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这次惊心动魄的辛酉政变，清朝正史，如《清实录》《清史稿》等，都语焉不详。好在发现了《热河密札》等关于辛酉政变的第一手史料，才使此次政变的内幕大白于天下。这次政变的起因是什么，政变是如何谋划的，政变的运作过程如何，政变是怎样发动的……
本文摘自：《慈禧十大谜案破解》 作者：徐彻 出版：中华书局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八日北逃热河(今承德市)。路上且走且停，走了8天，于八月十六日抵达热河行宫。咸丰帝身体本来羸弱，加之京城失守，北逃热河，心情更加郁闷。虽千方百计寻欢作乐，也解不了心头的烦恼，病情愈来愈重。
不到一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撒手人寰。
七月十七日，颁布咸丰帝遗诏。遗诏进一步强调了皇位的嬗递与大臣的辅弼，都是咸丰帝钦定的，是合法的。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皇后钮祜禄氏和懿贵妃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三十日，两宫皇太后回銮，到达京郊石槽，立即“召见恭王“，发动政变。
从咸丰帝病逝，到两宫皇太后发动政变，也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政变发生在辛酉年，故称辛酉政变。辛酉政变是一个成功的大政变。政变之后，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实现了清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垂帘听政。
这次惊心动魄的大政变，清朝正史，如《清实录》《清史稿》等，都语焉不详。好在发现了《热河密札》等关于辛酉政变的第一手史料，才使此次政变的内幕大白于天下。这次政变的起因是什么，政变是如何谋划的，政变的运作过程如何，政变是怎样发动的，等等。这些历史的谜案，等待史家合理地解说。
一 巧妙地躲过了钩弋之祸
在热河行在，面对多病的咸丰帝，最焦躁的是懿贵妃。她不满咸丰帝的近臣肃顺们在热河的所作所为。
肃顺(1816-1861)，字雨亭，豫庭。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郑亲王乌尔泰阿第六子。道光十六年(1836)授三等辅国将军，委散秩大臣。后任前引大臣、署銮仪卫銮仪使，奉宸苑卿。官职低微，不为所重。
咸丰初年，怡亲王载垣与肃顺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升迁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遂荐举肃顺“入内廷供奉“，从此发迹。擢内阁学士，兼蒙古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肃顺“善于迎合上旨“，常常和咸丰帝谈论天下大事，“言无不尽“，表现出机敏多谋、敢于任事的才能，得到咸丰帝的赏识。咸丰四年(1854)，授御前侍卫，迁工部左侍郎，调正蓝旗满洲副都统，礼部左侍郎。咸丰七年(1857)，历署正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充阅卷大臣，赐紫禁城骑马。八年(1858)，调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九年(1859)，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十年(1860)，授御前大臣，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命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肃顺逐渐成为清廷统治中枢的核心人物。
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三大臣，把持朝政，颐指气使，引起关心政坛的懿贵妃的不满。肃顺也发现懿贵妃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也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懿贵妃的担心，而引起咸丰帝的警惕，由此产生了要对懿贵妃行使钩弋故事的冲动想法。
懿贵妃面临着一场生死较量。
所谓钩弋故事，就是汉武帝幽闭钩弋夫人的事。钩弋夫人，汉代河间人，姓赵，汉武帝的妃子，封婕妤，史称赵婕妤。因居住在钩弋宫，被称为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因生子颇受宠爱，汉武帝欲将其子立为太子，然而害怕将来主少母壮，母后干预朝政，因此借故将她幽禁，后来忧死于云阳宫。汉武帝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钩弋故事的中心意思是杀母而留其子。
据说，咸丰帝曾想对懿贵妃实行钩弋故事。《清稗类钞》载：
(懿贵妃)有机智，遇事辄先意承旨，深嬖之。未几，生穆宗(同治帝)，进封为妃。迨贵，渐怙宠而肆骄，久之，不能制。适粤寇(太平天国起义)难发，文宗(咸丰帝)忧勤国是，丛脞万端，乃得以弄权宫掖。文宗浸知之，渐恶其为人。肃顺者，才略声华为宗室冠，文宗素倚重之。孝钦(懿贵妃)知文宗且疏己，隐冀得肃以自援，而肃则以谂知后之往事，良轻后(懿贵妃)，后因是衔肃。一日，文宗于宫沼为春日泛舟之戏，后(懿贵妃)自陈寓南方久，习操舟技，乃亲理篙楫以侍。讵文宗立未定，而后篙遽下舟为之侧，文宗颠堕水，创其足，文宗乃深憾后。会又有间后者，以那拉将覆满洲诅咒之说进。文宗乃拟致之死，尝谓肃曰：“朕不日将效汉武帝之于钩弋夫人故事，卿谓何如?“肃(肃顺)禁齘，不敢置一词。后(懿贵妃)闻之，愈衔肃(肃顺)。
这一段写了四层意思：
第一层，是说咸丰帝由宠爱到厌恶懿贵妃的原因，主要是因她“弄权宫掖“。
第二层，是说懿贵妃想笼络肃顺，但肃顺很轻视她，于是他们之间结下了冤仇。
第三层，是说咸丰帝因懿贵妃操舟落水而怀恨在心，并蒙生效钩弋故事的想法。
第四层，是说咸丰帝把此想法同肃顺商量，肃顺十分恐惧，不敢多说一句话，以免贾祸。但是，此事传到懿贵妃的耳朵里，懿贵妃因而更加仇恨肃顺了。
懿贵妃虽然大难当头，但咸丰帝心中不忍，终于没有出此一策。乖觉的懿贵妃巧妙地躲过了人生一劫。
二 幸运地得到了上方印鉴
咸丰帝在弥留之际，看到留下的孤儿寡母，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就特别赐给了孝贞皇后和幼子载淳各一方印鉴，幼子的印鉴归懿贵妃掌管。这两方印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31岁的咸丰帝，由于不加节制，病情愈益加重了。一年间，诸病缠身，每况愈下，迫使他不得不考虑皇权的交接问题。他思忖着，皇后慈安方25岁，懿贵妃仅27岁，皇子才6岁。如他一旦离去，留下的便是势孤力单的孤儿寡母。咸丰帝必须设想一个万全之策，以使皇权不致旁落。
结合历史经验，经过苦思冥想，他首先设计了一个庞大的顾问班子。
咸丰帝追溯到了幼年即位的先祖，只有6岁的顺治帝福临和8岁的康熙帝玄烨。他总结历史教训，感到顾问班子二人不行，太少。52岁的皇太极无疾而终后，其第九子6岁的福临即位，辅政大臣为同姓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后来，多尔衮排挤了济尔哈朗，攫取了皇权。这就是说，二人不行，太少，如其中一人图谋不轨，排挤另一人，极易造成皇权由该人独揽。
那么，四人行不行呢?也不行。24岁的顺治帝福临患天花死，8岁的玄烨登基。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和玄烨一起主政。孝庄太皇太后鉴于前车之鉴，第一不敢用同姓王，第二不敢用叔辈王，而特意任命了异姓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参与辅政。但经三下五除二，大权还是被狂妄专恣的鳌拜独揽。只是后来工于心计的康熙帝玄烨，在韬光养晦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下，智擒了专横跋扈的鳌拜，才使皇权归一。可见，四人也是不行的。
鉴于此，咸丰帝考虑索性设立一个八人的庞大的顾问班子，以使他们互相牵制，免得大权旁落。顾命大臣如此之多，这也是咸丰帝的一个创举。
于是，他在临死前口授遗嘱，任命了八位顾命大臣“赞襄政务“。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病危的咸丰帝发下两道谕旨。
第一道谕旨：“奉朱谕：皇长子御名(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
这是以备载淳将来继承皇位。
第二道谕旨：“奉朱笔：皇长子御名(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顾命八大臣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他们的实际首领是户部尚书肃顺。由他们“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只是如此，咸丰帝感到仍不可靠，必须给予皇后和皇贵妃以特别的权力，也使她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自保，并借以保护皇子。
因此，赐给皇后一方“御赏“印;赐给小皇帝一方“同道堂“印，此印由懿贵妃掌管。并申明，凡谕旨，起首处盖“御赏“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即印讫。只有盖了这两方印鉴，谕旨方才生效。这两方印鉴非同小可，它是皇权的象征。
《热河密札》第十二札记道：“两印均大行皇帝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皇帝)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皇帝刚死，停棺待葬，叫大行皇帝，也叫大行。《清后外传》记道：“文宗临崩，以印章二赐孝贞后及帝。后曰御赏，帝曰同道堂。凡发谕旨，分钤起讫处。““同道堂印后由孝钦后(慈禧)执用，想因穆宗(同治帝)年幼，故孝钦代钤。母后圣母，两宫分负其责焉“。
咸丰帝赐给皇后和幼帝的两方印是有深意的。他遗命八位王大臣辅弼幼主，而不是一二位，说明他考虑到了不使权力倾斜于一二人之手，造成王大臣大权独揽的局面。因为人多，八位王大臣可以互相牵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使八大臣一心扶持幼主，又赏给了皇后和幼帝两方印，代替朱笔，不钤印的谕旨不生效。这就授予了皇太后与幼帝以某种程度的否决权。
实践证明，这两方印鉴起到了遏制顾命八大臣权力的重要作用。
三 秘密地谋求了恭王配合
咸丰帝死后，顾命八大臣原形毕露，欲大权独揽。
咸丰帝设计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是急切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二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王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这就是咸丰帝所设计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多方牵制。其指导思想是权力制衡。《清史稿》说：“辅弼充位，悉出妙算。“是有道理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评道：“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法地启用通常代替朱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固有的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这个分析是中肯的。咸丰帝自以为谋算得天衣无缝，不会出什么问题，他可以放心地走了。但还是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
问题出在八位王大臣欲皇权独揽上，即独霸皇权。而他们的企图是从谕旨事件暴露出来的。百密一疏，咸丰帝设想得再周全，还是有漏洞。谕旨的事情，他就没有交代明白。关于谕旨的拟定、呈览、修改、颁发等，他就没有说过一句话。
两宫皇太后与顾命八大臣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无遗。两宫皇太后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召见顾命八大臣，商议有关谕旨颁发、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重要事项，都应该如何处理。八位王大臣以为有机可乘。
他们乘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实是向两宫皇太后叫板。他们狂妄地提出：“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这就是说，一是臣下的奏章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二是皇帝的谕旨由王大臣拟定;三是皇太后只管钤印，没有权力更改谕旨的内容。如若照此办理，两宫皇太后只不过是个木偶式的盖章工具而已。这样明目张胆地暴露自己的心迹，说明他们根本没把这孤儿寡母放在眼里。他们以为，年轻的寡妇和幼稚的小儿不会有什么能耐，只能任其摆布，俯首就擒。其实，他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那就是完全低估了绝顶聪明的慈禧，虽然她只有27岁。
慈禧哪肯善罢甘休。她当然要予以反击。谕旨是皇权的重要象征。谁控握了谕旨的颁布权，谁就拥有了最高的皇权。这一点，双方心里都十分清楚。两宫皇太后坚决驳回了他们的奏章。“后(两宫皇太后)持不可“，原则问题，皇太后寸步不让。并明确提出，关于谕旨，她们有授意权、审阅权、修改权、钤印权和否决权，即她们拥有皇帝的一切权力。她们给予八位顾命大臣以坚决的反击，断然地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底牌。这是一个不可退让的原则问题。双方僵持不下，“议四日“，足足争执了四天。
最后，王大臣终于让步，两宫皇太后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王大臣完全同意了皇太后的要求。决定大臣的奏章呈皇太后阅看，谕旨由八大臣拟定后呈皇太后审看，如果同意便上下各用一印，应该皇帝朱批的地方也以御玺代之。御玺存皇太后处。至于官吏的任命，则各省督抚等重要职位，由八大臣拟名，请两宫皇太后裁决。其他较次要官吏的任命，则采取掣签法。
这第一回合的交手，两宫皇太后占了上风，实际是西太后占了上风。因东太后权力欲不强，不过她们当时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一争论，给她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八位顾命大臣是她们母子掌握皇权的极大障碍。她们也看透了顾命八大臣觊觎皇权的野心。这就促使她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有朝一日一定要除掉他们。
两宫皇太后，尤其是西太后，对于顾命八大臣在咸丰帝生前就充满了嫉恨。对于顾命八大臣的实际首领肃顺，更是恨之入骨。肃顺的权力，炙手可热。他和载垣、端华“三奸盘结，同干大政“。咸丰帝一死，他们拉拢其他五大臣，结成死党，面对孤儿寡母，更是势焰熏天了。
在热河行在，两宫皇太后处在顾命八大臣的包围之中，她们感到岌岌可危。为此，两宫皇太后议定，要冲破包围，寻求帮助。她们想到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
奕(1833-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自号乐道堂主人。道光帝有九子。第四子是奕詝，第五子是奕誴(过继给惇亲王绵恺)，第六子是奕，第七子是奕譞。
奕与奕詝自幼同在上书房读书。奕喜欢习武，曾自制枪法28式，刀法18式。道光帝看着高兴，就给它们命名，枪法曰“棣华协力“，刀法曰“宝锷宣威“。并赐给奕一把白虹刀，以资鼓励。这表明了道光帝对奕的喜爱。
道光帝在传位给第四子奕詝还是第六子奕的问题上，曾颇费踌躇。经过深思熟虑，道光帝秘密立储时，在秘密谲匣中，写了两份遗嘱，即一匣二谕。把皇位传给了第四子奕詝，同时任命第六子奕为恭亲王。一匣二谕，这是清朝自雍正帝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以来绝无仅有的一例。同时，在遗嘱中任命一子为亲王，也是是空前绝后的。对奕的这一任命，流露出道光帝对奕的特殊情感。
咸丰帝起初对奕是重用的。即位后，便宣布奕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九月，命奕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巡防事宜。十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1854)，任为领班军机大臣。迭授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1855)四月，命奕总理行营事务，直至全歼北伐太平军。奕因而得到优叙。
但好景不长。是年七月，奕的生母孝静皇贵太妃病重。孝静对咸丰帝奕有十几年的鞠育之恩。左右权衡，奕冒昧请求咸丰帝晋封孝静为皇太后。这个奏章惹恼了咸丰帝，认为奕“礼仪疏略“，就下令免去奕军机大臣、宗令、都统职事，仍在内廷行走，重回上书房读书。这是咸丰帝对奕的严惩。
七年(1857)五月，奕复授都统。
九年(1859)四月，奕加授内大臣。
十年(1860)，英法联军再次大举入侵。咸丰帝逃往热河，召回谈判不利的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命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形势急转直下，英法纵兵焚烧圆明园，京师陷落。奕不得不与英法签订了和约，即中英、中法北京条约。随后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奕奏请议处，咸丰帝发下上谕：“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表示对奕的理解。
但是，北京从此便形成了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这里包括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和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
十二月，鉴于外事频繁，奕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办理一切涉外事务的总机关，是与世界接轨的具有近代性质的外事机构。咸丰帝采纳了奕的建议，并任命奕主持总理衙门。
奕在办理和局的过程中，得到外国人的好感，认为可以说得通。但却引起了远在热河的肃顺、载垣、端华等重臣的嫉恨，由此加深了咸丰帝对奕的猜忌。
北京方面关于咸丰帝病重或驾崩的谣言，在朝野上下扩散。同时又产生了另一个很能蛊惑人心的谣言：英法联军认为咸丰帝不守信用，企图用同他们接触较多的恭亲王奕代替咸丰帝。这个谣言不会不传到咸丰帝的耳朵里，肃顺们也不会不借机狠进谗言。这样，本有嫌隙的奕奕两兄弟之间的隔膜就愈益加深了。为了打破肃顺集团对咸丰帝的包围，奕屡次奏请亲赴热河行在。但此时的咸丰帝对奕已经抱有很深的成见，不想见他。就这样，直至咸丰帝病逝，奕也没能踏足热河行在。
咸丰帝的遗诏，使京城内外、朝野上下，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在顾命八大臣之中，竟然没有恭亲王奕。顾命八大臣中，任何人的血缘关系也没有奕和咸丰帝这么近。奕身肩重任，与洋人谈判，却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真是匪夷所思。这样的遗诏，简直不可思议。更有甚者，肃顺集团又借助幼帝载淳的名义发下上谕，命奕等“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连恭理丧仪也把奕排斥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既借以贬低奕的政治威信，并割断奕同两宫皇太后的联系，以便从中控制。
恭亲王奕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而灰心丧气。他在密切注视着热河行在的蛛丝马迹。
恰在此时，两宫皇太后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她们知道，如想搞垮危及自家皇权的肃顺集团，必须依靠恭亲王奕。
两宫皇太后深知，恭亲王奕是她们惟一的依靠。她们决定，召见恭亲王奕。
两宫太后已经忍无可忍了，她们本来想向北京派出密使，直接同恭亲王奕联系。但思忖再三，感到既不安全，又耽误时间，就采取了密信联络的方法。
秘密的信函往返，是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互通情报的基本方法。发信之地是方略馆，所用信封是方略馆的公家信封。方略馆的信函传递是保密而快速的。
西太后的妹妹是醇郡王奕的福晋，奕是奕一党。因之，两宫太后通过西太后之妹，把欲速见奕的想法告诉了奕。奕再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其亲信某军机章京。这位军机章京用密札方式，将此信息传递给在京的奕党人军机章京朱修伯。朱修伯转给了文祥，文祥直秉奕。
奕拆阅了密信，在赴热河之前已经完全掌握了两宫太后的真实意图。
本来，在北京的奕对咸丰帝的遗诏就满腹狐疑。北京集团的人们愤愤不平，也跃跃欲试。恰逢两宫太后来信传见，奕知道，机会来了。他做好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思想准备。
七月二十六日，恭亲王奕怀着复杂的心绪急切地踏上了北赴热河的行程。他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只用了四天时间就到了热河。
八月初一日，晨曦微露。恭亲王就赶到了咸丰帝的灵堂。他悲痛地祭奠了哥哥，失声痛哭，“声彻殿陛“。祭奠之后，按预先密订的计划，两宫太后迫不及待地召见了恭亲王奕。本来八大臣想和奕一同进见两宫太后，但两宫太后下令只召见恭亲王奕。奕以退为进，请郑亲王端华一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调侃道：“老六，你与两宫太后是小叔子和嫂子，何必用我们来陪伴呢!“就这样，两宫太后单独召见了恭亲王。
这次召见时间长达两个小时，谈话的主题是“密商诛三奸之策“。他们详细地密谋策划了铲除顾命八大臣的步骤和方法。
首先，他们密商了发难的地点。奕认为热河是顾命八大臣的势力范围，不宜在热河发难，“非还京不可“，“坚请速归“。
其次，他们探讨了外国的态度。两宫太后担心，在北京发动，外国是否会干涉。《热河密札》记道：“后(慈禧太后)曰：奈外国何?王(奕)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
最后，他们确定了拟旨的人选。这个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笔力雄健。他们确定把拟旨的重任，交给了西太后的妹夫、奕的弟弟醇郡王奕。奕是奕一党在热河的总代表。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两宫太后召见毕，奕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退出。但在顾命八大臣面前，奕表现得异常谦卑，“以释三奸之疑“。
就在同一天，两宫太后按照计划行事，急切地发下谕旨，回銮京师。肃顺集团颇感突然，他们知道不能轻易允诺，必须坚决制止。肃顺以回京有危险为由，阻止回銮。但两宫太后说道：“回京后如有意外，不与你们相干。“说完之后，命令立刻准备车驾。
这一回合，两宫太后占了优势。
奕知道时间紧迫，来不及休息。他一面同肃顺集团的人虚与委蛇，一面在悄悄地联络党人，研究对策，部署任务。
而肃顺集团以为大权在握，从总体上看轻了两宫及奕，以为“彼何能为“，没有什么能耐。因此，他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他们没有及时地研究对策，分析敌情，而是陶醉于炙手可热的最高权力的运作上。封官许愿，加官晋爵。
这时，肃顺集团感到奕在热河继续待下去，实在碍眼。他们便为奕向两宫太后请示行止。两宫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传旨，命奕于八月六日进见。
八月六日，两宫太后第二次召见了奕。奕把这几天在热河活动的情况密报给了两宫，并把事先商定的计策提供给她们，使她们坚定了发动政变的决心。两宫太后也关切地旨命奕明日迅即回京，布置一切，不可在此久留，以免事情败露。
八月七日，奕奉命回京。
奕于八月十二日回到了北京。奕回到王府后，大臣们纷纷前来拜谒。他们希图从奕的口中了解热河的动向，也借机观察奕的政治意图。但胸有成竹的奕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使北京的大臣摸不着头脑。
四 假意地作出了屈服姿态
当时北京的大臣们正在发动一场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攻势。协办大学士周祖培是积极鼓动者。他的门生山东道监察御使董元醇秉承他的旨意，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这个上书得到奕的支持。
奏折于八月八日送达热河，先报给顾命八大臣。顾命八大臣细阅了董折，很是气愤。但他们没有马上动作，而是先上报给两宫皇太后，欲等两宫皇太后阅后，再拟旨痛驳。
不料，两宫皇太后阅折后大喜，董折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其中的“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的建言，更是她们求之不得的。这道奏折，既是向两宫皇太后的效忠信，也是向顾命八大臣的挑战书。这给孤苦无援的两宫皇太后以很大的安慰，也给肃顺集团以很大的威胁。
董折八日报送两宫，十日仍未发下来。两宫皇太后是在绞尽脑汁地密商对策，没有很快地发给顾命八大臣。肃顺等八大臣等不及了，主动要求召见，索要董折。内奏事处首领太监传旨，说西太后要留着阅看，仍是不给他们。怡亲王载垣冷笑一声，心想简直是多余。
十一日两宫召见，命八大臣拟旨，但没明确交代如何写。两宫太后想要试探八大臣的政治态度。八大臣主意早定，拟旨痛驳董折，而且要写明发上谕。吴姓军机章京所拟初稿语气还平和，言词不太激烈。焦佑瀛感到不够劲，自己捉刀另作一篇，其中有斥责董元醇的“是诚何心，尤不可行“一语，其他七大臣交口称赞这道谕旨，说写得太棒了。但抄清递上后，两宫皇太后将折旨全都压了下来，没有交给八大臣。两宫很不满意八大臣所赞赏的谕旨。
后来再次传旨召见，八大臣同两宫皇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西太后舌战八大臣。这次共召见四个多小时。郑亲王端华上去时就“怒形于色“，根本没把两宫皇太后放在眼里，而且“是日见面大争“。军机大臣杜翰“尤肆顶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这样冒犯两宫太后的激烈言辞。两宫太后“气得手颤“。李慈铭记道：“及董御史疏上，三人纠党忿争，声振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肃顺等把小皇帝的尿都吓出来了。后来在昭示肃顺等罪状的奕等的奏折里也写道：“御史董元醇条奏事件，特召见载垣等面谕照行，伊等不服，胆敢面称伊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并言伊等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当面咆哮，几至惊吓圣躬，含怒负气，拂袖而去，其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可见，这次召见，双方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互不相让，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十二日。这一天，两宫发下其他文件，八大臣竟敢不阅看，并说：“不定是谁来看。“决意用罢工手段，迫使两宫太后就范。这是违抗圣命的严重政治事件。两宫皇太后无法，决定暂时忍耐，不得不把董元醇原折及焦佑瀛驳旨发下照抄。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怡(怡亲王载垣)等笑声彻远近“。
这一回合的斗争，显然是顾命王大臣占了上风。但他们不知道，这是两宫皇太后的韬晦之计。她们暂时收敛起来，此时的蛰伏，是为了明日的再起。这一回合的斗争，表面上是顾命王大臣胜利了，其实是为他们的倒台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如果说，只有前一回合的斗争，还使两宫太后下不了搬倒对手的决心的话，那么，有了这一回合的斗争，就使她们毫不犹豫地下了铲除顾命王大臣的最后决心。因为，这一事件，使她们真切地看清了王大臣的庐山真面目。这场斗争，也就变得你死我活了。
但此次受挫，须总结教训，主要是董折“发之太早“，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两宫皇太后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局部上作出让步，以期取得全局的胜利。她们暂时藏锋敛锷，收缩起来以期给肃顺党人造成错觉，以为“夫己氏(指西太后)声势大减“。其实，两宫皇太后此时的蛰伏，是为了后日的再起。她们谋划回京再说。
九月一日，大学士桂良等奏恭上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氏徽号为慈禧皇太后。这是为酝酿垂帘作舆论准备。
五 果断地发动了辛酉政变
经过慈禧的力争，两宫皇太后终于扶柩踏上回京的归途。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灵柩启行归京。回程的队伍分两路，一路是两宫太后和幼帝的队伍，由间道先行，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各大臣扈从;另一路是梓宫队伍，自大路后发，由肃顺等扈从。
这样安排对两宫太后非常有利，为他们发动政变创造了难得的契机。
两宫太后不敢松懈，急急赶路。经五天的行程，于九月二十八日到达京郊石槽。立即“召见恭王“，两宫听取了恭亲王奕关于北京情况的报告，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决定进宫后立即发动政变。
九月二十九日未正一刻(14时15分)，慈安太后和幼帝同乘黑布轿在前，慈禧太后单乘黑布轿在后，到达北京德胜门外。留京的全体文武大臣，均身着缟素，翻穿珠补褂先期排班在道边跪迎。心事重重的两宫太后在接受了他们的请安之后，便急速入城回宫。未及休息，又迫不及待地第二次召见奕。这是两次极为重要的召见。《翁同龢日记》特加一笔：“恭邸前日昨日召对。“这两次召见，两宫太后和奕共同分析了政治形势，沟通了双方信息，商议了政变步骤，敲定了发动时间。其中心议题是如何抓住战机，突然出击。
九月三十日，两宫太后召见恭亲王奕及大学士桂良、周祖培、贾桢、侍郎文祥等。两宫太后边痛哭流涕，边缕述三奸欺藐之状，周祖培老谋深算，此时已得到奕的“讽示“，心中有数，便直言奏道：“何不重治其罪?“两宫明知故问道：“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周祖培立上一计：“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两宫心想，正合吾意，急答：“善。“
这时，两宫太后便拿出由醇郡王奕于九月十八日在热河拟就的谕旨，交给奕，当众宣示。宣布了八大臣的三大罪状，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命景寿等五人退出军机处。
谕旨是在八大臣不在场的情况下宣布的。刚宣读完，载垣、端华就闯入宫内。一见奕等王大臣都在场，颇感意外，大声质问道：“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冷静地答道：“皇上有诏。“不明就里的载垣等人，竟然指责皇太后不应召见外臣。两宫太后极为愤怒，又命传下另一谕旨，将载垣等三人革职拿问。同时，又下了一道谕旨，将走在路上的肃顺革职拿问。肃顺被抓时大骂道：“悔不早治此贱婢!“肃顺被押回宗人府，看到了载垣、端华，瞪大眼睛斥责道：“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
十月一日连发两道谕旨，任命奕为议政王兼军机大臣。第二天，又连发两道谕旨，补授奕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宗人府宗令。奕得到了几个最重要的职务，成为两宫太后和幼帝之下的第一人。
又发布上谕，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瑛为军机大臣。原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文祥仍为军机大臣。这就组成了以奕为首的新的军机处。
六 宽容地处治了顾命大臣
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对政敌的处治采取了宽容的政策。
十月六日，谕旨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斩立决。景寿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兵部尚书穆荫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吏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佑瀛，均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
此外，又处分了与肃顺关系密切的吏部尚书陈孚恩等6名官员.还处治了与肃顺交结较深的5名太监。为避免株连，两宫太后谕旨，将从肃顺家中查抄来的书信，“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
总之，这一大的政变，处理得十分圆满，受处分的仅19人。政变从发动到处理完毕，仅一个多月时间。时间之短促，也足令人吃惊。
这次政变，上下呼应之巧妙，舆论准备之完善，军力配合之恰切，行动掩盖之周密，爆发时间之准确，善后处理之明快，无不令观者瞠目结舌。
1861年是辛酉年，这次政变，史称辛酉政变。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发动的三次成功的政变的第一次。这次政变，使那拉氏握取了中国最高的皇权，成就了第一次垂帘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