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横空出世，是一个历史奇迹。在一个男权社会里，怎么会出现一个女皇帝呢?皇帝制度的弹性，因此可以确定。
但是，成功地获得皇位的武则天，身后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围绕武则天的评价，妖魔化一直占据着传统史学的主流地位。在一系列妖魔化武则天的历史记述中，“武则天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就是典型的事件之一。
从简至繁的记录变迁
大约在永徽四年，武则天为高宗生下一个公主，但是这个公主不幸而夭折。公主之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最开始的记载是很简单的，《唐会要》卷三“天后武氏”条下是如此记载的：“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后之意。”当时的武则天是昭仪，属于皇帝九嫔之首，正二品。这是武则天跟唐高宗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是长子李弘。
根据《唐会要》的这个记载，武则天和高宗所生的公主确实夭折，因为不知道死亡原因而且死得突然，所以称作“暴卒”。武则天充分利用了公主之死，采用悲情主义的诉求方法，把公主之死的责任推给自己的情敌王皇后。高宗看来是受到了武则天的影响，开始萌生废黜王皇后的念头。
《唐会要》一书，虽然是北宋王溥编辑的，但是吸纳了唐德宗时期苏冕四十卷的《唐会要》和唐宣宗时期崔铉的《续会要》，所以保存唐代国史资料比较多，向来为学者所重。这里的记录，也相对稳重。当时，王皇后联合萧淑妃与武则天斗法，武则天悲情主义的战斗技巧适合当时的情况，因为毕竟是母亲丧女，说一些丧失理智的话是可能的，而高宗看见受伤的母亲，也很可能同情心上涌。
但是，高宗新生公主夭折一事，《旧唐书》却没有任何正面提及，但是在则天皇后本纪的史臣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其中，后一件事是指武则天残酷对待失败了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而前一件事“振喉绝襁褓之儿”，可能就是指扼杀亲生公主的事。《旧唐书》成书于后唐出帝开运二年(945)，先后编写用了四年时间。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写入《旧唐书》的正文，而是用“史臣曰”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确凿证据，推测起来大概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武后杀亲生公主的说法，但是不能坐实，只好用这种更具有个人意见的方式表达出来。
《旧唐书》这种比较概括的说法，到了《新唐书》中凌空一跃，变成了非常具体生动的描写。《新唐书·后妃列传》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在这里，公主之死的过程详细而生动。
《资治通鉴》的记载，直接继承了《新唐书》，文字如下：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仔细比较，《资治通鉴》这段文字基本采自《新唐书》。皇后看望新生公主，离开以后，武则天偷偷杀掉公主，然后伪装现场。唐高宗到场，武则天假装欢笑，掀开被子，发现公主已经死亡。询问左右，大家都说刚才皇后来过。于是皇帝大怒，认为是王皇后“杀吾女”。王皇后自然无法解释，于是皇帝开始产生废立皇后的念头。以上基本情节，两书都是相同的，而且细节越发生动详细。
但是，细节越生动越详细，越发引人怀疑。且不说《通鉴》对《新唐书》这种细节修改，已经使得过程发生变化。我们要问的是，倾向合理化的修改，意图是什么呢?可是，细节如此考究的《通鉴》，在描写这件事的时候，却没有比较清楚的时间定位，因为《通鉴》把此事放在永徽五年的年底来叙述，按照《通鉴》的体例，说明此事具体日月不清楚。作为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是这类史书的典范，对于历史事件时间定位的重视，《通鉴》也是典范。可是，在公主之死的问题上，《通鉴》可以花笔墨修改《新唐书》看上去不够合理的文字，为什么在更重要的时间定位问题上没有给出更具体的坐标呢?答案是无法清晰的，但是《资治通鉴》对此事信息的掌握看来是有限的，以致于重要的时间定位都不能给出，只能在《新唐书》的基础上对细节进行“合理化”的修改。
从以上的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公主之死的文字记录，有一个由简至繁的变迁过程，在该过程中，重要的信息如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但是细节反而越来越清晰。在中国古史研究中，曾经有过一个“层累地构造学说”，意思是古代的历史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清晰，恰好证明是后人缔造的结果。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问题，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和创造，最后的模样与初始状况相去甚远。那么宫廷秘史，是否也有这种规律呢?所有的当事人都没有留下记录，那么后人是通过什么途径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细节呢?所以，在今天，当我们面对的历史事实，有着一个由简至繁的描述过程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提出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