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中国古陶瓷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一位是西方痴迷中国古陶瓷收藏的扛鼎人物，两人活跃在同一个时代，即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孙瀛洲以丰富的古陶瓷收藏和对古陶瓷的精深研究，深得新中国领导人的赏识，破格入驻北京故宫博物馆，负责古陶瓷的鉴别与策展，成为公认的古陶瓷界的泰斗式人物；大维德是西方人，却终生痴迷中国古陶瓷，早年赴中国专研古陶瓷，收集古陶瓷，倾毕生心血，不惜千金求购重器，最终以丰富的古陶瓷收藏声振寰宇。
大维德捐赠的古陶瓷常年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内，向世人开放，每天都在向各国友人介绍中国古代的文明精品，诉说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深与博大；而由孙瀛洲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千余件历代古陶瓷精品，也同样不时地在向各国友人介绍和展示着历代官窑佳器所达到的艺术顶峰，赞叹着中国古代精湛的制瓷技艺和曾经攀登到的艺术高度。一中一西，两位巨匠共同扛起了宣扬中国古陶瓷的辉煌大旗。两位独到的古陶瓷鉴赏眼力，都是在长期的购买实践中练成的，敢于买，敢于花钱才有压力，眼力就是在不断的压力中逐渐提高的。孙瀛洲曾经说过：“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不肯花钱又没收藏的人会是该行的专家。”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道理。
说来也巧，两位巨匠虽生长于不同的国度，却共同痴迷同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陶瓷。而且两人竟然有交往，有切磋，对各自的藏品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列证据，指不足···彼此探讨，共同追索，在探讨追索中求得共同的认知，最后彼此达到更上一层楼的艺术造诣。
比如，孙瀛洲仔细审视了大维德的汝窑藏品，对其中两件镌刻有乾隆御题诗的汝窑洗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此御题诗并非刻于乾隆年间，而是民国时期，他从刻工的刀法上和字体的间架上找到了与乾隆时期出自造办处高手的镌刻技艺的差距。虽然，孙瀛洲对此两件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没有因此否定大维德爵士的其它藏品，相反他认为，大维德爵士的其它藏品很多都是国内收藏界难得一见的精品。他严格遵循学术上以事实说话的规则。
同样，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大维德在1930年代曾策展过一次“亚洲艺术展”，藏品来自于中国故宫博物院，但他并不迷信展品的“传承有序”，对其中一件“宋汝窑无纹水仙盆”提出疑义，他认为是“雍正时期的仿品，到不了宋代”，虽然最后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错误的，因他无缘阅读过明曹昭的《格古要论》，曹在文中说：“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一个外国人，没有阅读过中国明朝的卷籍，情有可原，可他能对中国古陶瓷研究如此之精，收藏如此之丰，实属不易，偶有失眼，一点没有掩其夺人的光彩，反而由于他敢于对权威机构的展品提出质疑，而更显出其人格的高大。现赫然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内的那对元青花双耳瓶（已被学术界命名为“大维德瓶”）曾被我们国内收藏界不看好和不认可，而这件元青花重器，正是大维德的慧眼发掘出来，重现光辉的。
两位巨匠出身于不同的国度，生长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殊途同归，共同喜爱痴迷于中国古陶瓷，而且都研究的那么深和透，收藏的古陶瓷数量那么丰富，实在令人敬佩！细细想来，他们有个共同点：即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品的内在的质，言必有据，从不信口开河，更不会轻易以偏概全。一提到对方，彼此都会升起由衷的敬意。人品是决定成为大家的先决条件。他们彼此能达到这个高度，是和他们崇高的人品分不开的。他俩最令人敬仰的，不仅仅是彼此的藏品，更是他们富有魅力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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