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闯进中国，赶上中国一个王朝的末世，原本就是悲剧，又赶上一场农民大暴动，更是悲剧。但这个悲剧，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和中国人的。这个古老的国度，哪怕进步那么一丁点，也要付出那样大的代价。
（图）太平军，1850太平天国领导下的农民军队
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了。这场持续了14年之久的内战，波及大半个中国。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为之糜烂。战争过后，不仅安徽、湖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江浙也是一样。直到我小时候，家乡浙北老人们谈起长毛，依旧谈虎色变。长毛杀人如麻，是他们唯一的记忆。
有人认为，这14年中国至少损失了1亿人口，也有的估计要少些。但总的说来，损失数千万人口肯定是有的。战争，并不仅仅限于太平军和清军之间，因太平天国造反引发的动荡，波及全国。当年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乃至于珠江三角洲，遍地烽火，大大小小的叛乱不计其数。仅山东一地，称王称帝的叛乱，已经把戏班子里的王帽子戏装给抢完了。太平年间是搭棚子唱戏，那时则是搭棚子称帝。容闳回国，到了广州，看见刑场上血流成河。
对付洋人不中用的叶名琛，对于洪兵起义，可是地道的屠夫。这1亿人口的损失，当然不都是叛乱者的作品。前来剿灭他们的清军，包括后来号称纪律尚可的湘淮军，也都有份儿。你杀来，我杀去，杀的最多的，其实都是良民百姓。更为不堪的，其实是由于战争带来的灾难、瘟疫和生活、生产条件的破坏，饿死、冻死、病死的人，应该不比被杀死的人少。
即使对太平天国持无条件称赞态度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场所谓的农民革命，其实就是最后一场旧式的农民起义，跟时代相配的新东西，相当有限。跟以往无数次的农民造反一样，这场所谓的革命，除了死了这么多的人，毁坏了无数的财物，烧毁了无数房屋之外，没有给中国带来别的东西。唯一的例外，是太平军出于跟西方人天然的亲和感和农民的实用理性，率先使用了洋枪洋炮，给了湘淮军最直接的刺激，进而加速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只是，相对于这样一点“进步”的因素，中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其实，不付出这样的代价，只要西方人已经进来了，类似的变革早晚都会发生。
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战争，过程、结果都差不多，造反的和平叛的，双方都是中世纪的野蛮武人，所谓待百姓如子的王师，只是文人的想象。这些野蛮的武人，有了一个机会，发泄着社会积怨和人性的暴虐，能有什么好果子？造反者均贫富的口号，只是口号，从来落实不了。跟随农民领袖打天下的人，也不怎么需要这个口号落下来。所有人对首领多吃多占多女人，都没有什么怨言。况且，即使真的在造反过程中均了贫富，也挡不住雪崩式的破坏。这样的农民战争，推动不了社会的进步，唯一的作用，就是给多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清零，为社会发展格式化。众多老弱妇孺，在这个过程中，就填了沟壑。每一次都是这样，最是渴望造反的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在造反中损失最大。反正旧人死光了，还会有新人成长起来，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图）太平军所到之处烽火遍地
对于这样治乱交替的周期，古人看得很透，对于其发生的机理，也有人能想明白，却没有人能阻止它的发生。造反的结果，是大家受损，但大家却防止不了造反的发生。这种事情，发生与否，开关在官府，在朝廷。
中国这个官僚帝国，官的份额太大，民的份额太小。社会对官府和官府中人，反制能力太弱。所以，官员若要凭借官府的势力，靠压榨民众给自己捞钱，相当容易。这样的官僚帝国，制度筐子里的官僚机构，原来设置的时候，肯定是为了做事的。给谁做事？给皇帝。官员如果不称职，自有监察机构来监督，这个机构直属皇帝，可以随便说话，弹劾官员。但是，若要官员大部分都称职，首先必须皇帝比较精明，其次，还得十分敬业，每天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监管。
显然，没有多少皇帝能这样做，他们撑不下来。结果，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原来是设官分治，变成设官养人。官僚机构在办事方面，膨胀、臃肿、低效率，哪个朝代都免不了。制度的锈蚀，机构的老化，与之相伴而生的，就是官员的腐败，包括朝廷的腐败。这样的腐败，一方面是赋税增加，摊派增加，民不堪命，一方面则是应变能力差，难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社会问题。到了这种时候，即使不是官逼民反，也会因为天灾人祸，激起民变，而官府的推诿、扯皮、欺瞒，或者硬性压制，又会将小事变大，大事弄乱，最终燃起漫天大火。
具体到清朝，机构的膨胀不严重，官员的缺位增加也不多，但官衙里的胥吏却膨胀得无以复加。士大夫讥讽说，我朝与胥吏共天下。其实不是没有道理。胥吏的膨胀，也是官府变成养人机器的一个标志。只要与胥吏共天下了，那么，这个制度就快要腐朽了。这其中，每个社会都有心怀不满的书生，都有心有异志的教首，都会有第三社会的土匪、流氓和痞棍，这些人原本就是火种，没有柴火的时候，火种再多，就只能自艾自恋地自生自灭，但是有了柴火，而且很干，就会燃烧起来。原来不起眼的失意书生，不起眼的教主和令人讨厌的帮主、土匪、盐贩子，就会成大气候，变成大人物。
没有一个朝代，能把这些火种真的消灭干净。秦汉之制，政权下到乡下，把农民变成编户齐民，将所有视线里的游侠，扫荡一空。但是，真要是制度出了问题，官僚不管事的时候，照样民变蜂起。说到底，作为一个农耕社会，古代没有一个朝代有这个本事，建构一个极权式的社会，将整个社会管起来，一直管到老百姓的炕头上，因为古人没有今人这种动员能力。
所以，农民造反，大规模造反的出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即使有人明白，造反之后的政权，还不如造反之前的，造反还是会出现的。发起造反和参与造反的，其实就是赌徒，即使明明知道前面的人都赔了，他还是要试试，一来过瘾，二来觉得说不定自己就是那个幸运的赢家。
（图）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
太平天国还是幸运的，因为它的发生，正好赶上了中国被逼着走向了世界。外面的世界的闯入，让这个农民的王朝有了跟传统农民造反所建立的政权不一样的因素。天国的造反者，见识了洋人，也见识并欣赏了洋枪洋炮以及所有他们所能拿来的西方玩意儿。其中一个在香港待过的人，还提出了一套资本主义的方案，令敌方的有识之士也感到惊讶。天国的农民，无意中摸到了现代性的门槛，只是无力越过它。但就是这么一摸，也刺激了那些帮助清朝打长毛的士大夫，以此为契机，中国的第一轮现代化，就这样误打误撞起步了。
太平天国后期杰出领袖李秀成，在被俘之后，写了一个自述，也就是后世争议不休的《李秀成自述》，实际上就是他的供状。在现在看来，以这份自述来论说李秀成是否投降，原本就是一个无聊的话题。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份自述告诉我们，这个杰出的太平军将领，对洪仁玕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点都不感冒。他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共有十误（实则十一个）。前四个，都是战略选择的失误，第五第六是内讧，洪杨内讧和洪石（达开）内讧。剩下的，就是洪秀全任人唯亲，不问政事，封王太多，不用贤才，立政无章。后面的五条，都是一个古代昏君的标配。李秀成识字不多，如果让一个有文化的士大夫来总结，估计会比他说得更全面、更深刻。其中，洪秀全任用洪仁玕，也是洪秀全的失误之一。换句话说，李秀成一丁点儿没感觉到《资政新篇》的好来。
李秀成是一个让在华的西方人了解最多，他本人也跟西方亲和感最强的太平军将领。就是他的部队，最先摸到了军事现代化的门槛，最大限度地装备了洋枪洋炮。他也有能力，能把自己的主张落实下来，有本事统帅几十万大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摸到了现代化的门槛，也接触到了那么多西方人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迈过那个门槛。
西方人闯进中国，赶上中国一个王朝的末世，原本就是悲剧，又赶上一场农民大暴动，更是悲剧。但这个悲剧，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和中国人的。这个古老的国度，哪怕进步那么一丁点，也要付出那样大的代价。
▌摘自《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著），重庆出版社授权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