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袁世凯洪宪帝制开启的标志，筹安会的成立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时间节点，这在时人和后世的记载中多可寻绎。据记载，当1916年各省反对帝制声势急涨之时，袁世凯已开始与身边亲信几次密商取消帝制。就在发布退位申令的当口，袁氏几经犹豫反悔，诸妃、长子更是纷纷哭谏，吁请坚持到底。袁长子克定在最后的恳请书中，开首即言：“由筹安会发生以来，讫于今日，已历七阅月矣。”(许指严：《新华秘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161页)民初久处京师、对洪宪史事颇多闻见的革命元老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也多以筹安会的发生作为袁氏帝制活动大肆开始的标识。此外，曾担任袁世凯机要秘书的张一麐在为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所作的志语中，也以筹安会事起作为其洪宪帝制经历的开始(《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江东阿斗志)。
筹安会的缘起
因此可说，袁世凯洪宪帝制的由来也就是筹安会的起源。不过，记载追究袁世凯清末民初的称帝野心由来的正史、野史、秽史，以及各种掌故、笔记层出不穷。翻开这些记述，张一麐的记录最为笔者所相信。张氏自清末便担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深受亲信，但在袁世凯帝制最火热的关节，张氏一反众人的阿谀攀附，力劝袁氏勿跳火坑。加上张氏为人正直清醒、忠义双全，故其留下的种种笔记和回忆可以看作当时的实录。
袁世凯称帝
张氏作为亲历者，指出洪宪帝制的起源实在伏根甚久。在张氏的追溯中，首先被提及的是辛亥年冬，在南京临时政府派员北上迎袁世凯南下时发生的兵变，当日某公子(应即是袁克定)曾召集中下级军官欲夺清帝位，但被冯国璋所阻，此为初步试验。第二是癸丑之役，即二次革命时期，张勋属下曾欲劝张氏请愿大总统为大皇帝，为张喝止。第三在1915年9月，当国体争论激烈，参政院认定改变国体不合事宜之时，安徽倪嗣冲入京欲再效陈桥兵变事，拥戴袁氏称帝。的确，当二次革命民党溃败、领袖外逃之后，袁世凯周围攀龙附凤之徒纷然崛起(张一麐：《五十年来国事丛谈》《记筹安会始末》)。
后来列名筹安会的严复在帝制结束后不久与学生熊纯如的信中，回顾民初袁世凯往事云：“项城自辛亥出山以来，因缘际会，为众所推，遂亦予圣自雄，以为无两。自参众两院捣乱太过，于是救时之士，亦谓中国欲治，非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严复所谓的“因缘际会”大抵正是张一麐所述的几次关节，因为即使如反对洪宪帝制的张氏也承认，辛亥和癸丑这两次称帝时机远远好于后来的洪宪帝制。
不过帝制运动还是直到1915年才开始有大的动静，而筹安会的发起，除大事件之外，还有小细节。有研究认为，在1915年解决对日问题后，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窥伺出袁世凯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氏改行帝制，袁曾命长史夏寿田就商于杨度。袁氏本意是想由杨度做一居间人，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借为帝制打下基础。又因为杨度自清末已入袁世凯之幕府，袁系的色彩太浓，袁氏本不愿其出面。可杨度却宁愿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最后夏寿田转达极峰的意见，命杨氏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于是就有了“筹安会六君子”，即由杨度领衔，加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共计六人(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二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56、57页)。
这所谓“筹安会六君子”，在当时筹安会宣言发布时(1915年8月14日)，其所排座次便是如此。而座次自有座次的道理，后来帝制取消时，追究帝制祸首也仅以为首的杨、孙二人入围。不过就后世的知名度而言，杨度为筹安会长，自不必在谈论此会时多言。严复为西学东传之渊薮，刘师培以古文考据著称，二人于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据极高地位。其余“六君子”中的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诸人，实则皆因辛亥年的革命而各有其历史地位，并非籍籍无名之辈，但究竟这几人在洪宪帝制期间扮演何种角色，尚可再加缕析。故本文以后几位参与洪宪帝制的活动为主要叙述主题，排比史事。
孙毓筠的过与悔
孙毓筠，字少侯，安徽寿州人，与清末的状元大学士孙家鼐为同族，且颇有家资，清末时已捐过道台。后因看了些佛经，受其感化，决定毁家纾难参与革命。在被清廷逮捕后，又因家世关系，两江总督端方卖了面子，使孙毓筠未获极刑。
辛亥革命爆发时，先前由南京转移囚禁于安徽的孙毓筠因早年参加革命的资历和功勋，被推为安徽总督。虽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孙氏因在皖省权力斗争中失败而被迫离境，但凭其前后身份，为袁世凯所看重。袁氏希望以孙氏来分化革命党，借其革命名士的身份为帝制活动掩人耳目。
孙毓筠在离开安徽后，便到了北京。据其晚年自述(孙毓筠：《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星期评论》1919年12月21日)，初到北京时就与袁世凯有过会面，且深受重视。当时的孙毓筠认为袁世凯虽不可能实行共和政治，但人民对其武力统一很有信仰，而若于此时对抗，则于己身不利。故孙氏入袁世凯彀中，虽未曾担任袁氏授意的教育总长和陕西省长诸职，却依次参与过与袁世凯有深切政治关系的国事维持会、政友会，当过国会议员，后来更是做了袁世凯操纵的约法会议的议长。彼时孙毓筠因领有袁氏慷慨馈赠的大笔进项(孙自称每月三千元)，故能沉湎于鸦片和古董字画，在京城以豪客自居。
孙毓筠
从当时留下的文字可以发现，孙毓筠是“筹安会六君子”中杨度之外，最为积极，也无需邀请的人员。筹安会以杨度为会长，孙毓筠则是副会长，杨、孙二人也确是该会活动的主要主持人和操弄者。朱德裳就曾记载云：“筹安会起，最初以为是慈善组织。而往往在北京饭店开会，主席者非杨度则孙毓筠。”(《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10、11页)另外，当筹安会创立，有绅民上书反对其在共和国体下讨论进行所谓帝制问题的研究，甚至有请重责取缔者。如李诲上书内务部(鹤唳生：《最近国体风云录》国体类函件，27页，《李诲上内务部之略禀》)，其云：
孙毓筠等倡导邪说，紊乱国宪，公然在石驸马大街立筹安会事务所，如期遵照结会集社律，已经呈报大部，似此显违约法，背叛民国之国体。大部万无核准之理，如其未经呈报大部核准，竟行设立，藐视法律，亦即藐视大部。二者无论谁属，大部均应予封禁，交法庭惩治。顷过筹安会门首，见有警兵鹄立门首，盘查出入，以私人之会所，而有国家之公役为之服务，亦属异闻。若云为稽察而设，则大部既已明知，乃竟置若罔闻，实难辞玩视法令之责。去岁，宋育仁倡议复辟，经大部递解回籍，交地方官察看，以此例彼，情罪更重。若故为宽纵，何以服人，何以为国?
该禀帖以孙毓筠为筹安会代表人，实属少见。帖中直斥筹安会所为乃是背叛民国，且未报部核准，应予取缔。李氏所言更是指责筹安会乃是受人指使，且有军警守护，绝非常情常理所能容忍。虽然此事由袁世凯亲自压下，但毕竟也是筹安会仅仅维持两个月的重要原因。
而历数孙毓筠在洪宪帝制前后的重要举动，除任约法会议议长时炮制袁氏约法外，因孙氏早年信佛，在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倡议迎名僧月霞、谛闲来京讲《楞严经》，恭颂政教齐鸣之盛(《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68页)。此外，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发布《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宏文，帝制派一方力图寻人来撰写回应檄文，孙毓筠便作为枪手，撰成《论国体书》一文加以回击(《协和报》，1915年第6期)。而后，据目击者记载，当1915年12月11日参议院开会通过帝制之日，孙毓筠与胡瑛更是在和者甚少的情况下，带头大呼皇帝万岁(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5页)。
不过稍好的是，在帝制消亡未过几年的1919年，孙毓筠撰写悔过书，取名《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托戴季陶刊布于《星期评论》之上。文中将民国以来的种种劣迹公诸天下以求悔过，虽孙氏的措辞仅是口头的消极忏悔为多，但亦可见其勇于回转的态度。
“六君子”合称与李燮和的污名
与孙毓筠在帝制结束后有自述招供不同，李燮和、胡瑛二人均付阙如，故其洪宪帝制前后详细的个人经历，多靠时人和后人留下的记述。由于沾上拥戴袁世凯帝制的恶名，这些记述尤显细琐和歧出。
追溯筹安会“六君子”的研究和评价，不得不提到民国记者陶菊隐写的《六君子传》(原《六君子传》是陶氏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写就，由《新闻报》连载发表，但在1941年12月8日后，因日军占领租界、接管报纸而中断。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再由陶氏补充完整而出版。之后直到1981年又由中华书局以《筹安会“六君子”传》为名出版，内容虽颇有改动，但对于“六君子”的评价基本一概持批判立场)，此书也是仅见的直接以“六君子”为名的专书。
而李燮和的后人，后来意图为父祖洗冤刷耻，便将“六君子”说法的起源，追究到陶菊隐处。李燮和的侄孙婿——原湖南文史馆馆员刘绍东，在晚年回忆其师钱基博曾为李燮和鸣冤云：“盖尝查洪宪称帝前后，不闻燮和公有拥袁复帝一言一行之微与新贵春风疾马之适，筹安六子实只三人。陶菊隐何得顺蒋陈宣传胃口，据《时报》昙花一现之列名为实档而希旨写《六君子传》专书?”(《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刘序)而钱基博的这种说法，实可从李燮和在辛亥年上海光复中的起落找到根源。
李燮和
李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人。与众多湖南革命党相同，他首先参加的是华兴会;而与大多数两湖学生参加革命不同的是，他的革命地位和功绩主要是其任光复会首脑时得来的。李氏生涯的高光表现莫过于辛亥年在上海谋划和主导光复起义，但就在革命即将成功之际，因兴中会背景的陈其美操纵的权力斗争和暴力威胁而被迫放弃沪军都督一职。
此后，李氏一度居于吴淞而自命都督以分庭抗礼，后因章太炎建议而撤督称光复军总司令。不久光复会首脑陶成章被陈其美派人刺杀，李燮和也更为孤立而退出。追溯这段历史，其根源则是在1908-1910年左右的同盟会内部反孙风潮中，李燮和与陶成章、章太炎两位光复会首脑是骨干成员。这一笔兴中、光复两会的新仇旧账，终于在革命成功前后以光复会首脑的黯淡结局而收场。
李燮和在1913年应袁世凯之邀入京任总统顾问，当时的境遇，在孙中山一派的记载中，主要可由一句话加以概括，即“潦倒穷途，不得志于民党”(冯自由：《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上册，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335页)。李氏政治前途的穷窘和不得志，即是前揭与孙中山一派新仇旧怨的结果，这在冯自由的记述中已可稍见端倪。同时钱基博所谓陶菊隐乃顺蒋陈宣传胃口，也可从蒋陈二家的背景推断。
但李燮和入京之后的表现与孙毓筠并不相同，并未大量参与袁世凯的政治组织和行为。反而李氏因袁部将龚先耀以浮冒军饷、侵吞公债、敲诈商民、滥保亲属四大罪状的举报，不受袁世凯优待，且杨度亦与之渐为疏远(《新华秘记》，61页)。而李燮和则一面因对筹安会间有资财捐输，得以继续虚与委蛇;另一面，反倒可接济光复会受困同人如章太炎等，颇显仗义(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475页)。
至于附逆于筹安会一事，李燮和列名其中，公布于报端，固毋庸讳言。但具体所谓附逆期间的所作所为，则史料记载较少，不过仍有几则可以稍加剖析。掌故家陈灨一的《睇向斋逞臆谈》记云：“其时(筹安会成立时)孙少侯(毓筠)希用事，胡经武(瑛)悴憔京华，均与其谋。瑛与乡人李燮和善，以言动之，燮和亦首肯。”(《睇向斋秘录》(附二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104页)此说固是指认李燮和首肯参与筹安会一事，但李氏被动的地位一目了然。
此外，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引萧寿昌所著《袁氏本末》云：“李燮和附从袁党杨度，组织帝制，燮和胞弟见共和时代不宜再易专制，有碍国体，致起五族群鼓攻之，恐祸及身家，故上书国务卿转达袁氏，与和脱离骨肉关系，直陈利害，可与凯弟世彤上荣相亲供，并垂不朽矣。”(《洪宪纪事诗三种》，244页)萧氏所谓的李燮和胞弟，在后来很多记载中都认为即是前引上书痛斥孙毓筠和筹安会的李诲，但由李氏后人确认，李诲并非族人，更遑论胞弟，故萧说不足采信。因而，凡此种种反倒是加深了旁观者对于李燮和的同情。
胡瑛降顺劝进之疑
胡瑛与孙毓筠、李燮和并提，当然因其都是辛亥革命功臣，而胡与李更是同乡兼同志的关系，所以前引陈灨一的记载应该也是根据孙毓筠、胡瑛、李燮和三人之间的人脉逻辑而来。
胡瑛大名虽前后有变，但后来常以经武为字，湖南桃源人。清末两湖学生多入革命党，华兴会的主要成员便多出于此。胡瑛早年便追随黄兴学习和革命，在1903-1905年前后多次谋划和参与革命活动。后于1905年因革命形势不利而东渡日本，在日期间，胡瑛颇为活跃。1906年底，他又回国组织中国中部革命起义。1907年因有人告密在武昌被捕入狱，被判终身监禁。但即使在狱中，胡瑛仍继续从事接头以及中转情报等革命活动。因而在1911年武昌起义以前，胡瑛在两湖党人中已经获得极高威望。
待到武昌起义，胡瑛被救出狱，旋即在湖北军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不过这一外长只是空虚头衔，后来为参加南北和议的伍廷芳以外交代表一职所取代。但由于胡瑛在清末的革命功勋，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胡氏被举为山东都督。山东在辛亥鼎革期间，因其处于南北交通要道，故形势前后反复变幻。且当时山东被袁部将张广建围攻，而到了南北和议一成，袁世凯更是直接插足山东，以周自齐为都督，胡氏被迫离任。
此后胡瑛只是以湖南籍国会议员身份游走京师，但由于稍后发生的刺宋案和二次革命，使得胡氏与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袖一起亡命海外。由于追究二次革命的失败之责，孙、黄两位首脑发生路线分歧，而由于胡瑛与黄兴的渊源，所以胡顺理成章地站在了黄兴一方，参加了欧事研究会。欧事研究会和黄兴本人在当时被视为国民党的温和派，但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渐次展开，该会也成为反帝制势力的一部分(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411页)。
故也有记载中称，胡瑛是代表黄兴赴京联络各个反帝制势力。而胡瑛归国前，其岳父在湖南因讽刺袁世凯被害，故家人纷劝其勿入虎穴。而胡氏并未听从，到了北京后不久，便发生了列名筹安会一事，可见前后事态变幻太过迅速。当然与孙毓筠等同，胡瑛的革命功臣身份是袁世凯极意想要借重的。而除了王锡彤亲见的那次高呼大皇帝万岁外，另在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记载了一则胡瑛参与筹安会的史料(《洪宪记事诗三种》，226、227页)：
胡瑛
一日六君子会食中央公园之来今雨轩，胡瑛曰：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还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曰：我折中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不走。翌日“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天津《广智报》绘《走狗图》一幅，曲传奇意，四狗东西南北对列，如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则人首犬身，屹立不动。如狗也要狗，走也要走，则狻犬昂首，四足奔腾。如狗也不狗，走也要走，则人首犬身，怒如骏马。如狗也要狗，走也不走，则一犬长顾，四足柱立。正中画项城宸像冕毓龙衮，垂拱宝座，题曰《走狗图》，从此词林掌故，又获一名典矣。
这则讽刺史料所载是否确有其事可暂不置评，其以胡瑛作为引子，而引出的是筹安会“六君子”中四人对袁世凯帝制的立场，至少可反映当时外界对于杨度、孙毓筠、严复、胡瑛四人的观感，也可看出四人参与筹安会的地位和立场不尽相同。在这则记载中，胡瑛的形象最为丑陋——顽固地做走狗。
但在胡瑛知交的记载中，胡氏依附袁世凯的作为，原是伪作降顺，为革命作掩护。据同为湖南革命党的杨缨甫记载：“经公(即胡瑛)怵于癸丑失败，国内外革命景象消沉，遂密商克强先生，决定屈身入都，姑示降顺，以期昵刺奸谋得当报国之深衷，乃孔子所谓大仁大勇之事。”入都期间，在助蔡锷脱身一事上，胡瑛也起了诸多作用。但后因袁世凯自毙，胡瑛所谋未成，可帝党的污名已无可洗涤。且黄兴旋也病故，所谓的入都刺奸更成了死无对证(参见《辛亥革命时期桃源人物集》，《桃源文史》第三辑，国际展望出版社1991年版。该集收录多篇胡瑛的相关史料)。
而在革命党一边，对于胡瑛的确许久不表谅解。前引孙毓筠在1919年作悔过书时，国民党内追随孙中山的戴季陶和朱执信，特别是朱氏，对于孙毓筠和胡瑛的“变节”，胡氏更未就参与洪宪帝制表示悔过，而在公开的文字中深表痛心和不满。当然对李燮和则完全取蔑视态度，直称其本为“竖子成名”，连痛心的资格都谈不上(戴季陶、朱执信对孙毓筠《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的评语)。
革命功臣的堕落
清末自洋务运动起，士人群体出现新旧分化。到甲午战败之后，激变至戊戌变法，竟以新旧相杀终局，开启的是士人群体的分裂。原来相对稳定的士人群体成为中国社会中最不安定的一类，从而导致此后中国社会长期且剧烈的动荡。尤其是晚清最后的十年和民国最初的十年，思想和政局更迭变幻的速率最为急遽。而士人群体分裂的大势下，合作缔造共和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本身也是分之又分，至于个人更有其各自的思想和人脉渊源。
大体“筹安六君子”中，杨度和严复本站在立宪一边，而尤以杨度最为一以贯之。杨氏自晚清便已入袁世凯幕，入宪政编查馆等也皆得袁氏之力。至民初政局乱象频出之后，呼唤强人的声音时起，故杨氏再倡立宪代共和，于洪宪帝制中更不甘居于幕后。
如严复者，在辛亥鼎革之际，曾也作为袁世凯任命的北方代表，参与南北交涉之中。当日严氏以师弟情分赴武昌见黎元洪，武昌党人的主张中便有赞成袁世凯为大总统，且相信可在共和制度之下，“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502、503页)。故虽后来严复及其门人反复申诉筹安会一事乃是袁氏强力所加，但严氏实也曾承认“自参众两院捣乱太过，于是救时之士，亦谓中国欲治，非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赞成袁氏称帝未必是真意，但对共和乱象的深恶痛绝，则非惟严氏，众多晚清引领风气的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复如是。康有为更是连其原本首倡的立宪之议也痛加追悔，自认“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康有为：《国会叹》，《民国经世文编·政治二》)。
而刘师培与本文三位人物，均为早年革命阵营中鼓吹践行之辈，因此显得转变最大。但刘师培在清末因革命被逮后，则已明显委顿，帝制期间也多迎合之举。至于孙毓筠、李燮和与胡瑛三人，则因参与筹安会被讽刺为“两截人”(天忏生、冬山合编：《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上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20页)，所指责的即是几人在共和与帝制之间的前后自我否定。三人作为曾经的革命功臣，在革命后的短短几年间极速地“堕落”，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时人和后世的记载中，是万难被宽宥的。但其前后反覆的缘由，一面是三位人物在民初革命成功之后的不得志和落寞，是原革命党内部分而又分之下的矛盾体现。一面实则是清末倡导立宪和共和的知识人，在民初亲身缔造和经历之后，原本共和宪政理想破碎的深刻反照。筹安会“六君子”在民初的变与不变，正是反映了彼时几类上层知识人政治和思想变与不变的逻辑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