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一个严格“抑商”的国度，在夹缝中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少数几个人。他富可敌国，也屡屡为清廷捐资，但他一生恪守的商道最终也令他难以难以洗清“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污名，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他的名字也像一粒沙尘飞进尘土。他就是清末首富伍秉鉴。
1793年，英国使者来到北京，因中英通商拜访乾隆皇帝，最终却因两国礼节差异，因为行礼的问题最终不欢而散。而后乾隆皇帝去世，清朝国力渐渐衰微了下去，这时候就更不可能有洋人向中国皇帝双膝跪拜了。但十几年后，竟然有一个商人办到了连鼎盛时期的乾隆皇帝都做不到的事儿。他就是广州十三行的总商——伍秉鉴。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当初把握住了朝廷设立广州一口通商的机遇，开设怡和行，成为洋货和国货之间的买办中介。后来伍秉鉴子承父业，逐渐将怡和行发展壮大，并取代潘家的同文行，成为了十三行的总商。
1801年，伍秉鉴已经是继承了怡和行的大商人，有一天他正在午休，忽听门上的家人与一个洋人正在激烈争吵。原来这年轻的洋商叫阿斯特，他想求见伍秉鉴，可是由于初到中国，并不明白投贴拜见的规矩，结果被拒之门外。伍秉鉴知道这个年轻洋商是想与他做茶叶生意，可是手上缺资金，虽然雇了一艘船，却只能买五千担茶叶，只够装半船货。考虑到只装半船货会让茶叶的运输成本变高，于是想把那一半的船舱也装满，可是他没有额外的钱来购买另外5000担茶叶，只好登门求助伍秉鉴，并主动要求将自己押为人质，来赊取那些茶叶。伍秉鉴听过之后，被这个美国小伙子的精神所打动，于是将价值7万多两白银的货物赊给了他。谁知道阿斯特的运气坏透了，他的这艘货船竟然沉没在太平洋的风暴中。阿斯特得知之后，痛心之余主动来到伍宅表示愿意终身为伍秉鉴打工来赔偿这笔巨款。伍秉鉴却拿出他当初的借据，当场撕得粉碎，并奉送了回美国的盘缠。伍秉鉴对阿斯特说，“你只是运气不好，却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你可以重新开始了。”阿斯特做梦也没想到伍秉鉴会如此慷慨大方，感激涕零之余，他双膝跪下给伍秉鉴磕了一个头，用这样的礼节来表示对面前这个中国商人的敬重，而伍秉鉴的这一行为让他的豪爽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后来阿斯特回到美国，以伍秉鉴为榜样诚信经商，他的商船便以伍秉鉴的名字来命名，最终凭借皮草生意积攒了2000万美元的财富，一跃成为当时的美国首富。在他的书房里，常年挂着华盛顿和伍秉鉴的画像，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华盛顿给了我一个国家，而伍秉鉴给了我全部人生。”
伍秉鉴拥有充足财力后，很注重笼络其他行商的关系。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各个行商。后来老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英国方面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调解，恢复了他的份额。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朝廷规定要被充军伊犁，而伍秉鉴资助了他在流放地的生活。
伍秉鉴究竟掌握多少财富呢？是当时人们争议的话题。在广州街头的茶馆常能见到有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通常的说法是，在全盛时期，伍家的财产可以折合白银2600万两，但当时清朝国库中也不过只有700万两银子，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伍秉鉴可谓再合适不过了。无论是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还是三品顶戴，都无法使伍秉鉴在大清王朝与欧美列强的夹缝中安身立命，鸦片战争将他的宿命推至极点。
从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当生意，并没有参与鸦片贸易。 按照当时的“保商制度”，外商走私鸦片一旦查实，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整个十三行都要承担责任。比如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因此，十三行行商们都对鸦片避之不及。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在伶仃洋外与不法商贩进行鸦片贸易，这其中包括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鸦片战争结束后，伍秉鉴带头倡捐26万两，以购买新式战舰，巩固海防。但无论伍秉鉴捐献多少银两，也难以抹去“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恶名。
1843年9月，心灰意冷的伍秉鉴去世，他与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一起消失。后来，英国人把他同林则徐的蜡像一同陈列在伦敦名人蜡像馆里，但在中国，他的名字再少有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