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是从孙吴政权建都建业（今南京）开始的。其实，南京只是孙吴政权的备选地之一。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胡阿祥教授认为：“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南京并非孙吴建都的首选之地。而且即便孙权在南京称帝后，也曾一度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市）。”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并定都在建业（今南京）。在孙权称帝前后，对于都城的选择，曾有多次反复。胡阿祥教授考证：“东吴的国都，除了建业，还有五个备选项，分别是苏州、京口（今镇江）、曲阿（今丹阳）、公安（今湖北公安县）、武昌（今湖北鄂州市）。”
一般认为影响孙吴政权都城选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东吴割据江东，一直力图问鼎中原，而中原豪杰，也一直对江东虎视眈眈。建业西临长江天险，四面环山，中间有平地，军事上易守难攻。因此，从军事上讲，东吴将自己的大本营建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选建业为都的理由，也正是苏州和曲阿出局的原因。而公安和武昌二地，胡阿祥教授说：“它们在军事上倒是很好的地方，但它们空间较小，而且赤壁之战后，刘备向四川发展，孙吴和蜀汉联盟，上游的威胁解除。在这样的情形下，建业成为孙吴定都的不二之选。”
实际上，《三国志》记载：公元265年，孙皓为了巩固在长江中上游的势力，一度迁都武昌，然而，仅仅在一年零三个月后，孙皓便还都建业。孙皓放弃武昌，更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相比武昌，当时的建业在物资补充上则非常方便。孙权时期，又修建破岗渎运河，连通秦淮河和太湖，物资保障完全没有问题。
笔者认为影响孙吴政权都城选择的因素除了以上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也不可忽视，这就是谶纬。
一、谶纬与孙吴定都
221年，秦始皇东巡，过江。望气的人说：“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势。”于是秦始皇就改金陵曰秣陵，“因凿钟，断金陵长陇以通流，至今呼为秦淮”至吴，又令囚徒十余万人掘污其地，表以恶名，故曰囚卷县，现在称嘉兴县。在《史记》、《宋书》和《建康实录》都记载同样的史事，很明显是想说明孙氏称帝是五百年前上天安排的。
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这是孙吴政权从天命观的角度，进一步说明在汉代已经在江东出现某些帝王的征兆，这是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寻求依据。“昔秦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及孙权称号，自谓当之。考其历数，尤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秦淮和嘉兴是有的，秦始皇确实对金陵的王气采取过一定措施。孙权正式称帝在229年，距“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尚差五十年，“考其历数，尤为未及”，孙权还是把它拉来当作上感天命下应人心的证据。
因为江南金陵有天子气“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
二、孙皓迁都
孙皓在位十几年，在政由己出，皇权强化之后就想建功立业以便提高自己的声望，于是图谋迁都并进而北伐。任何朝代迁都都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孙皓登基不久，便着手迁都武昌。皓何以如此轻率。究其原因有三：一当时蜀汉灭亡不久，西部边防压力大。二是孙皓意欲强化皇权，减少其在建邺的势力的牵制。三是孙皓迷信谶纬，《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譟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但是孙皓的迁都，遭到了朝臣的激烈反对。“吴孙皓宝鼎元年（266）春夏旱，是时皓迁都武昌，劳民动众之应也。”这也说迁都是劳民伤财不合时宜。
吴孙皓时，尝岁无水旱，苗稼丰美，而实不成，百姓以饥，皞境皆然，连岁不已。吴人以为伤露，非也。按刘向《春秋说》曰：“水旱当书，不书水旱而曰大无麦禾者，土气不养，稼穑不成。”此其义也。皓初迁都武昌，寻迁建业，又起新馆，缀饰珠玉，壮丽过甚，破坏诸宫，增修苑囿，犯暑妨农，官民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兴土功”。皓皆冒之。此治宫室饰台榭之罚，与《春秋》鲁庄公三筑台同应也。班固曰：“无水旱之灾，而草木百谷不熟，皆为稼穑不成。”
孙皓初，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是人民利用谶纬来诅咒孙皓，不希望迁都武昌。
运用谶纬来分析孙吴政权定都和迁都的原因，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当然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许嵩.建康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许嵩.建康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