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考古之父”在中国境内盗墓劣迹再述
本文作者 倪方六
从清末到民国三十四（1945年）宣布投降，日本人在中国境内的盗掘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日本人势力范围内、日占区的古墓古迹，几乎全让日本人光顾了。
至于日本人到底在华盗掘了多少座古墓，至今无确数。仅被“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盗掘的，就有不少。在当年，中国几成日本人的考古实习基地，中国的古墓古遗址成了日本人的菜园子，想挖就挖。
日本人在集安境内的盗掘活动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日本人在集安高句丽盗掘了很多高句丽古墓，如五盔坟12号墓，被日本人盗掘后，编为“马槽冢”。日本人为什么将之称为马槽冢？就是因为墓中壁画上有厩舍画。
据相关考古报告，此墓早在1937年6月，被日本人黑田源次所盗掘。黑田源次盗掘经过，仅见于零星报道，材料迄今未见公布。墓中壁画因为保护不善，已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2年春，吉林省博物馆集安考古队在洞沟地区进行普查时，对五盔坟12号墓进行了清理、实测，并会同集安县文物管理所加以维修。第12号墓的封土为黄色黏土，现高4米6，周长90多米。从外表看，原来当呈截小方锥形。
清理时发现，封土下面而列一圈石块，共有9块，都1米见方，墓门向西南。地宫分南北二室，各有墓门甬道。
图：五盔坟12号墓壁画临摹
图：五盔坟12号墓壁画临摹
高句丽五盔坟与5号墓，被日本人编为“四叶冢”一样。上文说过，为什么日本人编出这号？也是因为他们从墓中挖出了“金铜四叶”。
其中，上文章中提到的“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在集安盗墓并非初犯，早在清末民初时，滨田耕作便盯上了中国境内丰富的文物，曾带队对中国境内的古墓、古遗址进行过盗掘——
1909年（宣统元年，日明治四十二年）11月，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发表《敦煌石室发现物》；月底，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随后受京都帝国大学派遣，滨田耕作与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冈谦藏等五人一起，赴中国北京参观由甘肃调往北京的敦煌遗书，回国后举行报告会，鼓吹中国发现珍贵无比的经卷与古文书的重要信息。
图：日本人从敦煌盗得大量中国文物，图为运送车队
1910年（宣统二年，日明治四十三年）至1912年（民国元年，日大正元年），滨田耕作在旅顺刁家屯等地，对当地汉墓进行盗挖。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以往中国棺椁多是木质，石棺、陶棺都也不时有发现，但“砖棺”却很少见，滨田耕作在刁家屯便发现了砖椁墓，并推定是汉墓。
图：旅顺汉墓中出土文物
1925年（民国十四年，日大正十四年）9月，发起组织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人，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中国学者，希望中日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次年，此学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滨田耕作的目的，笔者认为，就是借联合之名，让盗掘行为变成合法的考古活动。
图：大连甘井子汉墓考古
1927年（民国十六年，日昭和二年）4月，滨田耕作带着“东亚考古学会”来到旅大地区（今大连），中日共同发掘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觉得不对劲，中国学者后来陆续退出。中国学者的退出，并没有影响日本人的“考古”情绪，他们继续挖。“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都被日本人挖了。
图：貔子窝老照片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日昭和十年），在盗掘高句丽墓葬的同时，滨田耕作带领“考古队”以东亚考古学会的名义，盗掘了赤峰红山后古文化遗址，盗掘时间长达21天。“考古队”在红山后对属于红山文化的两处遗址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棺墓”进行了发掘，发现了红山文化时期房址上的灶坑等遗迹，收获了大批陶器、石器、骨器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青铜器。
图：盗掘的同时，日本人干脆明抢中国文物
上述仅是笔者在写作《民国盗墓史》时，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之《中国考古学年表》中所记整理出来的，滨田耕作在中国境内的常规性日常性“考古”活动未被载入，实际上会更多些。这位“日本考古学之父”把中国的古墓古遗址当成了日本人自己的菜园子，想挖就挖。伴随其显赫名声的，是中国古墓、古城址的大量被挖毁和珍贵文物大量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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