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序幕。提起九一八，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东北军放弃抵抗拱手让出东北大好河山，其实在九一八之后，张学良还是有机会可以翻盘，重新夺回对东北的控制权。
日本一直觊觎东北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取得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也就是所谓的南满铁路)及附属设施。随后，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负责南满铁路的经营和管理。不久，日本又将辽东半岛改名关东州，在旅顺设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1919年日本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成立关东军司令部，下辖1个师团、6个独立守备大队、旅顺重炮大队和宪兵队等部队，主要就是保护日本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权益以及南满铁路的设备。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关东军
1927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并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侵略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
东北军阀张作霖早年曾与日本有过合作关系，但他在借助日本势力的支持下统一东北后，反而开始反对日本在东北的渗透，因此日本关东军于1928年6月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关东军
日本希望造成东北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染指东北。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不但很快控制住了局面，并在1928年12月29日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用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随后，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特别是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并以低廉的价格与南满铁路竞争，使南满铁路陷入经营危机。这些引起日本关东军的强烈不满，甚至开始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来确保在东北的特权。
1929年，美国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迅速波及全世界，日本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到1931年，日本经济已经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并引起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便策划冲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既可以转移国内矛盾，又可以得到资源和市场的战争红利，中国东北自然就是最理想的目标。
张学良本来可以翻盘，然而……
1931年9月18日深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奉天(今沈阳)北面约7500米处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引爆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
张学良
坐镇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因此北大营的8000名守军竟被只有300人的日军击溃。同时，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第29联队进攻奉天，至9月19目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
当时东北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共约20万人。但大都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在东北腹地以及与朝鲜接壤的地区只有约2.3万人。而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正规部队有1.5万余人，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非正规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基本都部署在南满铁路沿线。对比双方的兵力和部署可知，中国方面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就处在很不利的状态。
由于张学良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最终赢得这场战争，因此被委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高位，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不但是东北，就连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军政大权都是张学良一手掌管，所以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身在北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并不在东北。
但是即便在9月20日，沈阳及四平、营口等城镇相继沦陷后，张学良依然还有翻盘的机会。他迅速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从北平迁到锦州，直接指挥在锦州和辽河一线的约20万东北军主力。此时，黑龙江省的正规军1.5万和非正规部队1.8万，正在马占山的领导下坚持抗击日军；吉林省的正规军也有约3.5万人在李杜、丁超等人的领导下抵抗日军的侵略。就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同时和日本人、张学良联络，观察形势发展，以便决定自己的最终选择。因此虽然日本关东军1931年底占领了一些城镇，但远远谈不上完全控制东北。
张学良
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日本陆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参谋本部就不同意在东北大举出手，所以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返回原来驻地。日本政界更是不少人把关东军这种擅自行动的“下克上”行为认为是“叛逆”。就是在关东军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只希望占领根据有关条约即将于1932年租借到期的旅顺和大连地区，也就是“关东州”，而不是吞并整个东北。
关东军当时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锦州的20万东北军不可能再会像沈阳北大营那样打不还手了，而且关东军的行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和命令。一旦开打，只要有一星半点的失败，就会立刻激化内部矛盾，那就真的难以收拾了。所以关东军从当年10月到1932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对锦州也只派飞机轰炸，没有真正派部队展开进攻。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关东军当时所面对的局面也是相当棘手。
要是这时，张学良能率东北军主力组织反击，再加上马占山、李杜等部在侧后的呼应，取得一两场战斗的胜利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些胜利完全可能导致关东军面对无法收拾残局的情况，从而实现大翻盘的可能。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张学良居然会在1932年1月2日完全放弃锦州，率部撤回关内！1月3日，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本国内军内所有的反对声也随之一风吹散，因为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放弃锦州是个大昏招
历来人们关注的都是九一八事变中沈阳的不抵抗，但从史料来看，蒋介石是否曾经下过不抵抗的命令还有争议，相关证据只是孤证，算不上确凿。要知道当时张学良对东北军是有绝对控制权的，退一步说就算是有南京的不抵抗命令，他要下令抵抗，东北军肯定是服从指挥。所以张学良难辞其咎。
但不可否认，张学良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贯对日政策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在此前的济南事变、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等中日纠纷中，南京国民政府都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不惜以满足日本的要求来换取事件的平息。从蒋介石到张学良对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都缺乏足够清醒准确的判断，依然还是延续既定方针，这无疑对于张学良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是有很大影响的，即使蒋介石没有明令，他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说九一八还是突发事件，判断和应对出现失误还有点原由，但是丢失锦州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侵占中国野心的大暴露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差不多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当时的东北军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在中国的各路地方军队中都是一流水准，但没有什么反攻沈阳的主动行动。
此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
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战备物资和指挥机关一应俱全。锦州以北是狭长的锦西走廊，两侧都是山地，日军来攻，大部队难以展开。锦州以南则是山海关，可以作为防守锦州的坚固后盾。但南京政府却想以锦州中立换国联支持。
既然准备这样解决，锦州自然不容有失。时任外交部代理部长、与张学良私人关系密切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于11月23日致电张学良：“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29日，顾维钧和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吾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12月8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遭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言辞之严厉，前所未有，但从文字来看，外交考虑仍在里面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蒋介石仍旧以“外交”为第一出发点，考虑战略问题。
为了增强张学良固守锦州的信心，蒋介石和宋子文还提议可以派空军和中央嫡系部队、税警部队等前来增援，并都归张学良统一指挥，甚至还提出可以给予东北军军费援助。
但是，国民政府的前后反复，不可能对张学良的判断毫无影响。即使派遣援兵，也非朝夕可至。至于军费，从军阀混战期间蒋的表现来看，完全可能是口头支票。因此，一切的有利条件都没能坚定张学良的信心，最后他还是选择弃城而退，甚至连象征性地打一下都没有。
后来张学良曾经谈及放弃锦州的原因，一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二是怕自己的部队在作战中的损失得不到补充——之前的中东路冲突不就是这样吗？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这可是最重要的了。
随着张学良在锦州的不战而退，东北局势也就雨打风吹花落去，再也无法挽回了。日军随即转兵向北，马占山的部队既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实际上军事策应的可能，终于被日军击溃。东北各地其他自发的抗日武装也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士气迅速瓦解，更不提有效指挥和协调，很快也被日军各个击破。东北三省128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5倍，3000多万人民都落入了日军手中。
同时，恐日动摇的情绪也在东北军内部弥漫，以至于在此后的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中，东北军各部毫无斗志，争先逃跑。在锦州不战而撤给予东北军自身巨大的心理打击，最直接的恶果就等于是自废武功。
日本方面，关东军“下克上”吞并整个东北的行为取得了完全胜利，这进一步激发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坚持侵略路线的疯狂野心。日本人的性格，在干一件事情最初的阶段是典型的“高高抬起，轻轻落下”，小心翼翼，试探性质很强，可一旦得手，就立刻进入癫狂的兴奋状态，开始不顾一切地冒进蛮干。之前的甲午战争、之后的偷袭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轻松得手，日本军国主义对侵略中国也进入疯狂状态，并在六年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最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也将自己拖入了对华作战的大泥潭。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图为会议现场
日本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暴露
东北的沦陷，土地、人民和资源的损失，就暂且不说了，在军事上最直接的就是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也落入日军之手，有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全部成为日军战利品。此后，沈阳兵工厂更是成为日军最重要的军火基地，八年抗战中日军侵华部队70%的武器弹药都是由沈阳兵工厂生产的！1944年遭到美军大规模空袭前，沈阳兵工厂每月可生产步枪6000支、轻机枪80挺、重机枪50挺、75毫米野炮约20门、75毫米步兵炮约8门、75毫米高射炮约8门、37毫米平射炮约40门、81毫米迫击炮约20门……这些每月生产的步兵武器及其弹药就可以装备日军2个步兵旅团(相当于中国军队的1个师)和1个炮兵联队。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4年，仅步枪一项就生产了约90万支，相当于日军90个师团的装备数量！
这场事变进一步暴露了日本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向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在迅速提高，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也终于意识到和日本的战争将无法避免，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民意也是相当强烈，如果再继续对日妥协，很可能会引起民众甚至军队的反对，因此在“围剿”共产党之余，开始加紧备战，强化落实修建国防工事和公路铁路、采购武器装备、整训部队等等措施。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团结日益增强。但遗憾的是，要直到1936年，被逼着打内战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才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丢失东北的少帅也算是将功补过，而蒋介石重视“国际援助”的思维惯性却还将继续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