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我国流传了两千年，已经成为了我们在的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传统风习的潜意识。
影响着我们古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其中治制体系尤受其影响，在法律制度中充满了伦理道德哲学，这种伦理道德哲学与具体法律条例相互交融，就成了我们中国特有的伦理式法律体系。
整个体系甚至把中国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铐上了宗法人伦的等级枷锁，丧失了平等。
整个社会，论尊卑、讲辈分、论大小、分亲疏，从小孩就被教导做事不要“没大没小”的。
平等意识完完全全被埋没在宗法人伦之中，成为了一种不可能。
具体到详细的法律条款也是一样。
由于我国古代是个皇权极度发达的国家，儒家为了换得统治者的支持，在对法律的阐述方面，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行了区别对待。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成为了。”统治者与儒家政治交换的条件，成为了历朝历代一般性的法律立法准则。
完全践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基准点，粉碎着国人平等的意识。
在具体的执行方面，中国古代的法律往往又体现了更多的是“人治”，断案判刑主观性浓厚，既所谓的“原心定罪”原则。
可以根据我们审判者的主观判断，行为人的动机是否善恶进行裁决，而忽视法律本身是客观事实的理性判决，衍生种种错判与审判者自身的腐化。
时至今日，这种影响在我国法治建设中，还是潜移默化的潜伏着，几年前老太太讹诈路人，法官在证据不是明了充足的情况下，出于主观伦理观的判断，就错判了路人为责任人，就是极为典型的“原心定罪”原则判案。
也因由于孔子，“德治社会”的乌托邦之梦的影响，儒家一直主张着非常空想的“德主刑辅”的法制理念，把法律放到辅助道德的次要位置，力图通过德治教育，消除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争端与诉讼。
但是，这并没有把中国社会带向，那美满的乌托之梦，反而畸形产出了，中国人特有的人情社会，让国人遇事想的不是怎么解决，而是找关系，比关系。
虽然德治为先的法制理念，在理论上可以做到根除争端与诉讼，让人们自发的在民间就形成善良的风俗。
但是，由于德治社会中，权利往往都是仅凭个人的心性既所谓的伦理来约束，这样一来，对统治者、执行者的素质要求就极高，不光执行力要强还要品德高尚。
否则二者稍有瑕疵，德治社会就会慢慢腐化，加之原有的法律的约束的局限性，古代中国的政权的腐化往往都是彻底的、迅速的，一烂都是一窝。
明末的东林党人就极其典型，在被打压的时候，是社会的栋梁、脊梁，一经掌权就迅速腐化，成为明末最大毒瘤、对于明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情味道太重的法律制度，太靠人了，但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不是贤人，还是法治实际一点。
袁载誉 2015/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