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南部的义和拳被镇压后,因为正值年关,华北平原在1900年的正月看起来仍像往年一样的平静,但在传统节日喜庆的背后,义和拳的潜流却沿无声无息的沿着大平原上的驿道和水路在向北继续传播。直隶中部任丘县的鄚州镇,此地系直隶中部地区前往天津的交通枢纽所在,从这里沿着大清河可以直通天津,因而这里举行集市和庙会时,各地客商云集本镇,几里长的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川流不息,热闹非凡。这一年的春节后,鄚州镇的集市和庙会也吸引了南边来的拳师到这里活动,因而附近村子也陆续开了拳场,并有攻击教民的行为。
任丘知县在得知拳民们的活动后,便亲自来到鄚州镇劝谕,但他的权威显然不够,拳民不为所动。后来,河间知府王守堏亲自前去安抚,但拳民反将数名官吏打伤,并捣毁了知府等人坐的轿子。王知府等人狼狈的逃回了任丘县衙,但他将此事上报时反被上司一顿斥责而不敢采取新的举措,于是义和拳随后便急速扩大。
二月十二日,王守堏和任丘知县再次微服前往拳民汇集的梁召镇劝行禁止,在亲眼目睹了拳民们怪异的表演后,饱读儒家学问的王知府按捺不住对异端邪说的愤怒,他气冲冲的上台将义和拳的神牌全部捣毁在地。这下,大大激起了拳民们的愤怒,一个年轻的拳民挥刀向知府砍去,结果他身边的一个护卫上前保护,被砍死了。在拳民们的追赶下,知府等人逃窜到附近一家教堂,在告知身份后进入避难,一直等到救援的清军赶到才得以脱险。五日后,梅东益的军队赶到这里,他命令当地绅士在三天之内劝谕拳民解散,不然就要镇压,但在解散途中,拳民和教民发生冲突,结果梅东益手下范天贵马队赶到进行剿杀,这里的骚乱才告一段落。
任丘县的事件可以看出,义和拳在直隶南部被平息后,仍可依靠“降神附体“的形式再次复制并产生拳民首领,其扩散的路线是逐渐北移。在“拳民依然执迷不悟,习者益多,兵少难填“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也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由此陷入了劝谕无效、禁止又禁止不了的窘境,而这种窘境又是极具危险性的。换句话说,一旦地方上出现这种民众自发并且带有暴力性的群体性活动,当地的局势便会很快失控,仅仅依靠梅东益这些少量的军队进行“救火队“式的四处灭火,终究是断绝不了义和拳的传播,随后发生的“清苑事件“和“涞水事件“便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清廷在1900年上半年“剿抚两难“的困境所在。
1900年后,义和拳的风潮逐渐波及了保定及其附近地区,各种反教的揭帖贴满城内外,并有拳民聚集。位于保定府南侧的清苑县有个规模较大的东闾教堂,是当地教会的堂口,当时一度出现揭帖并显示出潜在的危险,法国公使毕盛还曾亲自过问此事。当年4月,在东闾教堂西侧十里处的张登镇上,教民和拳民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不过是一个教民问一个拳民索要工钱---而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双方都互有死伤,结果附近的教民们纷纷躲到了东闾教堂去避难,最终引发了拳民和教民长达数月的攻防战,死亡人数有近两千人(其中大多数为拳民),这次的围攻一直持续到八国联军从北京赶来才算结束。令人震惊的是,在这场中世纪般的战争结束后,为了逃避报复,那些参与攻打教堂的拳民们随后要求入教,以洗心革面,悔悟以往的行为,在一夜之间,这些人竟然变成了教民,这和当年教会吸收白莲教颇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