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法律，主要是《大明律》、明《大诰》、《问刑条例》、《大明会典》等。其中，明朝严惩官吏赃罪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于《大明律》和明《大诰》中。首先，《大明律》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列为“六赃”，并绘制成图置于律首，作为仅次于十恶的重罪予以惩处。其中监守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和坐赃四种罪名，均涉及官吏贪赃行为。
其次，明律关于官吏贪污、受贿、盗窃等罪的条文，也比唐律大为增多，规定更加细密全面。明律中专列“受赃”一卷，规定官吏受财、坐赃致罪等内容，量刑明显重于唐宋元各律。如监守盗，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一贯以下杖八十，四十贯处斩;而唐宋律规定三十匹绞，元朝规定三百贯处死。再如官员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绞;而唐律规定十五匹绞，元朝规定一百贯以上杖一百零七。特别是对监察官利用职权受贿索财行为，明律还要比其他官吏加重二等惩罚。官吏一旦犯有赃罪，立即除名，永不叙用。
明《大诰》惩治贪官污吏的规定更加严厉。在《大诰》四编236条中，惩贪条文多达一半以上。有的按律免死，《大诰》则规定凌迟，并且家财没官，家人迁往化外。如明律规定：官吏犯赃，计赃科罪，凡不枉法，均不处死刑;但《大诰》却有众多官吏因不枉法赃罪被凌迟或枭首。朱元璋还要求，对官吏犯赃案件，必须顺藤摸瓜，层层追查。如《大诰》初编载：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污巨额官粮，牵连坐罪者极广，中央六部侍郎以下数百官员被处死，其他官吏及地主豪绅有数万人被下狱治罪。
朱元璋重惩贪官污吏，往往不只限于案犯本人，而是惩一儆百。他曾创用“剥皮实草”之刑，将犯赃满六十两以上官吏，在本地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装草，然后立于官府公堂，以警告继任官吏。他还利用民众惩治贪赃官吏，允许各地百姓监督、陈告、扭送赃官，并可越级诉讼，直至进京。
如明律规定，官吏征收税粮和摊派差役作弊枉法，受害者可以捉拿该官吏，并自下而上陈告;若上司拒绝受理，也要依法论处。《大诰》还规定，对于违旨下乡、动扰民众的贪赃官吏，百姓可将其捉拿赴京。可以说明朝对官吏赃罪的惩处是重典治吏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酷刑治吏的代表。还可以说，明朝法律在严治官吏赃罪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