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当然已注意到乌云正向刘少奇压去,但她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和处世原则。多年来,她和刘少奇一家人私交很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宋庆龄的政治经验,使她看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彻底整垮刘少奇,这使她感到难以理解。
周恩来制止了红卫兵企图冲击宋庆龄住所的行为之后,宋庆龄家里来了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客人- 江青。毛泽东派江青来看望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
江青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军装,戴着一副秀琅架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显得仪态雍容。宋庆龄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权倾一时的第一夫人。
17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那是在她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回上海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江青给宋庆龄留下的印象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50年代,她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出席作陪。当时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表示十分赞赏。但是,今天的情况可就不同了,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初露峥嵘,即使在宋庆龄面前,也掩饰不住地显示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情。
“听说宋副主席近来身体不太好,”江青用关切的语气道,“主席很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你!”
接着,江青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所谓的“伟大意义”。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上去有些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特别是每句话后面一个字的尾音,拖得分外长,还不住地微微颤抖,让人感觉到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神经质。
宋庆龄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着。她意识到自己过去对江青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当江青自命不凡地一个劲吹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谈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宋庆龄的秘书事后回忆说:“江青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红卫兵与她关系重大,她简直不能想象有人会认为整个运动是错误的。而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当发现江青热衷于权力之争时,她便开始讨厌江青了。”
从此,宋庆龄有意识地避开了同江青的关系,彼此很少交往。对于“文化大革命”,她则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予以抵制甚至抗争。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她对江青极少称呼其名,在亲近的人当中,多以“泼妇”代之。有一次在给友人的信中,竟然使用了“那个无耻江青”这样的字眼。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请宋庆龄写文章并出面讲话。
这些年来,每逢孙中山的忌日或诞辰,宋庆龄总是愿意一个人呆在孙中山的像前,很少参加公开的纪念活动,用她的话说:“让我一个人静静默念孙先生,这样最好。”她的这种做法一度并不被人理解,甚至招致一些流言蜚语。但这次则不同,孙中山百年诞辰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而且当时社会上诋毁孙中山的说法和做法充斥各地,宋庆龄决心站出来,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反击。
提前几个月,宋庆龄就开始起草纪念孙中山的文章。10月底,她终于用英文写成了一篇思想丰富、情真意切的长文,并且给这篇文章标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之后,她让警卫秘书隋学芳把稿子送周恩来审阅。隋秘书临出门前,宋庆龄又嘱他给周恩来和邓颖超捎去一兜新鲜的螃蟹。
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
出版社将这两部书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一眼看到封面上的书名,她像疯了一样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然后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踩,一边呶呶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她身边的人员都知道,江青一直对上次在宋庆龄家里遭到的冷遇和批评耿耿于怀。
11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除毛泽东之外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莅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度混乱的日子里,能够如期举行这样规格的大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江青拒绝出席这次大会。
宋庆龄走上庄严的讲台,以少见的激昂发表了长篇演讲。
她一开始就把孙中山称颂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指出“毛主席对孙中山的贡献作了精确的估价”,“毛主席曾说,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中国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宋庆龄回顾了孙中山光辉战斗的一生,强调:“他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革命只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这样,孙中山到了晚年清楚地看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总是这样,一旦看清楚了真理就立即行动起来。他欢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新生的苏联的帮助。他全力进行改组他所领导的政党,目的是要唤起民众,采取革命行动。当国民党内有人拒绝跟他走的时候,他以坚强的原则性态度告诉他们:要么革命,要么就退出；如果他们不退出,他就退出。而且他公开声明,如果他退出,就去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那些真正使中国在世界上享有自由和平等的人在一起。他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并且增加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主席很早就指出: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
最后,宋庆龄深情地说道:“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宋庆龄充满凛然正气和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一再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就在这次大会开始前几分钟,还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与会者步入大厅,每人得到一枚孙中山纪念章。那时人人胸前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现在又发了一枚孙中山纪念章,无形中就有了一个两枚像章如何同时佩戴的棘手难题。随宋庆龄参加大会的秘书把两枚像章同时别在上衣左边,但毛主席像章别得高一点,孙中山像章别得低一点。宋庆龄盯着秘书,平静地说道:“像章位置别的不对。至少在今天,你这样做不对。”
不久,1967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了。宋庆龄像往常一样,准备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妈妈”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员好心地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吗?”言外之意,刘少奇已是身处逆境,半个多月前的纪念大会,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在大的公众场合露面。新华社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竟然把身为国家主席也是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的刘少奇排在第七位,这已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预兆。
宋庆龄当然已注意到乌云正向刘少奇压去,但她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和处世原则。多年来,她和刘少奇一家人私交很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宋庆龄的政治经验,使她看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彻底整垮刘少奇,这使她感到难以理解。就在前几天,她还对罗叔章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对此,爱泼斯坦评论道:“一个国家副主席居然要靠从街上拾到的传单来了解国家主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奇怪的时代的又一个特征。”
此刻,面对工作人员并无恶意的提醒,宋庆龄很不以为然。她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送。”
没过几天,江青蹿到清华大学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此后,刘少奇、王光美开始直接受到批斗。4月,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8月,刘少奇在中南海内受到残酷批斗,右腿被打伤,腰也伸不直了；9月,刘少奇的子女们包括曾是早期红卫兵的平平,都被赶出中南海,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宋庆龄爱莫能助,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
刘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孤立无援之中,他们想到了敬爱的“宋妈妈”,立刻给宋庆龄写信请她帮助寻找父母。
宋庆龄立刻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毛泽东。她又亲自给刘少奇的孩子们写了回信,勉励他们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几份新出版的《中国建设》去看望他们。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秘密用飞机押送到河南省开封,单独监禁在一座与外界隔绝的院子里。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又因为得了肺炎病倒了。四个星期之后,11月12日,这位共和国元首在阴冷的早晨6时45分去世了。临终的时候,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边。1972年,也就是刘少奇被折磨至死的两年之后,孩子们才终于获准到监狱探望他们的母亲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孩子们悄悄地告诉母亲:“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果,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王光美热泪纵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对于她和子女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在对待路易·艾黎的问题上,宋庆龄同样表现出了令人折服的善良、正直和勇气。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来到中国。1932年,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告诉他,宋庆龄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中国女性,她就如一棵参天的大树,巍然屹立在白色的中国。从此,路易·艾黎同宋庆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使宋庆龄难忘的是,在当年上海沦陷、河山破碎的危急关头,是路易·艾黎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自己离开上海的。现在,当宋庆龄听到一些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被打成“特务”、“间谍”,被批斗,被送进“牛棚”时,她首先想到了路易·艾黎。“此刻的路易不知怎样了?他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是位多么忠于中国革命的好同志啊!不!我绝不能让他被误解。不管怎样我都要讲话,我要对中国革命负责,我要对国际主义负责。”于是,她不顾自己已是处境困难,义无反顾地向路易·艾黎伸出了援助之手,亲笔为他写下一封证明信。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
1968年8月31日
宋庆龄写好这份证明信后,叫秘书杜述周、张珏两人亲自送给路易·艾黎。这份写得实事求是,非常有针对性、权威性的说明,解脱了路易·艾黎的危境,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数几个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