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时期的军事成就也不容忽视，唐朝在这一时期灭亡了东西两个大敌：西突厥与高句丽，也顺带压制了一下日本的气焰，换来了中日千年和平。单从征伐高句丽的战果来说，太宗李世民曾亲征却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先后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刘仁轨以及薛仁贵经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灭了高句丽，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从高宗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和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太宗最终由服食丹药而死，而高宗身体状况虽一直不佳，却能够客观坦然地面对。他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认为“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对于御医的治疗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单就这种对生死的科学态度来看，说他“昏懦”就很不客观公平。
高宗在处置危及皇权和皇位的事件时，也不见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谋反案。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李渊的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欲推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房遗爱称太宗三子，即李治同父异母的哥哥吴王恪是主谋。高宗果断下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斩首，赐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尽，吴王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另有一大批有牵连的人，如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被流贬。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趁机专权，打击异己的情况，毕竟是假手皇帝。观一叶而知秋，看高宗处理这件事情的手段，恐怕不太可能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吧?而这样的铁腕作风，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昏懦”挂钩。
综观高宗执政时期，国力在增强，到永徽三年(652年)，全国人口就从贞观时期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此外，民族关系在改善，疆域在拓展，这个被认为是唐朝最弱的皇帝，拥有唐朝最大的版图。这样的人能说弱吗?
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能够继续执行被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怎么能够给他一个“昏懦”的评价呢?
被称“昏懦”是因为武则天
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于武则天。显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此事绝难以被以男性为主的文臣武将们接受。历史学家们把武则天描绘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整个唐高宗时代基本被武则天的阴谋所笼罩。为了说明武则天的强势，就必须把李治描写成一个很懦弱的皇帝。
那么，高宗为什么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患有类似今天的高血压、青光眼之类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处理国政;二是因为武则天自身素质高，而且与高宗在许多政事处理上观点相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再说，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阻碍相对较弱，所以高宗委政于她并不稀奇。也就是说，武则天参与朝政应该是出于高宗的意愿，并非如历史上评价的
“专作威福”。
另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自从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处置了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而此时距高宗撒手人寰还有约十年，可见，这种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确立的。
高宗虽然委托政事于武则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所以，在高宗活着的时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断定，说唐高宗是个窝囊废是政治的需要，是后世史官的曲意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