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实行的民族政策是什么政策?
简单说是让汉人融入鲜卑族，认同鲜卑族。
关陇本位政策。要而言之，物质上，建立府兵制，改关陇郡望，从将领鲜卑姓氏。文化上，宇文泰恢复鲜卑旧姓，如恢复皇族元氏为拓跋氏。而所将士卒也改从主将的胡姓。从形式上胡化一批的汉人，例如杨忠授普六茹氏，李虎授大野氏。通过改郡望统一姓氏，团结胡汉。
宇文泰(507—556)字黑獭，鲜卑族宇文部人，原居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南)。武川镇是北魏六镇之一。北魏末年，年轻的宇文泰被卷入到六镇起义的洪流中。他相继追随鲜于修礼、葛荣，后又降附尔朱荣，从尔朱荣部将贺拔岳入关镇压关陇起义。贺拔岳死后，宇文泰被推举为首领，号令关陇。
在东方高欢的逼迫下，北魏孝武帝离开洛阳，西入关中，都长安。不久，宇文泰毒死孝武帝，于535年另立北魏南阳王元宝炬为帝(魏文帝)，政由己出。这就是历史上的西魏王朝。
对于宇文泰来说，占据关陇、建立西魏并非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外部，两个敌对国家东魏、萧梁各居一方，经济、军事力量都胜西魏一筹。在内部，草创伊始，百业待兴。如何处理与关陇汉族豪强势力的关系?如何对待追随自己、豪放不羁的鲜卑六镇军人?可以说，民族关系能否处理好，这是宇文泰事业成败的关键之所在。
宇文泰比东魏的高欢要高明得多。当东魏朝野弥漫着大鲜卑主义气氛的时候，西魏的宇文泰却对关陇汉族地主着意拉拢，委以重任。韦孝宽、梁士彦、皇甫璠、辛庆之、韦祐、苏绰等大批关陇豪族都在宇文泰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些人当中，苏绰与宇文泰的关系最为密切。苏绰是当地武功人，“累世二千石”(《周书·苏绰传》)。他早先在宇文泰帐下任行台郎中，但那时宇文泰与他并无深交。他真正引起宇文泰的重视是在一次去长安昆明池的游玩中。在路过长安城西汉朝仓池故地时，宇文泰问左右公卿群士有关此地的情况，竟无人能够答对。有人建议去问苏绰，说他“博物多通”。果然名不虚传，苏绰答得头头是道，深得宇文泰赞赏。事后，宇文泰对别人说：“苏绰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周书·苏绰传》)随即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宇文泰对苏绰越发信任。遇到宇文泰有事出巡时，他就把事先签署过的空白公文留给苏绰，有需要处理的事，苏绰就可全权代办，宇文泰回来后，苏绰和他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大统十二年(546)苏绰去世，宇文泰十分悲痛，徒步跟随在送葬的车队后面，亲自把酒洒在地上祭苏绰，悲伤地说：“苏尚书平生的事迹，或许有的连他妻子兄弟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只有他理解我的心，也只有我理解他的想法。正准备与他共定天下事，不幸他竟离我而去，有什么办法啊!”说完后，宇文泰失声痛哭。
透过宇文泰与苏绰的关系，可以看到当时两族统治者基本上是和睦相处的。在共同的政治利益制约下，他们冲破民族界限，组成了地域性的政治集团——关陇统治集团。后来北周、隋、唐三代皇室均与关陇集团有密切关系。北周明帝的皇后宇文毓是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长女。独孤信的第四女是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第七女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六柱国大将军之一。不仅皇室如此，北周、隋、唐的许多将相大臣也是出自关陇集团。这一集团在后世所起的重大作用恐怕宇文泰是始料所不及的。宇文泰的事业超出了宇文泰的时代。
汉、鲜卑上层统治者的联盟当然不等于民族融合，但这毕竟为民族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在苏绰等人的参预下，宇文泰推出了一系列封建施政方针。他除了继续推行均田制外，为了稳定封建秩序，又颁布了计帐(租赋预算数)和户籍制度，大张旗鼓地用封建理论思想整顿吏治。他曾下达“六条诏书”，其主旨是要各级官吏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条”的具体内容相当多。宇文泰要各级官吏必须能背诵“六条”，必须懂计账，否则，不能任官。
大统年间(535—551)，宇文泰又准备改革中央官制。这一次，他打出了复古的招牌，要按照《周官》的规定来改革官制。宇文泰让苏绰专门负责这件事。苏绰死后，工作又转交给卢辩。
魏恭帝三年(556)正月，一套古色古香的官制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开始推行。制度规定，撤销原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立的组织，仿《周礼》建立六官。以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六官之中，李弼、赵贵、于谨均为汉族人。可见，在中央最高统治层中并不排斥汉族人。除去官制改革外，在“朝仪”、“车服器用”等方面也“多依古礼”进行了一番改革(《周书·卢辩传》)。
宇文泰托古改制是由他的特殊处境决定的。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在汉族居住区尽管建立了封建性质的政权，但在汉族看来，这个政权仍然是非正统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状态。十六国时，汉族人王猛与氐帅苻坚同心协力，连连击败对手，使前秦政权日益壮大，不论从哪方面看，前秦政权都是地道的封建政权。可是王猛临死前仍然表现出固有的汉族社会心理状态。他劝苻坚不要进攻东晋：“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在王猛看来，敌对的汉族东晋政权仍然是正统的、因而也是不可侵犯的政权。东魏的高欢对汉族的这种心理状态忧心仲仲，他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宇文泰对此也不能不考虑。但他无意模仿南朝汉族政权，他要显得比萧衍更正统，就只能越过萧衍到汉族遥远的古代去寻找正统的依据。崇尚历史、赞美三代同样也是汉族的社会心理特征。宇文泰深知此点，所以给自己的王朝穿上了一件正统的周代的外衣。历史不可再现，但宇文泰还是希望人们相信，宇文氏政权就是过去美好时代的复活。
也是在大统年间，宇文泰在军队中开始推行府兵制。他把鲜卑军队组成六军。分别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统领。六柱国大将军是：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除此之外，名义上还有两个柱国大将军，即宇文泰与魏宗室元欣。宇文泰总领全军，元欣只是挂名而已，并无实权。所以实质上还是六柱国大将军。在每个柱国大将军之下，又分设两个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之下又分设两个开府，共二十四开府。每个开府下又分设两个仪同，共四十八仪同。当时一个仪同大约领兵千人左右，所以整个府兵系统刚建立时共“有众不满五万”(《玉海》138引《邺侯家传》)可以看到，在府兵将领员额配置上，贯彻的原则是以六为基数，十二、二十四、四十八均是六的整倍数。这与他在中央政权中建立六官一样，都体现了他复古的精神(参阅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六条诏书”条)。
大统九年(543)，宇文泰在邙山之战中被高欢打败，兵员损失严重，仅仅依靠鲜卑军事力量难以维持下去。所以，这一年宇文泰下令“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周书·文帝纪》)。大量关陇豪族地主纷纷率领自己的武装加入到宇文泰的府兵系统中。
前面提到，在府兵系统中，名义上共有八个柱国大将军。这与鲜卑早期“八部大人”的部落兵制相符合。宇文泰充分发挥这一点相似之处，在魏恭帝元年(554)下令：立大功的高级将领，不论是鲜卑人或是汉人都分别为鲜卑早期三十六国的继承人，功绩稍逊一筹者为鲜卑早期九十九姓的后代。各级将领不论是鲜卑人还是汉人都改姓部落时代的鲜卑旧姓。李弼改姓徒何氏、赵贵改姓乙弗氏、李虎改姓大野氏、杨忠改姓普六茹氏。在魏孝文帝改姓时未曾改动者如侯莫陈氏、独孤氏等则一仍其旧。各将领所统帅的士兵一律以主帅姓氏为自己的姓氏。
很清楚，兵制上的鲜卑化倾向与复古、汉化的倾向是矛盾的。改革的矛盾反映了现实的矛盾。
宇文泰是靠鲜卑六镇士兵起家的。在部落时代，当兵打仗是光荣的事情。六镇士兵原来是“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齐书·魏兰根传》)。但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随着北魏政权的日益封建化，六镇士兵的地位迅速下降，沦为“役同厮养”的卑贱者，丧失了仕进之路，而迁入洛阳者“各各荣显”。在六镇士兵看来，自身地位的下降就是由于汉化政策的实行。所以，六镇起义虽然本质上是阶级斗争，但也具有反汉化的色彩。葛荣攻下信都后，“逐出居民，冻死者十六七”(《魏书·肃宗传》)，“欺汉儿”的事时有发生。这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追其根源，责任应在魏孝文帝。“他的汉化措施，表面文章做得多”(周一良语)。禁鲜卑语、禁鲜卑服装伤害了本民族的感情。北魏的灭亡与此有直接关系。宇文泰从中吸取了教训，因此，他在封建化过程中，也适当照顾鲜卑族的民族感情。关陇地区的鲜卑族并不多，主要就是府兵中的那些将士。所以，在兵制改革中推行鲜卑化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不论将、士，都同为一姓，非血缘关系被罩上了一层氏族时代的宗法面纱，这有利于士兵身份地位的提高。“役同厮养”的矛盾起码在心理上、感情上得到了解决。不论民族，同为一姓，又可泯灭府兵中的民族界限，有利于民族融合。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是把相对先进的汉民族融合到相对落后的鲜卑族中，但实际上，少数族进入汉族占多数的地区，根本不可能把汉族融合在本民族中。民族融合一旦完成，只能意味着少数民族的汉化。
《周书·苏绰传》史臣曰：“太祖提剑而起，百度草创。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修治定之礼于鼎峙之日。”这段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宇文泰的特点就在于他虽身处乱世却能够建立超一系列安邦治国的礼法之制。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更为可贵的是，在制度改革中，处处都体现了宇文泰民族政策的开明与灵活。尊重汉、鲜卑两族的民族感情而不盲目地、简单地走极端，这正是宇文泰比魏孝文帝高明之处。
在官制改革中，宇文泰以《周官》为楷模，在兵制改革中，宇文泰又从部落时代得到了启发。两者都带有复古的色彩。两个遥远的民族、两个遥远的时代似乎汇合了。宇文泰在借来的历史舞台上演奏了一曲民族融合的新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