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王朝体系中，秦汉总是连在一起说的，而且是“汉承秦制”。那么秦汉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北京大学历史系陈苏镇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著有《〈春秋〉与“汉道”》一书，对一些常见看法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所谓“承秦”包括“据秦之地”、“用秦之人”和“承秦之制”三个方面，而“承秦之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当然，走秦朝的老路也有问题，有重蹈亡秦覆辙的危险。
澎湃新闻：您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提到，秦虽然扫平六国，但秦源自关中的传统立国制度与六国所代表的关东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冲突。“秦制”与关东文化的核心矛盾主要在哪里，为何始皇统一之后，此种差异在大一统的状态下还能爆发出来，甚至引发了秦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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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苏镇：这是个大问题，也是我写这本书时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关于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传统的说法是：秦朝统一后，用严刑峻法统治天下，百姓受不了了，于是揭竿而起，推翻了秦朝。这个调子是汉初的贾谊定的。他在《过秦论》中说，秦朝统一后，“繁刑严诛，吏治刻深”，实行“暴虐”统治，结果使得“天下苦之”，于是陈胜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我在梳理相关史料的时候，发现贾谊所谓“天下苦秦”夸大了事实。
实际上，在这场推翻秦朝的战争中，各地的表现是不同的。表现最激烈的是南方的楚人，其次是齐和赵，再次是韩、魏、燕，至于关中秦地，完全没有发生反秦暴动。为什么会这样?难道秦朝在各地实行了不同的政策，在楚、齐、赵等地的统治更残暴?有证据表明不是这样。秦人作为统一战争的胜利者，对东方六国之人确实有歧视心理，但秦朝政府，特别是秦朝的法律对天下人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同地区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各地的文化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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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实现统一的管理，必须建立统一的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而要建立统一的制度，又必须有统一的文化。战国末年，七雄并立，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文化也是多元的。而秦朝在统一过程中，每占领一个地区，都会在当地设置郡县，派秦的官吏带着秦的法律去进行管理，而且是严刑峻法式的管理。秦朝试图用自己的法律在东方各地移风易俗，改造东方社会，实现文化的统一。按秦朝官方的说法，这叫“普施明法，经纬天下”，预期的结果是“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但实际上，事与愿违。秦占领楚国的江陵地区后，设立南郡进行管理。半个世纪后，一位新上任的南郡守说，“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泆之民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可见秦的法律和楚人的习俗存在矛盾，并没有很快地被楚人接受。移风易俗比军事征服更难。文化的统一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秦朝的做法过于生硬，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激起东方社会的反抗。在东方六国旧地中，楚文化和秦文化差距最大，因而楚人对秦的统治最反感，反秦也就最激烈。
澎湃新闻：既然如此，作为颠覆者和楚人的刘邦为何在建立汉朝之后，又选择定都关中、回归秦制呢?他为何不选择以封建制为核心的六国旧制?他不担心此种冲突会让他的王朝重蹈赢秦的覆辙吗?有一种说法是，刘邦是为了夺取关中旧秦人的民心，他们是他争夺天下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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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苏镇：这事和关中的地理形势有关。战国秦汉之际，关中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说：关中的土地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十分之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个说法可能有所夸大，但大致不错。关中地区形势险要，农业、副业、畜牧业都很发达，商鞅变法以后又形成一种动员力很强的军国主义体制。和关东各地相比，关中确实具有一定优势。所以我说，关中是当时天下重心所在，只有占据关中，才能统一天下。田余庆先生所说的“非承秦不能立汉”，深刻揭示了这一形势。刘邦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关中的重要性，打算定都洛阳，后经张良和娄敬劝说，才改变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