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是孙吴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其荣辱进退，颇多坎坷。究其原因，陈寿在《三国志》卷五二传末有“评”云：“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惮，以高见外，既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从容闾巷，养老而已，以明（孙）权之不及策也。”陈寿以为张昭尽忠孙权，但“以严见惮，以高见外”，而不为孙权重用。
所谓“严”，一般以为指昭性格严正，“高”指其品格高洁，应该说这一理解不误。不过，张昭之“严”与“高”，还有当时特定的世族阶层及其文化的背景和内涵。因此，张昭之进退绝不仅仅是其个人的荣辱，而是关乎孙吴政治变迁之大局，其中颇多深意，值得深究。
一、张昭在孙吴政权草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
张昭（155—236年）字子布，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据《三国志》本传所载，昭自少博通经史，“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与朗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刺史陶谦举茂才，不应，谦以为轻己，遂见拘执。昱倾身营救，方以得免。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可见，昭在北土便为徐地名士。
昭避祸南下，正值孙策创业江东。孙吴立国，虽可追溯到孙坚，但实际上当以兴平、建安之际孙策返师江东为起点。不过，孙氏虽为吴郡富春人，但长期流落江北，并附逆袁术，故其南渡，遭到江东儒学世族的敌视与排斥，孙策则对江东大族严加杀戮，所依重者主要是随征的淮泗武人和江北文士。关于孙策谋谟之士，《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策至江东，自领会稽太守，以“彭城张昭、广陵张绂、秦松、陈端等为谋主”，四人皆来自江北，其中尤以张昭地位最为突出。
《张昭传》：“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大夫书疏，专归美于昭，昭欲默而不宣则惧有私，宣之则恐非宜，进退不安。策闻之，欢笑日‘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自兴平末至建安五年（195—200年），经过大约四五年的军事征服，孙策逐步消灭了东汉朝廷在江东的扬州刺史刘繇、会稽太守王朗、豫章太守华歆等人，奠定了孙氏割据江东的基业。在此过程中，关于张昭谋划之功，虽少有实例，但从孙策对其依重的程度看，他实际上成为汉末流寓江东人士的精神领袖，并在孙策平定江东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当然，张昭一生政治地位最显赫的时期是孙策、孙权兄弟易位之际。建安五年，正当孙策粗定江东，意欲大展宏图之时，他被人刺伤而死。这一突发性事件给孙氏江东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危机。谁来团结各方面力量，延续孙氏政权在江东的统治呢？策死前以弟权继位，并以张昭顾命。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策托孤之言：“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这实际上是要张昭等人辅助孙权，改变武力征服的政策，起用儒学名士，“以保江东”。针对当时江东的局势，孙策安排的核心人物是张昭，策甚至说：“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这一方面表明当时江东局势十分严峻，孙氏政权有颠覆之虞，另一方面也表明孙策对张昭的信任，进一步确立他的核心地位，勉励他将孙氏政权延续下去。
确实，孙权即位之初，江东形势十分严峻。《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同书《张昭传》注引《吴书》：“是时天下分裂，擅命者众。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可见江东本土英豪多未臣服，而流寓人士则心存观望，叛乱与离异之事屡起，孙氏政权处于困境之中。以孙权的资历和声望，他是无力扭转这一危局的，一切都有赖于张昭。
细究史实，可见张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张昭扶持孙权登基。孙策遇刺，事起仓促，孙权即位，亦无准备，主要依靠张昭等人扶持。
《孙权传》载：“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日：‘孝廉，此宁哭之时邪？……’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张昭传》亦载：“策临亡，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谓权日：‘夫为人后者，贵能负荷先轨，克昌堂构，以成勋业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盗满山，孝廉何得寝伏衷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昭复为权长史，授任如前。”
张昭亲扶孙权上马巡军，是为了表明他忠于孙氏之态度，并以此影响其他文、武之士。可以说，正是由于张昭等人的扶助，孙权“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由于张昭的全力支持，孙权得以顺利即位。
其二，张昭安抚宾旅寄寓之士。
孙权即位后，为稳定统治，必须招抚汉末流落江东的宾旅寄寓之士。此前，这些宾旅寄寓之士或隐而不仕，处于观望状态；或北归许都，甚至远渡交、广，不与孙氏合作。针对这种情况，张昭、周瑜全力笼络宾旅之士。
《三国志·吴书·严畯传》载唆便是张昭引荐入幕的：畯乃彭城人，汉末“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性质直纯厚，其于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补益。张昭进之孙权，权以为骑都尉、从事中郎”。畯既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且三人一度“俱游吴中”，故诸人可能同时为张昭所引荐。其他流寓之士如孙邵、是仪、滕胤等，也是孙权统事后陆续入幕的，这都是一些有学养的文士。
同时，周瑜也努力招引流寓人士，如鲁肃本欲北归，瑜劝留之，“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引为高参。《孙权传》称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军。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张昭传》注引《吴书》称“及昭辅政，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陆机《辨亡论》也称“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士矣”。宾旅寄寓之士进入孙权幕府，是孙吴立国江东的一个重要步骤。
正如田余庆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宾旅寄寓之士影响舆论至深，是稳定江东的重要因素。张昭和周瑜合作所形成的孙吴权力结构，具有吸引宾旅寄寓之士的良好形象和容纳他们的能力。宾旅之士归心，淮泗将领得到淮泗文人的合作，孙吴的统治基础明显扩大了，立足点也大为稳固。这样，孙吴政权就能够在正常的军务、政务之中更多地吸收江东士人参与，逐渐增加江东士人在政权和军队中的比重，逐渐消除江东人和江西人之间的隔阂，为孙吴政权的江东本土化，为孙吴政治轨辙进一步的转折，创造必要的条件。”
其三，张昭参与军事，助平叛乱。
孙策猝死，江东地方豪强和山越宗部势力叛乱屡起，张昭虽为文士之首，但作为顾命之核心，他协调周瑜、黄盖、程普、董袭、朱治等武将，全力平叛。《孙权传》所载“乃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云云，说的正是这一情况。《张昭传》注引《吴书》：“权每出征，留昭镇守，领幕府事。后黄巾贼起，昭讨平之。权征合肥，命昭别讨匡奇，又督领诸将，攻破豫章贼周凤等于南城。自此希复将帅，常在左右，为谋谟臣。权以昭旧臣，待遇尤重。”可见，在孙权平叛过程中，张昭虽主要留守“领幕府事”，扮演萧何的角色，但在危急时刻，他也有亲自领兵征战的经历。
其四，张昭草创孙吴政权之典制。
孙策东渡，以军事征服为主，尚未顾及典章制度的建设。孙权之初，文书往来，主要有赖张昭、张绂等，《三国志·吴书·张绒传》注引《吴书》：“权初承统，春秋方富，……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结，常令绒与张昭草创撰作。”不仅如此，张昭还撰作孙吴之礼仪典制。《张绒传》注引《吴录》：“昭与孙绍、滕胤、郑礼等，采周、汉，撰定朝仪。”
朝仪典制的撰定，是孙吴立国的重要环节和步骤。由上文所考，孙权即位之初，作为孙策首席顾命大臣，张昭成为江东孙氏政权的主心骨。正因为如此，孙权对张昭十分尊重，前引称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以昭旧臣，待遇尤重”云云，便是明证。《张绒传》注引《江表传》亦称：“初，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日张公，绂日东部，所以重二人也。”直到建安七年孙权母亲吴夫人死，仍“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可见当时对张昭的倚重及其作用之显著。
二、张昭与孙权在对待曹操及孙吴军事战略问题上的分歧
孙权即位后，张昭的政治核心地位仅维持了二三年时间，建安七年（203）之后，便为孙权逐渐疏远，建安十三年之后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直接原因在于张昭在对待曹操招降的态度问题上与孙权不同。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在北方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并利用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舆论优势，对其他各地的军阀施加压力，进行招降。对江东孙氏政权也是如此。
面对曹操的军事威慑与假托汉廷的声望，孙权幕府中出现了分化，即归降派与独立派，双方在一系列军事战略上都存在分歧，时有论争，其中建安七年、十三年的二次较量关乎孙吴政权的走向，影响甚巨。
建安七年，曹操责令孙权送任子于许都。孙权心存不甘，召群臣商量，《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其事日：
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周）瑜诣母前定议，瑜日：“……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岁，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
所谓张昭等“犹豫不能决”，正在于他们主张纳质于曹操。孙权割据江东的决心已定，得到周瑜的支持，“遂不送质”。因此，遣送任子问题的背后，实质在于对孙权江东政权发展趋向的把握与态度，张昭是不主张江东走上独立割据道路的。
建安十三年，曹操在基本统一北方后，开始着手规划统一大业。他在夺取荆州后，又想乘机收复江东，他给孙权写信说：“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得信，召见群下，问以对策，《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日：‘卿欲何言？’肃对日：‘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日：‘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周瑜传》也载当时“议者”多以为“大计不如迎之”。
这些主张归降曹操的“议者”是谁呢？《通鉴》直接载为张昭、秦松。这是有根据的。《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谓瑜日：“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后来孙权回忆此事还说：“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可见，主降派代表人物是张昭、秦松无疑。
对张昭等人的归降言论，孙权在周瑜、鲁肃的支持下，给予坚决的抵制。
张昭、秦松等文士为何一再劝导孙权降附曹操呢？孙权斥责他们“各顾妻子，挟持私虑”，这是一方面。
不仅如此，这还牵涉到张昭诸人对当时南北形势的战略把握及其思想文化背景。《周瑜传》载张昭谏权之言：“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张昭以为孙权在舆论、实力两方面都无法与曹操相比。其中在舆论上，曹操“托名汉相”，“动以朝廷为辞”，对张昭等人具有极大的心理征服力。作为儒学名士，张昭等人深受名节观念的熏染，东汉王朝虽然名存实亡，但其名分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就双方实力而言，张昭以为“势力众寡，又不可论”，如若交战，孙权必败。作为文士，他看不出曹、孙潜在的强弱转化。他以为曹操南征，必然一举兼并南北。
对张昭的这种文化心态，南朝刘宋裴松之洞悉甚明，他在《张昭传》中注曰：
“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
所谓“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确实概括出了张昭的文化心理。建安七年，孙权否定张昭等人的建议，其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建安十三年，孙权断然拔刀相向，张昭退出了孙权军政决策的核心层。
与此同时，孙权逐渐依重周瑜、鲁肃等人。虽同为流寓之士，较之张昭等儒学名士，周瑜、鲁肃等人出身于江北地方豪强，文化层次相对较低，其修养、气质、心态皆与儒学士大夫不同。另外，他们年辈较晚，更长于谋划与机变，并早有在乱局中寻求个人发展的打算。
周瑜早与孙策交结，并助其返师江东。鲁肃，《三国志》本传载其“生而失父，与祖母居。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尔时天下已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揉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注引《吴书》：“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并明确表示江东乃避害的“乐土”。这种出身与修养，显然与张昭不同，他们是一些识时务的俊杰之士，而对汉廷则少有名节方面的顾虑。
鲁肃在孙策死后，曾想返归江北，周瑜劝留之，并引荐给孙权，权“与语甚悦之”，诸宾退，独与肃密议，肃直言：“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鲁肃第一次见孙权，便为其确立了割据江东的战略。权虽表面上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但内心则喜不自禁。鲁肃是周瑜推荐的，肃所进计策当与周瑜商量过。
从此，孙权在军事战略与建国规划上，主要依重的是周瑜、鲁肃。也正是此二人，在建安七年、十三年先后两次帮助孙权拒绝张昭等人降附曹操的建议。其中，周瑜大部分时间领军在外，而作为核心谋士的则是鲁肃。他们取代了张昭等老一代谋士的地位。
张昭对鲁肃等后进策士地位的上升是很不满意的。《鲁肃传》：“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衣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张昭以为鲁肃“未可用”，其理由是肃“年少粗疏”、“谦下不足”，表达了张昭对鲁肃进用的不满。张昭是礼法之士，他攻击鲁肃“粗疏”，当然有文化观念上的原因，但关键还是在于双方在孙氏江东政权发展战略上的分歧。
这还反映在张昭与甘宁的冲突上。《三国志·吴书·甘宁传》：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携持弓弩，负盹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乃往依刘表，因居南阳，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于是归吴。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于旧臣。
宁陈计日：“今汉祚日微，曹操弥骄，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即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至尊今往，其破可必。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权深纳之。
张昭时在坐，难日：“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日：“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权举酒属宁日：“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
周瑜等人荐甘宁，意在攻取荆州。张昭反对甘宁，虽有对其出身之鄙视，更主要在于军事战略上的歧见，其斗争正是与周、鲁二人矛盾的继续。由上文所考，可见建安十三年前，双方斗争已公开化了，周、鲁一派取得了孙权的充分信任，张昭一系一再受斥。
赤壁之战后，周、鲁二人的决策取得全胜，张昭自然彻底失意了。前引已见孙权斥责张昭“各顾妻子，挟持私虑”云云，并有拔刀砍案之举。《张昭传》注引《江表传》：“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日：‘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之节，权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为非也。”
此事发生在黄龙元年（229），距建安十三年（208）已过二十多年，孙权想起当年的情形，依然如此激动，可见他对张昭怨恨之深。而对周瑜、鲁肃则恰恰相反，《鲁肃传》载周、鲁联手于赤壁破曹操，孙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阁拜，权起礼之，因谓日：‘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日：‘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辐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肃与权君臣之间相得如此！又载：“权称尊号，临坛，顾谓公卿日：‘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孙权将其建国之功归于周瑜、鲁肃之定策，正映衬出张昭的失势。
三、张昭之不得为相及其政治地位的进一步下降
赤壁之战后，孙吴割据江东的格局基本形成。在曹魏、蜀汉相继称帝后，孙权也考虑称王称帝，以成就其帝王之业。黄武元年（221），孙权称吴王，同时置丞相。丞相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臣“首望”，其人选显得十分敏感。此前张昭在军机要务上因与孙权存在分歧，其谋划决策地位为周瑜、鲁肃取代，但作为孙吴文臣之元老，张昭之德望、品行、气节等堪称为楷模，在江东少有出其右者。因此，张昭一时间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并引发了激烈的政争。
《张昭传》载：（黄武）初，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权日：“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后孙邵卒，百僚复举昭，权日：“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
可见黄武年间孙权先后两次选择丞相，尽管“众议归昭”、“百僚复举昭”，孙权都未采用，其理由有二：一是丞相“事烦”，无须劳驾张昭，二是张昭“性刚”，易生冲突。前者显系托词。至于张昭之性格，确实有令君主生惧处，正如其本传所载：“昭容貌矜严，有威风，权常日：‘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举邦惮之。”又载：“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进见。”
张昭的这种性格，不仅孙权，所有的专制君主都不会喜欢的。因此，从性格的角度来解释孙权不用张昭为相，是能说得通的。孙权所选择的孙邵、顾雍都是比较内敛的人，便能说明这一点。
不过，这只是一方面，清代学者对此还有其他解释。卢弼《三国志集解》对《张昭传》中的记载有案语云：“孙权始终不满意于张昭，此皆托词耳。”他以为主要在于孙权对张昭当年建议以孙翊继承孙策位不满。
其实卢弼所据《典略》本身史实未必可信。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卷四“张昭不相条”引《吴历》所载“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等语后日“昭之不得为相，正坐此数语耳”，以为孙权心胸狭窄，始终难释此积怨，只不过因为张昭“老臣练事，创业功多，恐废弃则群臣不服，计隐以全终始”。据前考，孙策所谓“自取”之语，并非真的授权张昭“自取”，而是为了激励张昭，并树立其首席辅政的权威。因此，卢弼、周寿昌的看法，多为就事论事的猜测之词，非但没有更多的确实可信的资料作证，也没有将此事置于孙吴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仔细考虑，孙权两次弃用张昭，除了性格等一般因素外，还要结合张昭与孙权政见上的一贯分歧和黄武以后孙吴社会的转型予以考察。关于张昭在军事战略、建国方略等方面的分歧，前文考之已详。孙权称帝，斥责张昭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表明了厌弃张昭的态度，故《江表传》说权“所以不相昭者，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为非也”。孙权第一次违群臣之愿，用孙邵而不用张昭，根本原因在此。
不过，第二次孙权以吴人顾雍为相，则另有深意。黄武年间，孙权正在大力推进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其主要手段便是“以吴人治吴”，适当改变依靠江北人士决策的状况，从而迎合江东大族的愿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孙权排除众议，用吴地大族代表顾雍为相。关于孙权有意识地压制张昭，以提升顾雍的威望，《三国志·吴书·顾雍传》所载一则史实十分典型：权尝咨问得失，张昭因陈听采闻，颇以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损。权默然，顾问雍日：“君以为何如？”雍对日：“臣之所闻，亦如昭所陈。”于是权乃议狱轻刑。对张昭的正确提议，孙权“默然”，要经过顾雍的确认，方进入讨论程序，其用心是明显的。
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张昭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基本上处于退休状态，“在里宅无事”。《张昭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即便偶尔参预政事讨论，也会遭到孙权斥责，发生激烈冲突。
比如嘉禾二年（233），孙权决定遣使册封辽东公孙渊，并派万余兵渡海，以助其对抗曹魏。确实，孙权此时以天下共主自居，以为“普天一统，于是定矣”，有点忘乎所以，“举朝大臣，自丞相雍以下皆谏”，权不听，渊果然杀吴使，孙权又欲亲征，“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乃止’。
在此过程中，张昭的言行最为激烈。《张昭传》载：“昭谏日：‘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权与相反复，昭意弥切。权不能堪。按刀而怒日：‘吴国士人人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渊果杀（张）弥、（许）晏。权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孙权“深自克责”，目的是为了挽回影响，寻求朝臣的谅解。但作为张昭而言，在此事中，他所受之精神打击甚大，孙权对他“按刀而怒”，使他丧失了士大夫起码的尊严，其政治声望降到了最低点。
不仅在朝廷政争中，孙权一再排斥张昭，甚至在饮宴游戏之时，孙权也不忘捉弄张昭。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日：“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日：“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日：“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使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又注引《江表传》：曾有白头鸟集殿前，权日：“此何鸟也？”恪日：“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日：“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
张昭性格严正，不苟言笑，孙权一方面说“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另一方面却又一再怂恿诸葛恪戏弄张昭，目的正在于表示对张昭的轻辱，遏制其政治声望。由此可见张昭晚年所受孙权之压制及其政治地位的下降。
四、余论：张昭性格的文化意蕴及其对孙吴学术文化的贡献
上文主要从张昭与孙权及其亲信谋士在军事战略、政治规划等方面分歧的视角，揭示其间不断发生冲突的原因。不过，有必要补充论述的是，张昭一生的政治实践及其荣辱，还有更为根本的潜在的文化方面的因素。汉魏之际，中国历史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王纲解纽、天崩地裂的社会动荡中，既往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走向历史前台的儒学士大夫阶层不断受挫，而各类寒门势力及其军事代表乘机崛起。在战争中得势的寒门将领为巩固他们的统治，必须寻求儒学名士的合作，而儒学名士则企图借助于军事豪强，逐步恢复社会秩序并改造其政权的性质。这便决定了他们在合作过程中，必然要不断发生斗争，而且这一斗争有时还非常激烈。
这种情况在当时各地方政权或军阀集团中都普遍存在。张昭与孙权的关系也是如此。张昭出自儒学家族，自少研习儒学经籍，有良好的礼法教养。史称其“性刚”、“辞色壮厉”、“有威风”云云，这除了指其性格刚烈之外，还体现着其士大夫的文化秉性，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言”，他的这种态度都是针对寒门通脱、非礼之言行的。
前引张昭早年不应徐州牧陶谦所举茂才，“谦以为轻己，遂见拘执”，谦出身寒微，昭不应谦举，显然有文化上的因素。张昭辅助孙权，权也出自寒门，为人轻脱，根本不守礼法，如驰猎、酗酒、嘲戏等，昭自然要予以纠正，因而时有冲突。关于驰猎，《张昭传》：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日：“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权谢昭日：“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于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以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
昭之子张休也有谏争之举：“权常游猎，迨暮乃归，休上疏谏戒，权大善之，以示于昭。”昭父子皆谏戒权驰猎，但并未能改变其习性。关于酗酒，《张昭传》又载：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日：“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日：“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日：“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常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惭色，遂罢酒。
这类事情很多，甚至还有人因拒饮而被害。至于嘲戏之举，前引孙权、诸葛恪君臣一再调侃张昭，不再复述。这些看似生活细节的小事，深刻地体现出张昭与孙权的文化差异。
这种阶级与文化的差别，在政治理念上也有体现。张昭主张归附假托拥戴汉献帝的曹操，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恪守的儒家忠节思想有关。他排斥鲁肃、甘宁，斥其“粗疏”，显然与此二人出身寒门、崇尚游侠不无关系。昭之政治理想是推行儒家仁政，故有批评孙权“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建议改良，并得到顾雍的附议。
昭谏阻孙权礼聘辽东，其本质是对抗日渐昏愦的君权，代表了整个儒学世族的利益，得到顾雍、陆逊、陆瑁、薛综等人的支持，而绝非张昭个人义气用事。胡三省在《通鉴》卷七二魏明帝青龙元年此条下有注云“张昭事吴，有古大臣之节”。而孙权则推崇曹操之法术，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便指出权“有地数千里，立国数十年，以力战为强，以独任为能，残民以逞，终无毫发爱利之意，身死而其后不复振，操术使之然也。”
这便决定了张昭与孙权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之间恩怨的问题，而主要体现出其间由于阶级出身、文化观念的差异所引发的冲突。
学者汉末南渡，对相对封闭、保守的江东学界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张昭还擅长史学，尤精于“《汉书》学”。汉末以来，世族子弟经史并重，其中《汉书》尤受重视，成为人们明了世事更替的教材。
孙权教育太子，便请昭父子教授《汉书》。《三国志·吴书·孙登传》载黄武初立登为太子，昭子休为太子宾友，“侍讲诗书”，“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张昭传》载昭次子休“弱冠与诸葛恪、顾谭等俱为太子登僚友，以《汉书》授登。”注引《吴书》载：“休进授，指摘文义，分别事物，并有章条。”
可见张昭研习《汉书》“有师法”，已形成家学风尚，这是受经学风气影响的结果。清人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史部张休《汉书章条》下有案语云：“《吴书》言并有章条，则非徒凭口说，其必笔之于书，可知颜师古《汉书叙例》载刘宝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即此之类，亦略如后世讲义。凡历朝臣工进讲，皆别具讲义，知此制自魏晋已然矣。而张子布父子《汉书》有师法，亦于此见之。”可见张昭在“《汉书》学”史上的地位。
此外，张昭以其特殊的地位，对南北文化的交流有不小的贡献。张昭一度成为江东士大夫的象征，前引文称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疏，专归美于昭”，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赤壁战后，《文选》卷四二载阮璃《为曹公作与孙权书》犹有责孙权“内取子布，外击刘备”之语，说明曹操也是很看重张昭的。
《张昭传》注引《典略》又载汉末名士祢衡的一段话：
余曩闻刘荆州尝自作书欲与孙伯符，以示祢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为欲使孙策帐下儿读之邪，将使张子布见乎？”如正平言，以为子布之才高乎？犹自蕴籍典雅，不可谓之无迹也。加闻吴中称谓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时之良干，恨其不于嵩岳等资，而乃播殖于会稽。
祢衡为狂人，他敬重张昭，从而使鱼豢深信昭为“一时之良干”。
正因为昭有如此地位，他与北土学者交流颇为密切。《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吴历》载魏文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一通与张昭”。曹丕赠书张昭，其地位不言自明。汉末刘表一度割据荆州，重视学术文化，其中宋忠精于《周易》、《太玄》之研究，重视义理的阐发，引起了学风的变异。荆州学风影响到江东，张昭充当了媒介的角色。
据《全三国文》卷六八所录陆绩《述玄文》，刘表遣使成奇至江东，携有《太玄经》，陆绩等江东人物习之未精，后成奇再至江东，宋忠托其将所著《太玄经解诂》赠张昭，“绩得览焉”。尽管绩与宋忠对《太玄》的理解不同，著论批评其“失其指归”、“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但实际上陆绩是在宋忠之注中加注，受其影响很大。
由此可见，张昭以其特殊身份，对沟通江东与其他地区的学术文化交流，并进而推动江东地区文学、思想风尚的变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