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议之后，干部进行了调整，邓小平由《红星》报主编调任中央秘书长，接替邓颖超的工作。他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和文件，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从此，邓小平经常参加中央重要会议，并兼管中央军委纵队警卫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1935年1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旧址）
但是过去由于党史资料发掘不够，再加上政治运动的原因，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曾一度成为引人关注的有争议的问题。
遵义会议纪念馆在1955年开放时，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里，介绍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没有邓小平。1958年11月18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里，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的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进一步查清究竟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曾再次致函中央办公厅请示帮助查找有关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于1959年5月28日回复：“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是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注：林彪）、聂（注：聂荣臻）、彭（注：彭德怀）杨（注：杨尚昆）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这材料只能供参考之用”。这里说的材料，即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根据邓小平的现场追忆，196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经请示贵州省委有关领导，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出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按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序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遵义的造反派联络大串联来到遵义的外地学生，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帜，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抄出1959年中央档案馆给遵义纪念馆的复信，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在当时“清算”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有“罪行”中，这一条无疑是他的重大“罪状”之一。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摘掉。
对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以后，才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任职弄清楚——中央秘书长。关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有如下这些佐证：
一是邓小平过去填写的履历表中，关于此期间的职务，一直填的是中央秘书长。邓颖超说过，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
（邓小平和邓颖超）
二是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我国主要领导人的传略条目时，曾就此问题请示过邓小平本人，邓小平说他1934年底开始任党中央秘书长。
此外，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答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任职的提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198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刘英。刘英说，遵义会议后不久，邓小平被派往作战部队，中央秘书长的工作由我接替。
综上所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任职已经相当清楚了。
至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什么没提到参加者中有邓小平，我们应当加以分析。应该看到，陈云的这个提纲只是为传达会议的主要内容而写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关于参加会议的人员，提纲里除没有提到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外，也没有提到当时也参加这次会议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对于造反派批判邓小平“篡改历史，挤进遵义会议”这一点，邓小平始终没有承认。70年代，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邓小平，闲谈中提到这件事，邓小平还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1976年10月，中国终于结束了延续十年的动乱，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恢复本来面目。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有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又重新出现邓小平的名字。
关于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与历史作用，建国后邓小平曾多次谈到。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解决了如何革命的问题。1965年邓小平在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1987年10月13日，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邓小平说：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走上胜利道路的标志。
在1989年5月31日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
在1989年6月16日，同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谈话时，邓小平又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应该说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当中的转机。他由遵义会议前的被排挤、被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转换到重要工作岗位上来，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本文选摘自《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 宫力、周敬青、张署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本书记述了邓小平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在历史转折点上，邓小平高屋建瓴，总能在复杂的形势下，做出正确的抉择。挺近大西南，和平解放西藏；拨乱反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面临“左”的压力时，南方讲话，又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此书原原本本地还原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如何思考和决策的。这是研究领袖决策艺术的最新专著。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jzh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