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群雄逐鹿，最终曹氏基命，蜀汉速亡，孙吴苟延。限于篇幅，本文只浅谈蜀汉覆灭，宗庙倾隳，刘禅入洛，留下乐不思蜀的笑柄的原因。论者多归因于客观之势，蜀汉偏安益州之一隅，孙吴盘踞天堑之东南，而曹魏横跨中国之北部。
诚然如此，战争是综合国力的对比和较量，一般来说，以众暴寡，以大吞小，以强凌弱。但力量对比悬殊仅一个客观原因，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几乎每一新兴政权于肇始之端均会如此。但彼此主观努力亦影响着彼此实力消长，主观的努力会使形势发生逆转。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破哈达、灭挥发、砍伐乌喇、横扫叶赫，不断扩大根据地，直到席卷九州，威加海内。但是在三国中，这种消长并不是朝着差距减小的方向，而是在总的趋势上走向相反，因为蜀汉政权在主观方面整体上并不优于曹魏和孙吴，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诸如关羽大意失荆州，刘备感情用事导致彝陵惨败，粮草不足和错用马谡使五次北伐劳而无功，益州集团和荆州集团不和，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后主昏庸，人才匮乏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不重视和不善于前沿根据地之经略，使不利因素更加不利。
如果根据地建设得好，那么其他不利因素会消除或减弱，因为它们是相互制约的。
本文将讨论蜀汉在刘备时期和在诸葛亮时期的根据地经略情况。
一、刘备时期
（一）益州根据地
益州作为天府之国，处于三国争端的边缘，加上蜀地地势险峻，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称，只要守住南面和内部稳定，北边是不易攻进去的，它作为蜀汉的后院要守住，是不能起火的，因此蜀汉政权对之重视有加。
（二）荆州根据地
刘备取得益州，有了立身之地。但是仅有益州是不够的，苏洵《权书・项籍》云：
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不能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何足以制中原？……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蜀汉集团弃荆州在战略上是根本错误的。严格地说，刘备所占的只是荆州南部四郡，虽然如此，却是进攻中原的通衢，实属兵家必争之地，而且北与曹魏比邻，东与孙吴接壤，易受攻击，相对于易守难攻的西蜀来说，更应该派重兵良将把守。丢失荆州南部四郡，既是关羽一人的大意，也是整个蜀汉决策人的大意，是思想上不重视经略战略据点的表现。
《孙子兵法・行军篇》曰：“辞卑而益备者，进也”，陆逊“白衣渡江”而能得逞，这是关羽的疏忽。但关羽盛气凌人，好戴高帽的性格，刘备和诸葛亮应该是知情的，这种人是不善于与孙吴搞好统一战线的。何况自古以来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无永恒的联盟。况且鲁肃讨还荆州已露端倪，因此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充分考虑联盟可能会发生破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再说荆州之战持续半年，竟无策应之举，可见蜀汉政权疏忽到了何种程度。如果重视并保住这块根据地，就不会有刘备的感情用事，就不会有彝陵惨败。
（三）汉中根据地
曹操在平张鲁之后占领汉中――四川东北之门户，直接威胁益州根据地。刘备以迂为直，部将黄忠争夺定军山，使形势发生逆转，以逸待劳，围张郃并射杀援救的夏侯渊，后来曹操来攻，刘备以逸待劳，据险固守，并谴游兵，劫其粮草，曹操只好放弃，这样不仅保护了益州根据地，而且可以北攻关中。
二、诸葛亮时期
诸葛亮五次北伐之所以不能遂愿，亦在于不重视和不善于前沿根据地经略。初次北伐，表面上是马谡失街亭。如此决定性的一战，诸葛亮却派一个没有实战经验的人。
毛泽东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并认为马谡困于街亭，诸葛亮应大军挺进，策应他。事后委责他人，更不应该。事实上，马谡虽不能独当一面，但可以作为一个参谋。对他的处分，顶多只能让他戴罪立功。杀了他，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特别是在蜀汉缺乏人才的时候。说马谡不听节制，那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使按照诸葛亮的意图，不上高地，只怕对方占住，峡谷两边锁住，封好口袋也会全军覆没，诸葛亮的妙计也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杀了他，只能让其他将领缩手缩脚、疑惧自危、不能应变制敌，就会犯兵家大忌。《孙子兵法・虚实篇》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可见用兵如神，必须根据情况变化，因此必须临阵，哪有后方遥控之理？诸葛亮自己认识到了，后几次北伐均亲自临阵。
读者也许会问：后几次诸葛亮既已临阵，即当稳操胜券，为何与成功失之交臂？答曰：多因粮草不足而退兵，即由不重视前方根据地建设，一味地从后方运粮造成。实际上“千里运粮，军有饥色”，是不明智的，《孙子兵法・作战篇》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以此来看，蜀汉是“贫于师者远输”，诸葛亮不可谓“善用兵者”。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粮的人实际上超过了打仗的人。后方运粮的人多了，前线打仗的人势必减少，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正是蜀汉不能取胜的原因。毛泽东批注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应该还加上：千里运粮，分散兵力，长途跋涉于崎岖巴汉间，屡次只能以弱攻强，安得不败？
第二，减慢了行军速度。兵贵拙速，不贵巧慢。如能神速，则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效，若对方严整以待，则难如意。如诸葛亮初出祁山，队伍整肃，号令严密，恢如长庚，孤照一方，兵锋所指，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其后鲜有此等战绩。
第三，加深了荆州集团和益州集团的矛盾。众所周知，刘备和诸葛亮在组织路线上坚持荆州集团一等公民、东州集团二等公民、益州集团三等公民的政策。益州集团处在金字塔的底层，在政治上受压制、仕途上被排挤、法律上受制裁。经济上本来就负担沉重，据《三国志》，邓艾灭蜀时，蜀人口男女94万，带甲将士10万，官吏4万，总计108万人。按此计算，蜀中人口每23.5人养活1个官吏，每9.4人养活1个士兵，而且是同时养活士兵和官吏，且不说其中还有老弱病残。再从后方运粮，更是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难怪邓艾灭蜀时有的人持幸灾乐祸的心态，而不是深沟高垒，坚壁清野，给入侵者制造阻力。这必然加快了蜀汉政权的倾覆。
其实，除了进攻之初期当取用于国外，后期之粮草供应一可因之于敌，二可于前沿根据地屯田。因粮于敌是不容易的，诸葛亮在四出祁山曾经抢收麦子，而且在对方疏于防备时，但旋即于上邽为司马懿所阻。诸葛亮也实行过屯田制度，可惜是在第四次北伐后，第五次北伐时病逝于五丈原，时年五十四岁，见机何其晚也！
如果一开始就实行屯田，建设前沿根据地，说不定形势还会发生逆转。其理由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实行屯田可以巩固战果，扩大地盘，将边界向北推进。一旦占住就不要轻易后退，其实五次北伐，曹魏多取守势。有时诸葛亮撤退并非万不得已。
其次，如果实行屯田，以战养战，不仅补充粮草，扩充兵员，也可以扩充人才。打仗并不是下象棋，越下越少，而是下围棋，越下越多。如果诸葛亮不弃用像魏延那样的已有人才，不错用像马谡那样的偏才，像孙权培养吕蒙那样在战争中培养新的人才，从新占领区接纳和发现人才，蜀汉政权会代不乏人，绝不会出现人才断层的现象。
再次，实行屯田可以以逸待劳，反客为主，减少几次进攻的来回折腾，减少无用功，说不定也不会因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
诸葛北伐，以攻为守，前后七年，虽鞠躬尽瘁，却战果不佳。本文将以北伐为例，浅谈怎样经略前沿根据地。
前沿根据地无外乎会遇到两种情况。在形势有利时，向外推进，诸葛亮能造成这样的态势，表现在联合东吴和西北少数民族共同攻魏，这对壮大自己的力量，瓦解敌方的斗志是大有裨益的；亦表现在声东击西，以邓芝和赵云为疑兵，而自己却率大军进攻祁山，造成曹魏三郡叛乱之态势。但对士族政策不对，至少在当时不能这样，在新占领区没有优待投诚的士族和官吏及将领士卒，因此不能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当前最危险的敌人。
在形势不利时，坚壁清野，据险防守，不轻易放弃每寸土地，并使游兵袭其后方，劫其粮道，则我方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挫其锐气；但如果敌我力量悬殊时（指战斗中和战术上，非指战略上），要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之地形，待机歼敌，诸葛亮发明之连弩十分便于伏击战，射杀张郃和王双即是。但有几次撤退并非是为了诱杀敌人，也并非不能抵抗，只能算是抛弃根据地。
要开辟、巩固新的根据地，还要善于发现、培养千千万万的将才，形成分工协作、集团作战之优势。而单枪匹马，系社稷安危于一身，支大厦重心于一木，真是危如累卵，一旦撒手人寰，人才匮乏，国亦覆灭。一个优秀的统帅有两个任务，一是制定正确的谋略。在战术上隐蔽自己、避实击虚、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小股敌人，这在《孙子兵法・虚实篇》中阐述甚详：“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蜀汉是小国，曹魏是大国，因此必须联吴抗魏；又必须积累力量，通过战术上无数次以多击少的速决战的积累，使敌我力量的消长由量变到质变，来赢得战略上以少胜多的持久战。二是保证该谋略的贯彻。诸葛亮应将主要之精力放在宏观战略和重大战事上，而不应该事无巨细，悉揽于身，特别是在琐碎的细节上耗尽精力，殒身五丈原，给后人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遗憾。
总之，蜀汉政权之灭亡与很多因素有关，但最根本的是不重视或不善于建设前沿根据地，壮大自己，削减敌人。在刘备时代，则表现为大意失荆州，并进一步导致彝陵惨败；在诸葛亮时代，则表现为五次北伐，来回折腾，虚耗时日。
参考文献：
1、陈寿著；陈乃乾校点.三国志[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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