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佩孚的死因，坊间有多种版本。汪崇屏先生追随吴佩孚多年，当时吴从生疾到病逝，他全程在现场，通过他的口述，方可还原这一历史性谜团，吴佩孚究竟死于何人之手？……
初患牙疾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有一天吃饭，他跟我们说：“牙齿出了毛病，镶的金叶子有点刮舌头。”
我们大家说：“那换一个好了。”当天晚上，将镶牙师找来，因为这位镶牙师就是当初为吴镶牙的。
（吴佩孚上《时代》杂志封面）
吴也许因为太老了，牙齿上有空洞，他并没有填补。一天在吃饺子，馅里有碎骨头，正钳在牙齿的空洞里。他是军人，在大家面前，虽然痛得厉害，还是强忍着，我看着他的眼泪都流了下来，但还是把饺子咽了下去。饭后就找了一个日本人叫做伊藤的来给他治疗。伊藤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我们大家都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他不是牙医，只是个镶牙的。他给吴将牙拔掉，但没有消毒，因而进入病菌。十二月三日拔的牙，晚上牙床就都肿了起来。又因为出去没有戴帽子，寒冬腊月，天气正冷，所以就受了严重的感冒。那时赵××是他私人的中医，开了个方子，吃了两付药，已经快好了。结果吴的家人又将曹锟的医生曹××请来，这位医生是有名的庸医，绰号“曹要命”，他草草开了方子，吴在十点钟吃药，刚过十二点病况就恶化了。吴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服下曹某的药后，吴浑身发冷，可巧那天屋里的暖气又坏了，盖什么被子都不行。到了两点多钟，人已差不多完了，将他的儿子（吴无子，以侄子继承宗祧）找来，准备后事。五点钟后，又逐渐好起来。
（吴佩孚手迹，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第二天他见到我们说：“呵！昨天夜间险些死了。”
当时我们一群人都反对再请曹医生来治病，但张夫人非常相信他，因为他是曹锟的私人医生，总不会太差。曹医生又欺骗张夫人说：“再吃一付药就好了。”结果又吃了一付药，这次的反应，不是发冷，而是发烧，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丝毫没有用处。
吴在牙痛初发时还有一段插曲：曹锟有一子一女，为姨太太所生。这位姨太大手里存了一点钱，她临死时将子女两人托吴照顾。其子名叫得岳，这孩子因为手里有钱，从小没有人管教，长大后，出入烟花柳巷，狂嫖滥赌。钱花光后，闹着要跟其姐姐分家，并且马上就要分。吴虽然很不舒服，还是下楼看着他们姐弟俩分东西。当时有一根翡翠棒，甚为名贵，吴说：“这个不能分开了吧！”
得岳将翡翠棒接到手，说：“这还不简单！”砰的一声，就将翡翠棒折成两段。
吴大怒，但对得岳又毫无办法，心里甚为难过，一句话都没有说，自己回到楼上。这桩不愉快的事，对吴的病势也有相当的影响。
吴之逝世
吴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逝世，逝世前两天，病已严重，即使日本医生不开刀，他也绝无痊愈的希望了。
病重乱投医，等吴的家属知道“曹要命”不行时，又请了一位中医外科，但也毫无办法。后来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为吴检查，发现吴的白血球太少，非常危险，需要输血，并移至德国医院施行手术，但只是打针用药，并没有依照他的诊断治疗，大家都手忙脚乱了。时间已是十二月三日的深夜。吴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所以先将孙丹林找来，向孙交代了一些后事，最后说到一封信时，就不能讲话了，要拿笔写字，字也写不成了。我们到后，各处找那封信，结果也没有找到。本来在北京一切事情都由我经手，但此信我丝毫也不知道。我怀疑此信为日本人要吴出山的最后通牒，如他再不屈服，就对他怎样不利。他也许找秘书陈廷杰拟了一个复稿，一并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病重时就说不出来了。十二月四日早晨他还吃了一大碗粥，德国西医要求入院开刀，吴坚决不肯去。楼上众说纷纭，没有定见，把装殓的衣服找出，准备后事。这时齐燮元、符定一与川本带了一位日本医生（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来，吴又坚决不让日本医生看病，齐燮元当时又急又气，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要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
（吴佩孚葬礼）
齐就偕同川本、石田等上楼，为吴强施手术。
我当时对齐说：“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
齐问日本医生：“怎样？”
日本医生点点头，表示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哭着走下楼来，顿时大家一片哭声。一些年轻人，在楼下闹着，嚷着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动也不敢动。
我当时对他们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也是为吴先生好。”
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可说非常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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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作者: 刘凤翰 / 王聿均 九州出版社出版
《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及吴佩孚一生成败》内容简介：汪崇屏（原名翰）先生，河北省易县人，在清末民初，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最完整的新式学校教育。民国二年，人北京大学，在校期间，为北大学生会干事部主席，领导北京学生运动，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及此后一连串的学生爱国运动，先生皆参与其事，改变风气，影响政治，贡献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