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的历史中，宋氏兄妹占有不少的篇幅，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自从斯特林写了《宋家王朝》以来，如果有人想否定宋姓家族，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宋庆龄生前端庄秀美，身后朴实无华，她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
然而，千真万确，宋庆龄不姓“宋”，也包括她的父亲宋嘉树，英文名查理·琼斯(CHARLIE JONES
SOONG)，号耀如。事实上他的本名是韩教准。如果认祖归宗的话，应该称为“韩氏家族”，而不是“宋氏家族”。
1987年4月，广东省文昌县出版的一本《文昌文史》中，《纪念宋庆龄同志专辑》里，这样写道:
“宋庆龄同志的父亲实际上姓韩，原名韩教准，英译韩乔荪，又名宋嘉树，别名宋耀如，系海南岛文昌县昌洒区庆龄乡古路园村韩鸿翼的第二个儿子。”
短短66个字，揭开了宋庆龄家父的身世之谜，确定她父亲姓韩不姓宋。考据指出:
“
文昌县的韩氏家族，先辈原是客家人，原住河南相州的安阳，早在南宋(1126—1279年)时期，由于受中亚部族的侵入而南迁。有一个人叫韩显卿，到浙江会稽任县尉，又入粤任廉州太守。公元1197年渡琼州定居文昌锦山。所蕃衍之后代清时居罗豆市圯乌坡村，后移居昌洒区古路园村。”
宋查理的世祖，原是官宦之家。考据还指出:
“宋庆龄的祖父叫韩锦彝，生两男:长子鸿翼，次男鹏翼。鸿翼生三男:长男政准，次男教准(即宋查理)、三男致准。”
据现今在世的致准后代、宋庆龄的堂弟韩裕丰回忆说:
“
我家的祖坟都在，老屋西北400米的牛酸树林中，墓碑中间刻有‘韩妣王氏之墓’，她便是宋庆龄和我的祖母，左下方刻有一行小字:‘男政准、教准、致准;孙乾丰、裕丰’等字样。祖父的墓也在，位于本县宝芳区大品坡上，落款也完全相同。因此墓碑上的教准和宋嘉树，实际上是一个人。”
韩裕丰肯定地说，祖母墓的碑刻有“民国6年秋月吉旦”，是他和二伯宋查理亲手竖立的，也和他不只一次祭祖。
韩裕丰还回忆说:
“
我们的祖父，因早年家道中落，农闲时兼做烧窑业维持生计，还到东郊去挑椰子绳出售，或是到清澜港的船上做搬运工，艰苦度日。1861年，二伯教准出生在家……约在13岁那年，他和大伯到东印度群岛，在一个亲戚家当学徒，后来又到美国丝茶行当学徒，经过几番周折，碰上运气，受到美国新式教育，他读完圣三一学院的全部课程，入田纳西州斯维尔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的神学院。1880年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教名为查理·琼斯，成为北卡罗来纳州一名卫理公会传教士，进行传教，印售圣经，因此而致富。那时他经常都领着家属回来扫墓。”
韩裕丰所述宋查理经过，与宋查理的经历大致相合，应该说是可信的。但韩教准何以又改姓宋呢?韩裕丰补充说:
“
二伯在印度洋群岛当学徒，有时年节也会回到文昌老家，深感郁郁不得志。这时候，恰逢二房祖婶母的弟弟从美国回来，探望姐姐，二伯他们也称舅父。舅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设一家茶丝商店，生意不错，唯一遗憾的是膝下犹虚，祖婶母建议将二伯过继给舅父。舅父见二伯聪明伶俐，大为高兴，当即偕往美国，由于舅父姓宋，韩教准从此改名为宋嘉树。”
由上述事实考据与韩裕丰的回忆，证明宋查理不姓宋，应该姓韩，那么本文的女主人公，举世闻名的宋庆龄也就不姓宋而姓韩了。当然他(她)们都已成为历史人物，就没有必要再改姓了。
青年时代的宋嘉树，是相当有进取精神的。当他实现了求学深造的愿望后，在学校，宋嘉树以惊人的毅力和善于模仿的才能，将《圣经》中的词句和布道会上的说教背得滚瓜烂熟，从而赢得学校师生和院长的刮目相看，不久，他又转入田纳西州一家神学院深造，毕业后被授予见习牧师，并派回中国传道。
在美国神学院就读的宋嘉树
1886
年1月，宋嘉树以传教士身份回到上海。翌年与倪桂珍女士结为夫妻，这不仅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一次重大事件。此后，他们生育三女三男六个子女，揭开了“宋氏王朝”影响中国的历史序幕。紧接着，在宋嘉树人生道路上接连发生两次重要转折，一是他弃教从商，改行经营印刷业和工商业，迈向实业之道;再一是与孙中山相识，结为莫逆，走上革命路途。他以实业为财源，推动革命之活动，集实业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积极支持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其行动无疑对于宋氏家族的成员，尤其对二女儿宋庆龄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宋嘉树对子女的要求严格不失爱护，开明而不放纵，为实现他对子女“不计毁誉，务必占先”的目标和愿望，他把6个孩子全部送往美国，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和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这为他们后来步入政治，主宰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了文化基础和外部条件。
倪桂珍——有着一双大脚，受过西式教育，能在钢琴上弹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样的女子，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简直是凤毛麟角。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少年时进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女子学堂接受西学，由于学业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19岁时与宋嘉树结为伉俪，夫妻二人性格相投，信仰、志趣一致，婚后生活美满、融洽。她虽笃信基督、清心寡欲，过着严格的清教徒般的规范生活，但却热心于慈善事业，对家庭及其儿女教育有着高度责任感和严格的要求。
宋庆龄的性格恰好继承父母二人的优点，因此赢得宋嘉树、倪桂珍二人的格外喜爱和自豪。宋庆龄也对父母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始终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并把这种真挚的感情保持到终生。她早年赴美国上学时父母赠送的一瓶葡萄酒、一瓶枫叶糖浆以及一件毛背心和一件蓝宝石胸针，她一直舍不得用，虽经几十年战乱和多次迁居，但她都一样不差地珍藏在身边，以为纪念。父母送给她的结婚嫁妆——一套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也被精心收藏在上海和北京的家中。
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住宅里，与会客室相套的餐厅墙壁上，悬挂一幅面带微笑的母亲半身画像与她相伴，以便每日进餐时能看到母亲慈祥的面容。
宋庆龄头上那特有的发髻是母亲生前钟爱并要求女儿们梳扎的发式，不论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妇女时兴剪短发的风潮，还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的“破四旧”行动，都没使她改变对母亲许下的“不剪短发”的诺言。
然而，宋庆龄也并非事事顺从父母意愿，她与孙中山的结合就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虽然父亲以断绝父女关系的气话责令她改变初衷，但她依然我行我素，为此，给父母的精神带来很大刺激。宋嘉树曾亲自前往日本劝阻，结果落得一场重病。后来宋嘉树因癌症病逝上海，宋庆龄怀着十分内疚和沉痛的心情从广州赶来为父亲守灵送终，直到晚年，宋庆龄还念念不忘此事地对人说道:“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1931年7月23日，她慈爱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正在德国柏林的宋庆龄闻讯后失声痛哭，第二天便启程回国为母送葬，以尽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