心区，此地开发较完全，人口密度大，植被覆盖率低，燃料和饲草矛盾更突出。所以这片地区宋代以后养马发达的时代和地区都呈现出一个特征，即灾后效应。
宋代及其以后汉人核心区养马发达的地区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两淮。时代分别有几次，宋末和元代，清末。这两次都是典型的灾后效应，宋末蒙宋在两淮长期拉锯，人口大幅度减少，大量田地荒芜，直到明代才恢复，大量荒地的出现满足了养马的饲草需求，两淮豪强借之起而反元。清末则是黄河夺淮导致人口密度降低，出现大量荒滩，才出现家家养马的情景，捻军依之为助力。
作为对比，西欧马匹保有量提高出现是和轮作制度同时出现的。在轮作制度之前，西欧的马匹保有量也并不高，尤其是农庄里的马匹保有量，他们更多使用的是牛，这从很多当时的绘画作品里都能看出。当然这和西欧的粘重土壤特征也是配合的，适合西欧粘重土壤耕地的重犁长期要6头甚至8头牛的畜力才能拖动。同时西欧也面临饲料和口粮的矛盾，奇波拉指出：“无论如何可以肯定，主要用于拖拽最有效耕作农具的大牲畜仍嫌太少，而中世纪农业制度中的主要弱点就在于这种畜力的不足。在那些日子里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农业人口的吃饭问题，那时的农民由于农业人口发展趋势的起伏，经常处于饥荒的边缘。由于这个原因，分配种植饲料的土地受到严格限制，而能贮存给大牲口过冬的草料又远远不足。因此，在整个中世纪时代，即使是最富裕的农庄，也没有足够厩养的牲口以满足大田的需要；能作拖拽之用的牲口是很昂贵的；每个农户用于耕畜部分的资本也许比用于土地部分更大，然而就耕畜的相对重要性来说这样的比例是不够的”。马耕比牛耕要快5%，17世纪末使用牛每天可耕地0。4公顷（约合1英亩），采用马耕数量可上升到0。5公顷—0。6公顷。至18世纪末，由于犁的改进，马耕上升为0。8公顷，效率提高1倍。据杜比估计，到15世纪时，欧洲使用挽力比中国要多出5倍，这其中主要还是牛。马取代牛成为西欧主要挽力还是源自荷兰的农业进步，主要有两项：轮作制度和轻型马拉犁，后者使2匹马就能做以前8头牛的工作，前者则解决了马的饲草饲料问题。
西欧早期作物品种有小麦、大麦、燕麦，以及少量的黑麦。其中小麦、黑麦是冬作物，大麦和燕麦是春播作物，缺少夏播作物，因而属三年两熟制。这其中实际上并没有适合马食用的饲草，倒是很适合养牛。荷兰出现的轮作方式则在作物中增加了芜菁和苜蓿，一种是四茬轮作，种谷物、芜箐、大麦与苜蓿；另一种是六茬轮作，种小麦、大麦（或燕麦）、芜菁、燕麦（或大麦以及苜蓿），苜蓿种到6月21日，然后种冬小麦，冬小麦为最末一季作物。由于扩大了饲料种植，从而有可能增加牲口饲养，转过来增加肥料来源，并最终使耕作和畜牧有效地结合起来，提高农业生产率。至此，英格兰低地混合区农业，才摆脱牺牲畜牧业发展粮食生产的旧模式，完全解决了地力衰竭对农业生产的制约。这个进步让西欧主要是荷兰和英国的粮食单产在18世纪追上了中国，至少和清代华北差不多达到收获率11。1。粮食产量的提高和饲草的种植让西欧的马匹保有量大增，马成为主要畜力。
那么这个模式是不是能复制到中国华北呢？答案是不能。
核心问题就是人口密度差异，荷兰和英国把小麦和黑麦的收获率从3、4提高到9、10以后就可以大量出口谷物了，中国明清已经在11-15的收获率还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另外英国的畜牧区从中世纪开始就从东欧进口谷物作为补充，海路运输的优势让他们即使人口密度增加以后仍能以进口谷物和本地牧草配合保持较大的畜群。
这里还说一下豆科牧草和禾本科作物在饲料上的差异，豆科牧草的蛋白质含量比禾本科高得多，禾本科牧草喂养就需要更多的粮食，同样根据满铁调查资料，在喂饲玉米叶时，一匹马一年需要高粱6石，也就是424公斤高粱。豆科牧草的青干率比较低，大概只有0。2-0。3，如果华北主要农耕区域也采用类似轮作方式的话，以当时的产量，例如清末民初辽宁新民厅引进苜蓿的产量亩产干草只有100多公斤，即使在1970年，新疆的苜蓿亩产只有干草146公斤，兵团苜蓿亩产更低到108公斤，现代那些超高的亩产依赖的是灌溉。而且中国传统的黄花苜蓿产量比较低，低到什么程度呢？野生成片的黄花苜蓿亩产鲜草150-250公斤，干后30-75公斤；栽种亩产鲜草600公斤，干后120-180公斤。要10亩地产的苜蓿才能够一匹马的饲草，还不算需要的厚秣黑豆高粱麸子豆饼之类，根本就是无法接受的高成本了。
那么是否中国古代除了粮食作物轮作没有类似牧草粮作物轮作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确实出现过稻麦和苜蓿紫云英轮作的种植模式，但是这些是作为绿肥出现的，在秋季播下，春季翻入地里，因为生长季节是在冬季，产量不可能很大，因此并不能解决牧草问题。
综上，宋代失却牧马之地，主要就是河套和河西，导致不能采用马场方式养马；同时宋代适宜采用饲养方式养马的地区正是最核心的农业区，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少，荒地开发较完全，面临饲草与燃料的矛盾，如此人马相抵触，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出现本文最开始民国时期的情况，农民以牛、驴为畜力，而不养马，证据就是伐夏牲畜主要为驴。民马保有量极低，只有大户庄园才能养得起马，民马保有量低直接结果就是战马更缺乏，民马是战马的基础，这点汉唐体现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