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三国演义》，是本破破烂烂当的书，是我用三天的午餐口粮（大约六两大米外加三块红薯）贿赂同学借来的。
饿着肚子读的，因而印象特别深刻。
少时在我的认知里，人，只有好坏之分。要么好人，要么坏人。曹操集团的，都是坏人，而刘备集团的，绝大多数都是好人。至于孙权那帮子孙子，可以无视。“张关赵马黄”，成了我生命中的偶像。
此后，在初中、高中阶段，依然借同学的《三国演义》来读，不断重温那些耳熟能详的情节，认识也渐渐深化了一些，比如成语典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孜孜不倦、一马当先、大器晚成、饱学之士、兵贵神速、偃武修文、晏然自若、探囊取物、义不容辞、偃旗息鼓、天翻地覆、不识时务、不可多得、对症下药、赴汤蹈火、画饼充饥、矫枉过正、势不两立、丧家之犬、不毛之地、张牙舞爪、不得已而为之、兵临城下、绥怀开导、不成体统、成群结队等等，都出自这一时期。
英雄辈出、文韬武略，多么辉煌的时代。可以说，三国英雄，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直到后来看了《三国志》，又看《后汉书》《晋书》《蜀阳国志》等，却越看越迷茫，越看越糊涂。蓦然回首，才发现历史像一条装饰着吊坠的花格子裙子，无以复加的功能化，已经超出了一块土布所承载的负荷。在我们津津乐道的背后，三国，除了英雄气概，除了文韬武略，还充满了杀戮、血腥和痛苦的呻吟。
(注)文中插图由"家薛金"绘
客官，你想想啊：
自公元184年黄巾之乱起，到公元280年东吴孙皓降晋，也仅仅96年，这段历史时期，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来讲，只能算惊鸿一瞥。但这段历史就是如此地家喻户晓，达官贵人、贩夫走卒、平民土匪，都津津乐道，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件历史事件。三国故事，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进了中国人的血脉。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甚至还对世界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张力。
太不正常了！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经黄巾起义、军阀混战，《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那么，军阀混战后全国人口究竟减少了多少？曹操有一首诗，叫《蒿里行》，最后几句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的：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如果按照曹操的说法，人口锐减，只有1%的人还活着，那么仅剩下56万多人。显然这种算法是不合情理的，1%仅仅是曹操的猜度。但从他的估计中，我们一斑窥豹，人口锐减的程度已经触目惊心了。
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三国复归一统，中国人口只有1600万多人了。与公元157年相比，在123年间，不增反降，少了4048万人。
难怪很多人惊呼，华夏一族，几近灭绝。
4000多万人啊！人到哪里去了？
《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公元192年，董卓部将李隺、郭汜攻破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隺等放兵劫略……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晋书》记载 ，“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
两部史书的记载都近乎惊悚，残缺不全的死尸，一堆堆凌乱的白骨，到处充满腐尸的臭味，远处不时传来乌鸦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这种人间地狱的惨景，也只有在欧美的恐怖片中才能看。
原来如此，但不仅仅如此。
在三国鼎足之势还没有形成之前，屠城，是三国枭雄们惯用的手段。
董卓派遣军队到百姓正在赶集的阳城，大肆抢掠，男子被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来妇女、财物装在车上，把砍下的头颅挂在车辕上，“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董卓下令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士兵为婢妾。
曹操部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掠州县，坑杀百姓数万，竟至“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
曹操还在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
曹操在攻打并州、青州时，凡遇顽强抵抗，都一律屠城。
曹军为救刘备而攻击吕布，首先攻下了彭城，将彭城的守兵和平民全部杀戮一空。
……
现在我们回头再读读那些成语，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孜孜不倦、一马当先、大器晚成、饱学之士、兵贵神速、偃武修文，在这些激励我们的成语典故背后，是残酷的战争，是杀戮的血腥，是扭曲的人性。
侥幸活下来的人又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显宗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永平五年，即汉明帝时期，公元62年。那么到董卓部将李隺、郭汜屠长安后，“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粟，在古代泛称谷类，如果按照 “十升为斗，十斗为斛”（ 《汉书·律历志上》）为依据，1斛大约为125斤，公元62年大约1个铜钱可购6.25斤谷；而现在，一斤则要4000个铜钱。
饥饿的人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后，开始吃死尸，大人吃小孩，男人吃女人，年壮的吃老弱病残，最后几乎没人了。
两年间数十万户人竟所剩无几，一片荒凉。
皇帝刘协逃出长安后，只有在荆棘编的茅草房栖身，连宫女饿死途中，更不说平民百姓了。更有甚者，连烧水做饭的柴草都没有，随驾许多官员去打柴，饿昏了，倒在路边，再也没有爬起来。
顺便啰嗦一句，这个汉献帝刘协与家喻户晓的诸葛亮，可是同年生，同年死，11岁的皇帝没有吃的，这一年的诸葛亮应该还不至于饿肚子。
而《晋书》则记载了这是大屠杀后两三年的惨景：“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
繁华富庶的关中之地，竟然可以作为陶渊明梦中的隐居之地。
战争过后，不仅没有吃的，更可怕得得得还有瘟疫。
更多的人是饿死、病死了；饿急了，就人吃人。饥荒和战争，使发生瘟疫机会增加，而且常常大面积地传播。三国时期，每隔二十年左右，总有一次大瘟疫席卷全国。
其实，瘟疫从西汉中期就开始了。
据说是产生在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
当时的中医还不能认识这种疾病，对它基本上是束手无策，属于绝症，只有眼睁睁看着一个村、甚至一个城市的人死去。就是在生生死死的痛苦的轮回中，中医得到了发展，到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尽管对瘟疫有了突破性的认识，但是瘟疫的破坏力依然存在。
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
公元217年（建安22年），北方瘟疫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三国志.魏书.张绣传》说，当时中国繁华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而绣特多。”百姓几乎死伤殆尽，军队无从征粮，只得去其他军阀地盘上去抢。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张绣的叔叔张济因军中缺粮，士兵饥饿，被迫自关中引兵入荆州界，与刘表交战，攻穰城，中流矢而死。
这让我想起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口号：“打到成都吃大米。”可惜几万人被阻百丈关，伤亡惨重。
江南也没有幸免，东吴的地盘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三国志.吴书.朱治传》描述当时的情况是“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饿死的人随处可见，可想东吴也好不到哪里去。
比较历代人口统计，三国人口下降幅度之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触目惊心的。都说蒙古军队屠城，在全世界臭名昭著，宋蒙之战，中国人口大约下降了40%左右，这是近一千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灾难。但是和三国相比，在杀戮的比例上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和平是相对的，三足鼎立，人口成为战略物资来看待。
百姓，像牲口一样，被当作战利品，每一次攻城略地，都伴随着大量人口强制性迁徙。
曹操攻下汉中，将汉中人口悉数迁徙到北方。
刘备攻下汉中后，多次策动魏国境内的边民逃亡到蜀国，划分土地安置；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将南安、天水等地的百姓强行迁徙到汉中，也算是重大胜利。其实也就千余家，一家顶格按照六口人算，也就那么一点人。
孙权向魏国发动的攻击，主要任务就是在苏北、淮南地区抢掠人口；东吴还把目光投向原住民，强行同化山越民族，诸葛亮的侄儿诸葛恪在吴国就干过这些伤天害理的事。
除了抢对方的人口外，在生孩子方面，魏蜀吴也唯恐落后于对方，都不约而同地出台了有关奖励生育和强制婚配的政策，男子在12岁之前必须成婚，否则就要法办。
12岁的娃娃，在那个营养严重匮乏的时代，性能早熟吗？有性*趣吗？有生育能力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
即便每一家都不遗余力地结婚生子，但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状况下，收效甚微。曹魏灭亡蜀汉的时候，曾经把两地的人口做过统计，曹魏当时的人口，大约有400万，蜀汉人口为95万。东吴灭亡时，人口为200万。
在这组数字中，令人费解的是蜀汉。236年就90万人口了，到263年灭亡时，27年才增加了约5万。
难道是蜀人性功能有问题？
一个被后世津津乐道的时代，实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在看三国、品三国的笑声中，是否应该还有一个声音在警示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