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不是最好的手段，却是不得已的选择。暗杀乃弱者的强声，刺客具有标杆作用，不能消灭敌对集团，但可消灭集团中的个人，不能改变政策，却能树立信心。
政治纷争，风云际会之时，总伴随着暗杀现象的出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江天祥在《政体进化论》中道：“尝考各国独立之已事，大抵可划分为三时期：首言论，次暗杀，终乃大举。”战国时期，为刺客多发期，《史记·刺客列传》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等六位节义之侠，轻死重节的刺客，之所以选择他们，盖因其行为影响到了历史的进程。其中最为著名者杖剑去国、图穷匕现之荆轲，最为感人者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之豫让。李敖在《抢救》一文中对侠客进行了分类：“这两个大类一类是专诸型，一类是荆轲型，专诸型的侠客为私人的小目标卖命；荆轲型的侠客却为国家的大目标献身。这两个人都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里，并且放在刺客列传一章里。司马迁是最能欣赏侠客的。”极具英雄情怀的太史公，站在审美与赞赏的角度看待刺客行为，清人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之刺客列传》中说：“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
晚清时期亦然，光宣年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主义虽然全同，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革命速成，惟暗杀最为奏效。刺客中的著名者有陈天华、吴樾、陆皓东、秋瑾、熊成基、邹容、彭家珍、史坚如、汪精卫等。与古时的义士不同，参与者并非凶神恶煞，皆浩然英风之书生。苏曼殊、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也曾参与暗杀行动。1905年，蔡元培先生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研制炸药。在其《自写年谱》中有详细的记载：“我等仍继续筹制炸弹，炸药易制，而王君小徐遍访上海五金店，未有能代制精便的弹壳者。黄君克强及蒯君若木自东京来，均携有弹壳若干，装药后，由孙君少侯密送南京。”陈独秀与吴樾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其时吴樾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答曰：“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者以待君。”吴樾立即北上赴义，时年廿五。他们的极端行为旨在使专制者心惊胆战，同时唤起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反抗专制政府的勇气。吴樾还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但鲁迅不这么认为，他在答许广平问暗杀事时说：“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龚炜《巢林笔谈》评说博浪沙事云：“博浪沙一击，事虽未成，而六国后之起兵亡秦，肇端于此。”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暗杀的所能起到的作用。
邹容于光绪三十年（1904）因苏报案与章太炎同禁上海西牢，章判三年，邹判二年。至次年正月，邹患病甚剧，于二月二十九日卒于狱，由刘三收其骨密葬沪西华泾乡，外间鲜有知者。据喻血轮《绮情楼杂记》载：“迄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天津探访局总办杨以德忽密报巡警部尚书徐世昌，谓邹容秘密入京，图谋革命。徐闻讯，大为惊骇，飞饬内外警厅戒严，并搜查各客栈及庙宇寺院，凡青年旅客，俱遭逮问，时距邹容谢世，已一年又半矣。清吏之慌张，殊使人失笑。按杨以德在庚子前，原为火车检票员，拳乱时颇获横财，遂捐一杂职，夤缘入采访队，工谄媚，善迎合，经其逮捕罗织成狱者，不胜枚举。自袁世凯任直隶总督，遂报捐知府，旋保道员，袁于天津设探访局，杨遂得充总办矣。杨知袁之注意革命党，遂收罗国父及康、梁、章太炎、邹容诸人肖像，陈列室中，日夕谛观，自谓能捕得其一，则京堂可操左券矣。如上述密报邹容入京，即其京堂梦中诬妄事类之一。”死邹容能吓倒活徐世昌，也足见晚清暗杀之频繁，刺客之无畏。
民初，宋教仁被刺杀，梁启超写下了《暗杀之罪恶》的文章，文中道：“有人以为，暗杀了这种对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着大变化。其实不然。某名士之死，对政局转变的好坏虽有所影响，但无法根本改变。况且政治现象是由全社会势力所造成，其崭露头角的人物，不过是此种社会势力所代表。若暗杀的是第一流的好人，则第二流的好人必继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没有第一流的好人贤明，这就会减缓或推迟社会的进步。若暗杀的是第一号的坏人，则第二号的坏人也会继而代之，而第二号的坏人比第一号的坏人更差，则会使社会的恶分量增加，效果更坏。”到底是文章大家，思辨之至，将众人对暗杀的纷纭认识，一语破解。
宋教仁被暗杀前，挚友徐血儿劝之曰：“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险危，愿先生慎重防卫。”答曰：“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陈其美也劝其提防，宋狂笑道：“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1913年3月，袁世凯发电邀请宋教仁“速赴北京，商讨国是”。3月20日晚10时50分，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至上海车站，为宋教仁送行。宋教仁刚进入月台入口，这时，“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拔出手枪连发三枪。第一枪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枪向黄克强身边掠过；第三枪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幸未伤人。”
然不仅革命党人搞暗杀，还有谁会使暗杀之术？迨宋案发生后，租界巡捕房搜查凶手武士英不获，却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应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宋逝未几，武士英在囚牢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亦畏罪潜逃，赵亦猝毙。此案盘根错节，扑朔迷离，有说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暗杀者，有说赵秉钧擅自暗杀者，还有说国民党人陈其美因派系斗争暗杀者。宋教仁死后，黄兴撰一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为宋教仁送行的廖仲恺，也于1925年8月20日遇刺身亡，凶手也不知是谁。与先期的暗杀不同，这批刺客虽有干练凶残的职业果敢，却无坦荡磊落的襟怀气度，刺客也要有刺客的风范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