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在严格意义上，所谓“农民起义”并不存在。
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
国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大陆史学界也曾一度热衷于研究“农民起义”。如范文澜之《中国通史》认为：“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翦伯赞之《中国史纲要》则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中国史纲要》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国时期，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农民起义”的内容，在提及时多有贬义。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王仙芝、黄巢为“流寇”，称白莲教、拜上帝教为“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说陈胜、吴广“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台湾当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民变”来称呼“农民起义”。
从领导层来看，“农民起义领袖”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农民起义”，首要之务，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事实上，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他们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贵族后裔。这些人起事之初，亦无人怀抱“反抗地主阶级”之目的。
“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农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无疑问，“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起义”为样本，统计其主要领袖“职业”后发现，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在唐元鹏看来，只有杨幺是渔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算在农民行列中。
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
民变领袖起来“造反”，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
印象中，“农民起义”之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如879年，黄巢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点都不坚决。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周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濠州当时五帅并立，按照吴晗《朱元璋传》的说法，“军粮摊派，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后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
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
从目的看，农民非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胁“起义”
帝制时代之中国，乃农业社会。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但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许多民变中，农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复杂，甚至有被裹挟者，大多非为“反抗地主压迫”。
中国古代，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而在于民间和朝廷
在“农民起义”的历史叙述语境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极为尖锐，时时处在对立之中。但揆诸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学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样：
“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制度，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动乱，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地主因犯罪丢官、经营不善、战争破坏、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农民因科举得官、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为地主，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
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半自耕农手中，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话，或者是夸张，或者是特殊情况。佃农、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为地主耕种，但因农村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露出来。
在古代中国，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地主与农民，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一个王朝在中后期常常给老百姓以沉重赋役，此时地主、农民事实上处在同一地位。秦朝征发戍卒，为保证农业生产，都是先征住在闾右的豪强，等到豪强不足时，才征闾左的农民，所谓“秦戍役多，富者役尽”。在苛政之下，地主、农民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怀有反抗情绪。
故而，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不准确的。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末的大动乱，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来响应，出现了人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情况。
老百姓参加“起义军”不是因为土地，很多出于畏罪或迷信
即使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农民造反，农民也该是为争取土地参与其事吧?事实上也不都是。陈胜身为屯长，负责管理戍卒，带他们到驻地去。路上赶上大雨，无法在最后期限前抵达目的地。延误了期限，所有人都要处斩。戍卒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追随陈胜、吴广造反。
刘邦做亭长时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骊山，结果走到半路时，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刘邦知道，等到了骊山，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结果有十余名犯人愿意追随刘邦。
刘邦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斩白帝子”和头上“常有云气”两个传奇事件，沛县的人听说后都觉得刘邦将来能成大事，纷纷前来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刘邦的这些人并不是因没有土地耕种而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没有怀有反对地主阶级的目的。
从结果看，“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并未获得什么好处
所谓“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在想象中，“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即说，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如“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以唐末黄巢为例，他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在广州，仅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黄巢所杀的就有12万以上。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都。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国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说这还算是对所谓地主阶级的打击的话，那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如温江县“人类几灭”。
因为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大陆史学界流行将“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这些被冠以“农民起义”之名的民变事件，很多时候作用也是消极的。正如学者戎笙指出的那样，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在“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过时后，“农民起义”的作用通常被解释为：迫使新统治者承认农民在动乱中获得的土地，并颁行轻徭薄赋的举措。事实上，在经过“起义”带来的大动乱后，国家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只能采取上述政策。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让步，不如说是新王朝建立者要巩固统治。
结语
虽然不排除历史上某些民变事件，其起因系农民自发起来反抗暴政;但此类小型民变，一旦升级为中型民变、乃至我们所熟知的著名大规模“农民战争”，则确无一例，可算名副其实之“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