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印纹陶文化就已经传播至台湾。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中，就有关于台湾的记载，当时将台湾称为“岛夷”。到了两汉时期，大陆汉族人称台湾为“东鯷”，而三国时代称之为“夷州”。当时，大陆经常有航海、求仙者到达台湾。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决策派军队驻守和经略台湾的，当是三国东吴大帝孙权。
孙权，字仲谋，三国时期东吴的开国皇帝。公元200年，他十八岁时继承了兄长孙策的基业，成为东吴之主。孙权不是坐守江东一隅之地、安于先辈功业的平庸之君，而是一位目光长远，胸怀大志，很有才干的君主。在他的治理下，吴国的国势逐渐强盛起来，统治区域不断扩大，生产也有了明显的发展。除了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以外，他更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拥有三国中最强大的水军，很注重经略海洋，曾派使者到达过海南、南洋群岛，开创了与南海诸国正式的经济、文化往来，并在开辟江南和发展航海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东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以水军立国，拥有战船五千艘，其中大型战舰高达五层，可载兵三千人，这在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支颇具规模的海军力量。地理形势加之个人的志向，决定了孙权不会把目光局限于争雄内陆，向海洋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孙权统一中国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曾派将军贺达、孙怡统兵万人渡海到达辽东半岛，派遣将军聂友率兵三万前往海南岛。在海洋方向的顺利发展，使得既关注于扩大自己的领地，又钟情于海洋事业的孙权决定渡海前往夷洲驻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和积极意义的重要决策。
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即公元230年的春天，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澶洲在海上，……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段记载表明了自秦汉以来即与大陆有交往的台湾，到这时又与大陆有了更深的联系，这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到达台湾，欲将其置于祖国的直接控制之下。
实际上，到了黄龙二年正月，孙权终于正式决定经略台湾。他选择了能熟练运用水军，且富有冒险精神和独断能力的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担此重任，并对他们寄以厚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载着万名水军的东吴船队浩浩荡荡地沿着前人寻求不老仙丹的航路东进出发了，经过数日的航行，这次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行动之一的海上行军终于到达了夷洲，登陆以后，卫温、诸葛直命令在海岸附近扎营，并开始了在台湾近一年的经略活动。这是中国大陆军队第一次到达台湾驻守。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位将军率领甲兵万人前往台湾，驻守还不到一年后就回来了，而回来时只剩下几千人，孙权不能容忍这样的结局，以违诏无功之罪将卫温、诸葛直二人下狱问罪。卫温、诸葛直，这两位失败的英雄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悲壮的远征。但是，他们毕竟揭开了中国政府统一台湾的序幕。后来，东吴庙阳太守沈莹写了一本名为《临海水土异物志》书，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况。“夷州”指的是台湾;“山夷”指的是台湾当地的老百姓。
中国历史上大陆第二次准备派兵前往台湾驻守的是三百多年后隋炀帝杨广。
隋炀帝杨广，隋朝的第二代皇帝。他在位时期，营建东都洛阳，开掘运河，修筑长城，开辟驰道，三征高丽。隋炀帝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同时他也是一代有志于“海上远略”的君王。此时，隋朝已经将“夷洲”改称流求，一直沿用到宋、元和明朝中叶。明末清初，改称台湾。据《隋书·流求传》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言，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隋炀帝虽然没有急于表态，但内心还是蠢蠢欲动的。
大业三年，即公元607年，隋炀帝根据海师何蛮奏报，“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这一次到了流求国后，因为言语不通，只是掠一人而返。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隋炀帝深感不满。
第二年，隋炀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王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归。”“布甲”，流求人用苎麻纺成布后编织的铠甲。两次和平招降不成，隋炀帝有些恼火，决定以武力征讨。
据《隋书·陈棱传》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陈棱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清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随后发生的事情，在《隋书·流求国》中有所记载：“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渝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送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带着隋炀帝对流求“先礼后兵”的方针和策略，肩负朝廷对自己的重托和厚望，陈棱再次漂洋过海来到流求。由于招抚行动受到了当时琉球上层的强烈反对，流求王欢斯渴剌兜甚至派兵对抗，拒绝接受“招抚”。和平解决流求问题的计划遇阻后，陈棱只得率军用武力迫使其臣服，结果大败欢斯渴剌兜兵。陈棱乘势攻破流求王的都城，杀死了流求王欢斯渴剌兜，并俘虏了一万七千人而还。
其实，隋炀帝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在于让台湾臣服，让台湾人民知道当今天下是大隋的天下，其中多了一些天朝霸气，少了一些人文关怀，没有考虑打下台湾来以后，应该怎么管理台湾和发展台湾，而只为逞一时之能，泄一时之愤，所以使隋炀帝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变成了“虎头蛇尾”，甚至有些徒劳。由于没有留下驻防台湾的军队，没有设置相应的官府机构，随着军事行动结束，大陆武装离开台湾后，台湾与大陆的政治接触又重新被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所阻隔。尽管如此，隋炀帝对台湾的行动，毕竟给后来的大陆的朝野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台湾军情、民情的机会。
在此之后，历代王朝都对台湾十分关注，唐朝和两宋时期，大陆与台湾的交流更加广泛，大陆商人曾频繁到台湾谋生。到了元朝至元年间，即公元1264年至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政府最早在台湾正式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从此台湾正式纳入祖国的行政序列。应该说，正是东吴大帝孙权的远见卓识和隋炀帝杨广的前赴后继，才为后来的这一切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最彻底地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古代帝王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公元162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东南沿海，占领了台湾。38年后，也就是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了台湾。不久，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继位。之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郑经与其叔父郑世袭为争夺权力发生火并，政治上越来越走下坡路。而清朝由于当时国内棘手问题很多，对台湾不能以武力征服，也主要采取“招抚”政策。这样，使得郑氏集团暂时有了一个喘息时机，得以在台湾维持20年时间的割据统治。
随着收复台湾，国家统一的呼声高涨，康熙皇帝决定加快解决台湾问题的步伐。但清廷内部在是否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颇有分歧。朝廷一部分大臣认为，天下初定，“凡事不宜开端，当以清静为主”，主张缓征台湾。福建地方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也上奏认为“台湾断不可取”。福建海防长官宁海将军喇哈达等也持反对态度。许多朝中大臣“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力主放弃武力征讨。然而，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人则力主举兵攻取台湾。康熙皇帝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最后下决心攻取台湾，以“底定海疆”，实现其一统海内的宏图大略。
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六月，康熙皇帝发布诏令：“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并令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他还决定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作为攻台主帅，“委以独任专征”大权，到福建统领军队进取台湾。他下诏书宣布：“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现在舟师破灭海贼。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形、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
施琅原是郑军守卫澎湖列岛的将领，降清后曾一度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率领福建水师自福州的东山渡海攻打台湾，至清水洋后因遇风折回。所以，他对台湾海峡一带海上形势、地理环境、天文风候十分熟悉，这就为清军攻台取胜创造了有利条件。施琅到达福建后，迅速组织起一支由原郑氏降兵及福建新练水师为主的水军，这支军队既熟悉海情，又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同时又配备有精良大炮的高大坚固、行驶迅捷的战船，只待选择战机，准备渡海作战。
郑军当时派出能攻善守的大将刘国轩率精兵2万余名，大小船舰200
余艘，并“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20余里的壁垒”，固守澎湖。康熙二十二年，即公元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战船300余艘，水师2万余人，自东山出洋。清军利用“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风上流之势，压攻挤击”，一鼓作气，经过七八个小时激战，大败郑军。刘国轩率所剩几只小舟逃回台湾。澎湖为台湾门户，一旦失守，台湾便失去了屏障。此时，郑军只得上表求降，八月初，清军胜利进驻台湾。由于郑氏集团政治腐败，所以清廷统一台湾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清军进驻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由此可见，台湾人民是迫切希望国家统一的。
随后，康熙皇帝决定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湾、厦门合派一道官员管辖。并派兵8千人驻防，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澎湖也派副将一员统兵2千人驻防。这样，台湾重新统一于大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统一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这不仅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台湾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事实证明，台湾经济、文化的进一步振兴，正是在台湾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管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