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统治台湾55年的中国国民党沦为在野党。虽然在1987年，蒋经国解除戒严令，开放政治竞争，国民党就已经意识到“政党轮替”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但是短短13年就丢失政权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党国体制一去不复返，党员和党工的好日子也算过到头了。
二十多年前，现任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曾经也是党工。1985年，27岁的金溥聪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室编审，当时通过层层考试被录取，因为这是一个众人角逐的“金饭碗”，甚至比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还要有前途。在那个时代，在气派的国民中央大楼里，党工们的桌上往往只摆放三样东西：一杯咖啡，一包香烟，还有背靠坐椅阅读《中央日报》的党工的双脚。2000年，刚沦为在野党的国民党党务机构有3400名专职党工(不包括党内干部，如中央委员等)，当年国民党党员有85万人，平均每位党工负责250名党员。“官多、人多、老化、低效”成为“百年老店”最真实的写照，背后则是其庞大党产的支撑。何为党产?就是国民党经营的产业。
1949年，蒋介石命令将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等行库的国库黄金、白银、外汇全部秘密运往台湾。据不完全统计，运抵台湾的国库黄金，约有277万两。如果折算现值，以每两新台币23000元估算，约合637亿多元
过去由于党政一体、党政不分，党产和国产也不分，党产的具体数目也说不清楚，很多人觉得无所谓，但为后来政党体制转为两党制后党产处理留下了问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自由中国》杂志就撰文：“如果国民党硬把国库当作党库，乃至把国家当作一党私产，就是自绝于人民。”
1987年，国民党放开党禁报禁，并于1994年将自己登记为社团法人。直到此时，国民党才搞清楚党产情况，原来自己有380多亿的“党产”。更早之前，许多党产都是记在个人名下，早已“不可考”，只能根据陈述还原事实。至于交代多少，那就全凭良心了。对此，蒋经国曾说明，早年因害怕中共以中国继承者名义，强行接收中华民国的海外资产，所以当时有不少的财产转入私人账户，以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收。但是，中共接收的风头过后，有人没有归还这些财产。蒋经国对于这些人的行为“深感痛心，却无法可管”。2001年，时任台湾“总统”陈水扁认为，“中国国民党长期以来霸占人民与国家的财产”，有“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内裤”的嫌疑。他呼吁“国民党要还财于民”。
蒋介石从大陆带来277万两黄金
国民党拥有巨额党产是事实。那么这些党产是从哪儿来的呢?国民党的党产来源很多。第一笔“横财”来自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接手。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在收回台湾省时，很多日本殖民者、侵略者的财产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从法理上讲，这些财产应归国家所有。但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和逃到台湾后的中华民国，政治体制上走的是党国体制，党政一体。在接收的过程中将一部分资产转移为党产。
第二笔“大钱”要算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时带的“浮财”，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蒋介石带领六十多万残兵败将和一百多万追随他的民众来到台湾，并从大陆携带了大量黄金和物资，其中一部分最终变为了党产。1949年1月16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前五天，便召见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命令其尽速将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等行库的国库黄金、白银、外汇全部秘密运往台湾。据不完全统计，蒋介石下令运抵台湾的国库黄金，约有277万两。如果折算现值，以每两新台币23000元估算，约合637亿多元。
来到台湾之后，国民党仗着其执政地位，进行了不少“投资”，凡是有利可图的地方都少不了党营事业的影子。早期党营事业主要在文化领域，目的在宣扬党的政策。如《中央日报》、正中书局、中国广播公司、中央通讯社及生产事业齐鲁公司等。1949年政府迁台之后，国民党除继续维持上述文化事业外，随着台湾经济逐步发展，亦投资生产事业，包括信息、科技与营建等，三十余年间逐渐成长茁壮。
此外，还有党员每年交的党费约6200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1949年，蒋介石命令将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等行库的国库黄金、白银、外汇全部秘密运往台湾。据不完全统计，运抵台湾的国库黄金，约有277万两。如果折算现值，以每两新台币23000元估算，约合637亿多元
从无到有的党营事业
国民党党营事业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一直伴随着国民党的成长而成长，并凭借执政党的尚方宝剑，不断发展膨胀。追溯党营事业的发展，就如同其“党国体制”一样有其历史背景，发展之初本源于大陆。国民党早期的宣传工作主要由国民党元老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负责筹划，如设置党报《中央日报》、推动成立“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中央广播电台”、正中书局等等，可称为党营事业的雏型。
以正中书局为例。这是一家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党营出版机构，1931年由陈立夫创立。1933年，陈立夫将正中书局的全部资产捐献给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充，并指派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叶楚伧与陈立夫为董事，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杭州等地有分局和发行所。1936年，又接收上海新民印刷厂的机器，筹设上海印刷厂。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中书局发展迅速，被称为全国六大书局之一。1941年，为解决纸张短缺问题，正中书局收购嘉定兴蜀造纸厂，改名为正中造纸厂。1942年起还自制文具。抗战胜利后正中书局迁回南京，并接收了敌伪上海、北平、青岛印刷厂以及原有的重庆印刷厂，拥有印刷机96部，日产纸600令。由此可见，党营事业与国民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45年5月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议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由陈果夫主导的“关于筹措党费之决议案”，决定以五大方法筹措党费，其中包括“宽筹资金，以法币100亿元为目标，用于投资或举办各项生产事业，而所获之利润，供给中央及省市党部经常支用”及“运用党费基金，创办党营事业，以巩固党的经济基础，达成以党养党之目的”两项决议。
1945年9月，国民党中央根据以上决议，改组中央财务委员会，以陈果夫为主任委员，开始系统地建立党营事业，同时责令已经存在的党营文化、新闻、出版等宣传事业，依照公司法成立公司组织，自负盈亏以减轻国民党中央的财政负担。
1949年，蒋介石命令将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等行库的国库黄金、白银、外汇全部秘密运往台湾。据不完全统计，运抵台湾的国库黄金，约有277万两。如果折算现值，以每两新台币23000元估算，约合637亿多元
1945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上二陈兄弟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获得通过。决定在接收“敌伪”的工商企业资本时，拨出5000亿元作为“党营事业基金”，并由二陈负责该基金的管理机构，使其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战后的接收工作。据统计，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间，国民政府接收了原“台湾总督府”所属产业和日本私人财产、企业共计110亿元。
在陈果夫的积极经营下，至1948年夏天，国民党在大陆已经拥有了青岛齐鲁公司、天津恒大公司、济南兴济公司、沈阳益华公司、台湾兴业公司、安徽农产公司、上海树华公司、永业公司、亚东银行及济南面粉厂等十家产业，此外还有中国盐业公司等投资产业。各公司均颇具规模，如齐鲁公司辖有橡胶厂、面粉厂、啤酒厂、玻璃厂及食油厂，恒大公司有火柴厂、面粉厂及烟草厂。由于陈果夫同时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及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连带地也使这两大金融企业与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发生密切关系。通过中国农民银行，陈果夫总共投资了77家企业，投资额达170多亿元，而这些企业后来几乎全部转为党营事业。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大量党营事业也随之消亡，随同一起及时撤退来台的党营事业只剩山东齐鲁公司一家。国民党在大陆的党产几乎丢个精光，其中党营事业总资产约750万美元便赔掉670万美元。不过，从1947年2月到1950年12月，国民党还接收了日资、台资企业860个，加上蒋介石从大陆带来的277万两黄金，这一大笔资产成了国民党在台湾站住脚的经济基础，也是迁台后国民党党营事业的开端。
威权时代大发展
上世纪5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复苏期，走的是“进口替代产业”的路子。党营事业倚靠其特殊背景，占据要津，从事建材、橡胶等产业，获利甚丰，迅速崛起。60年代是党营事业将触角伸向金融、票券的时代。国民党财委会成立了“中央投资”和“光华投资”两家控股公司，党营事业开始建立像蛛网般的企业群。
进入70年代，国民党事业愈做愈大，频频与工商大亨、公营事业合作，陆续投入有巨利的石化业及金融业，如中美和、台苯、东联、永嘉及中华开发、中兴票券、复华证券金融等公司。进入80年代后，党营事业进入“扩张期”，开始大举进军营建业、环保业、金融业、人寿保险业、海外事业等，使党营事业超过120多家。
国民党党营事业在过去威权时代因具有多种经营特权，外界对它的认识总是隔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有人用“包山包海”来形容它的特权。党营事业利用执政党的身份，轻易就能优先地介入各种产业，运用政治上的优势，配合经济资源，以垄断的手法率先插足特定事业，并以独占市场的方式长期享受独特利益。长期以来，岛内大财团为讨好政府，一般都与党营事业发展业务，党营事业在其各级从政党员的配合下，从事独占生意，并在取得行政机关或公营事业业务订单或招标方面，有一般民间企业所不及的方便。
1949年，蒋介石命令将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等行库的国库黄金、白银、外汇全部秘密运往台湾。据不完全统计，运抵台湾的国库黄金，约有277万两。如果折算现值，以每两新台币23000元估算，约合637亿多元
由于身处决策核心，党营事业的管理者往往比别人更早知道政策的方向。得风气之先、春江水暖鸭先知，政府有什么政策要推出以前，党营事业早就已闻风而动，好整以暇地筹备新兴事业。深入追查100多家党营事业，赫然发现，其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有官方资金，充分暴露其党政一体的特质。过去，党政分际不严格的时代，党营事业的盈余收入并不是党务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党营事业主要扮演着配合政府的角色。曾担任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委、李登辉的好友刘泰英自己坦承：“党营事业过去有没有利用特权?肯定有!”
亏损严重 改革艰难
国民党进行社团登记后，为了解民众对党营事业的看法，在1995年下半年做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83.1%的民众认为过去的国民党党营事业享有特权，有74.7%的民众认为现在的党营事业享有特权，有68%的受访民众认为国民党“党库通国库”的情形仍然存在。
1995年11月6日，民进党成立了“全民追讨党产联盟”，11月8日率众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抗议，要求国民党对来路不明的“党产”做出交代，并将追讨“党产”作为1995年底“立委选举”期间民进党的重要诉求。从此，每逢选举，“党产”问题都成为民进党攻击国民党的武器，使得国民党处于被动。
国民党失去政权后，党营事业不但成为政治软脚，盈利能力也逐步下降，有些企业亏损严重。党营事业内部存在大锅饭问题，经营好坏一个样，国民党“政府”绝无偏好，赚钱的给予奖励，赔钱的也有补贴，年年如此。据刘泰英说，他一上台发现党营事业弊案很多，“这边被拐一亿多，那边被拐一亿多”。另外，党内政治人物退休，党部安排其到党营事业接任某一主管，这已成为惯例。
这些退下来的政治人物多年过古稀，抱着到党营事业里来养老的心态。由于原在党营事业集团任主管之人大多来自上层或有中央高层作靠山，人事关系网环环相套。如前组工会主任王述亲接任永昌建设公司董事长、前“立法院”副院长沈世雄接任新育乐公司董事长、前“国安局长”宋心濂接任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委员等。这些党国元老哪个不是权倾一时?谁没有通天的门路?叫他们退位让贤，谈何容易。如此所有的党营事业改革都一误再误。
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后，大批党务人员面临尴尬境地。年轻人还好，还可以出来找工作、求发展;如果是四五十岁的老党工，清闲久了，也没有一技之长，很多人成了新时代的弃儿，他们的生活只好靠国民党变卖党产支撑。到2008年，重新获得执政权的国民党，党工规模精简为九百多人。一年仅人事费用就高达15亿元新台币。这些年国民党虽说日子过得紧巴，但却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一个政党有多少钱叫富有?过去，国民党拥有数以亿计的资产仍然失去了政权。可以说，有多少钱都不叫富有，拥有民心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