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着至尊皇权的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的后面，有一个神秘的匣盒，匣中所记录的名字就是下一任皇帝的尊号。这个密匣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影响着清朝皇位的传承？
一个王朝的延续体现为皇位的传承，而权力转移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勾心斗角，刀光剑影。并非人性太过贪婪，而是封建社会的“人治”创造出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奇点，将其囊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汉文化深受儒学影响，对“身份等级”的理念情有独钟，对“长幼尊卑”划分得十分清楚。因此，皇位更替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作用，这样，皇位传承时斗争的激烈程度略有缓解。到了清代，从太祖努尔哈赤道康熙，一百多余年间，攻城略地，平藩戮乱，设署建制，励农经商，无论军机政务多么繁忙，越演越烈的皇权斗争却始终如影随形，无论是皇太极、还是顺治，登位之出都引起了不小的混乱，而秘密立储制度的创设就是为了解决皇权斗争。
说起秘密立储制度，似乎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提起正大光明匾后的密匣，似乎更为闻名。秘密立储制度由雍正皇帝首创，并为后世沿用。雍正在继位以前，就亲身经历了夺权斗争的洗礼，对诸位皇子之间险恶的政治斗争深有感触。继位以后，雍正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创设了此制度。《雍正起居注》中记载了雍正于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在乾清宫西暖阁向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务大臣、九卿颁布的谕旨：“我圣祖皇帝……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圣祖之精神力量，默运于事先，贯注于事后，神圣睿哲高乎千古帝王之上，自主能持，若朕则岂能及此也……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即将大事托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藏数十年亦未可定，尔诸王大臣等当各竭忠悃辅弼朕躬……（诸臣表示无异议后）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收藏于正大光明匾额后……”
这份圣谕表示了，从此不再公开册立皇太子，而是将皇太子的秘密谕旨一式两份，一份由王大臣见证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份放在皇帝身边。等到皇帝驾崩以后，由御前大臣共同取下密匣，和皇帝秘藏在身边的一份对照验看，经核实后当众宣布皇位的继承人，承继大统。
其实，秘密立储的形式以前就曾出现过，根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波斯传》记载：“其王初嗣位，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者为主焉。”可见，在清代以前，就曾有人采取过这种方式选择储君。
由于秘密立储不会过早地宣布皇位继承人，也不是遵循“立嫡立长”的继承制度，所以，只有是有心帝位的皇子，从理论上说都有机会。于是，皇子们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力求博得父皇的欢心。同时，在没有确立明确的竞争目标的情况下，不会形成庞大政治集团的结党行为。秘密立储的方法虽然不能彻底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开皇储后的众皇子展开的血腥斗争，以及储权对皇权的威胁，削弱了帝位之争的激烈程度，使得皇权平稳过渡，也是以后的皇权斗争少了暴戾和残酷，多了一些幽默和算计，总体来讲温和了许多。
自雍正确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均按照这一制度继承皇位。但是，到了咸丰末期，由于咸丰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使得秘密立储没有实际的意义了。而同治、光绪两帝没有子嗣，宣统还没来得及亲政，清王朝就彻底覆亡了，使得秘密立储制度自然废止。
北京城墙为什么会缺一个角？揭秘城墙缺角之谜
北京古城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代至民国，经历了七个世纪之久.
细心的人会发现，北京古城墙没有西北角，即二环路没有西北角，西直门和东直门路线有所不同，西直门路段就像方形桌子被砍去了一角。据史书记载，巍巍北京古城墙在元代时是方方正正的，此所谓城方如印。到了明代，内城、外城和皇城均有缺角现象。内城没有西北角，破坏了北京城整体的对称性，从整体布局上看，似有缺憾之处。
有一个是关于北京城墙缺角有几种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明朝燕王朱棣厌弃北京城不敷气度，录用刘伯温和姚广孝描绘北京城图样。不知为何，在描绘时，眼前老是呈现八臂哪吒的幻景。在 各自的描绘阁上都照着画下了这一传说中的英豪的形象。姚广孝正画着，快要完工时，一阵风刮来，把哪吒的衣襟吹起了一块，他就随手把这画了下来。刘伯温和姚 广孝二人的段计图上呈后，朱棣觉得都很好，很难取舍。最终决议东城按刘伯温的描绘兴修,西城按姚广孝的描绘兴修。姚广孝所画的被风吹起的衣襟，刚好就是城 两北角从德胜门到西直门处。就因为这儿，北京城墙缺了一个角。当然，这仅仅一个传说，北京的城墙如今大多数都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宽广的大街，但是，人 们如今经过卫星遥感枝术，切当无疑地知道到，北京城墙确实缺了一个角：东北、东南、两南三角都是规整的直角，唯西北角成抹角状。
第二种说法是:北京城在明朝前面是元朝的国都，其时叫大都。大都的西北角和其他各角相同，都是直角。明代重修的北京城往南移了五六千 米。这样一来，北城墙两半段就穿过积水潭最窄处，然后折叫西南，把枳水潭的西部栏在了郊外，城墙因此也变成了斜角。在明代时，积水潭比如今大，水也比如今 深，为了使城墙巩固和便于兴违，城墙按照地形建成了抹角。
第三种说法是: 如今有人依据卫星相片材料提出。认为，在城墙西北角的外侧，有一条车公庄逐个德胜门断裂带。开始，北京城墙的两北角也呈直角，但由丁地基不牢，城墙不敷巩固，建成后屡次坍毁。所以，大家不得不把城墙建成如今这种姿态。
从长安到西安：镌刻在城墙上的历史
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世界性格的都城，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明的对照。
西安古城安定门城楼箭楼是古城墙四座门中保存最完好的（摄于上世纪80年代）
隋唐盛世与世界第一城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维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唐太宗李世民一首《帝京篇》，以其君临天下的豪迈雄壮气魄，写意挥洒的笔触，描摹了唐代都城长安的盛景与气派。
唐都长安的前身，是隋代初期宇文恺主持兴建的大兴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说：“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意即参照周易象数理论，比照乾符六爻，进行都城总体布局设计。
唐长安外郭城的范围和位置，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考古发掘中已被探明。根据《隋书》、《唐六典》、《长安志》、《吕大防图题记》、《类编长安志》、《长安志图》、《唐两京城坊考》诸书中的记载，长安城“东西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唐代的里程，大程是360步为一里，小程300步为一里；大尺12寸，小尺10寸，唐代建筑长安城用大程里和大尺折合计算后，外郭城墙的总长度已经达到36公里左右，这在1300年前，无疑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宏伟工程。
根据今日考古学家的实体探测，庞大的唐代长安外郭城墙为版筑夯土墙，平均高度在5米左右，城墙基宽约9至12米，总长度将近33公里，累次叠筑，逐渐加高。东西南北城墙基点分别位于今日西安市新开门村，胡家庙，西郊任家口村，南郊木塔寨村；外部拥有防护型城濠，宽9米多，深度4米，到了中唐后，逐渐被废弃填平。唐长安城门建设比较完善，城门均包砖，增加了牢固程度，原因在于唐代已经有了抛石车等重型攻城武器装备，单纯的夯土城墙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武器带来的极大破坏力。在唐长安城的城墙上，皆筑有环城一周凹凸形女墙用以加固防御，其中南北城墙中段，各有一部分被利用为宫城以及大明宫的宫墙，因此被增高为三丈五尺，各城门处以及城墙各段，都有专门机构督促执掌卫士，不时进行修葺补筑。
高宗即位后，国势强盛，经济实力不断提高，长安原有低矮的城墙不仅有碍观瞻，也无法应付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时的侵略与骚扰，因此对城墙进行大规模修缮加高势在必行。为了突显大唐之强盛，唐王朝于高宗永徽五年(654)对长安外郭城增修两次；玄宗时期，也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增修。经过数次大规模修建后，至开元年间，长安外郭城墙高度也为一丈八尺，大约5米左右。
含光门门道北侧遗址，印证西安城墙在隋唐皇城基址之上建造
整体布局上，隋唐长安城改变了中国自春秋以来，宫城位置在郭城一隅，官衙与民居混杂的布局，而将其置于城市中央，并在宫城之南修建专置中央衙署与禁军机构的皇城，从而突出皇权与中央政府威权。唐长安城中宫城与皇城的全新格局，突破了以往都城仅有内城外郭的传统格局，宫城在都城的北部正中，是帝王所居；皇城在宫城南部，集中了中央官署办公机构。纵横相交的路网把外郭城划分为108个坊，设置居民区和市场区。
长安城在整体布局上，严格的中轴对称，如外郭地区，以东西中央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大区各自划分为55坊加一市；皇城地区，以东西中央的承天门南北大街为中轴线。外郭城地区各设东西向14街与南北向11街，极端平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有”。由此形成的方格状坊里，除皇城正南36坊仅开东西两门外，其余坊里均设东西南北四向坊门，四周设坊墙。形制上也整齐划一，皇城以南东西十列坊，南北长350步；宫城东西两侧与皇城东西两侧12坊，长度均为650步；布局上也相应术数，皇城两侧南北排列13坊，“像一年有闰”；皇城正南东西四列坊，“以像四时”；南北九坊，则取《周礼》“王城九逵”之制。
为了增强帝都治安，长安实行了严格的夜禁制度，宫城，皇城各门，郭城门以及坊市之门，根据在直通郭城门的6条大街上设立的街鼓，每日定时启闭：夕阳西下，首先是承天门上暮鼓敲动，然后六街之上，街鼓紧随其动，擂动八百声，各门遂闭，行人禁行，所谓“六街鼓尽行人歇，九衢茫茫空对月”。夜禁之后，有骑卒巡街叫呼，武官巡查夜探，城门坊角，都设有武侯铺，内置卫士百人至5人不等，因公事或者吉凶疾病等急事者，必须持有府县或者本坊的“文牒”才可出行。每年只有在三元放灯之夕，夜禁制度才临时解除，各门大开，允许百姓市民出门观灯，所谓“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唐长安城的皇城和宫城位于大兴城的北部，皇城和宫城东西三面相接。根据考古勘察，皇城南面第一条大街宽度有120米，皇城东面第一街宽度为134米，皇城西面第一街因破坏严重，测得最宽处为68米，隋大兴城建成时皇城和宫城墙已经建好。根据《长安志》的记载：宫城墙高万丈五尺，合今10.3米之高，由于皇城和宫城墙是在初建时一次修成的，因此，可以推测皇城墙应与宫城墙高度基本相同。皇城墙和宫城墙修建得极为坚固，隋唐两朝前后数百年，都没有对其进行过大规模重建。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今西安城甜水井街新开口处，成功发掘了位于皇城西南角的含光门遗迹，含光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7.4米，南北宽19.6米，有3个门道。在今天含光门博物馆内，游客可以清晰看到一段保存完好，拥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5个夯土层断面的城墙遗迹，以及唐代城墙过水涵洞。
宫城是全城设计的核心。唐长安城中共有三处宫殿群，太极宫承隋之旧，坐落在全城南北中轴线最北端，布设在都城北部正中“九二”高坡偏南的最高处，内有殿、阁、亭、馆三四十所，建筑韵律庄重严整，有威严的气势。太极殿巍峨高大，甘露殿“月宇临丹地，云窗网碧纱”，凌烟阁“画阁凌虚构，遥瞻在九天。丹楹崇壮丽，素壁绘勋贤”，北面正门玄武门“城高凤楼耸，场迥兽侯新”。四面共有城门10座，南面正门承天门上建有高大的楼观，横街是一个开阔宏大的广场，唐玄宗常游宴于此。衙署是都城的行政中心，当然以紧靠宫城最为适宜，故皇城被安排位于宫城正南的“九三”高坡之上。
在原有太极宫的东北，位于龙首原东趾“北据高原，南望爽恺”之地，是大明宫。最初名为大安宫，是太宗为了安置退位的太上皇李渊所置，在高宗朝重新开始大规模修建，体现了高宗朝以降，加强皇权内廷势力，削弱外朝的意图。每逢元朔朝会，来朝者仰望玉座，若在霄汉，有一种拔地而起上接云霄的气魄。大明宫通过地势的崇高、形体的巨大、环境的肃穆威严，将皇权至尊的观念实体化。自1998年起，大明宫遗址就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普查与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探测的结果，位于南宫墙的建福门东西宽度35米，南门长约17米，拥有3个门道，从今天存留在探方里的，宽度达6米的深色夯土层来看，高耸巍峨的城墙可达6至9米高。大明宫的太液池，分为东西两池，西池水面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4万平方米，除了史料上记载的蓬莱岛，太液池内还有两座岛屿，在太液池周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青石制的廊柱础石、步道，以及5件残损的鸱尾，众多的灰陶质兽面，莲花纹方砖。“这些发掘都证实了文献中关于太液池边景观的描述，《旧唐书宪宗本纪》说，太液池周围廊庑四百间，南岸与西岸都有宫殿、水榭、楼阁。作为整个大明宫遗址的中心，今日的含元殿遗址已经探明拥有58个柱础，每根殿柱直径在70厘米左右，《大唐六典》中，记载含元殿“南去丹凤门四百余步，东西广五百步，殿前玉阶三级，每级引出一螭首，其下为龙尾道，委蛇屈曲凡七转”。探测察明，殿内两列内柱间距9.7米，并与相邻前后檐柱相距9.2米，形成十三间的面阔，五间的进深。”由此可推算，含元殿大约东西长60余米，南北宽40余米，殿前有两座阁楼式建筑，翔鸾阁与栖风阁，在含元殿前东西两侧高台上，既可南观长安城坊市，也可北望宫城其他建筑。
为了解决这座宏大都市中士庶百姓、皇廷贵族的生活用水、环境用水与水运，隋唐两代王朝在扩建长安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八水绕长安”这一丰富的水源条件，分别从长安的东南西三面修建渠道，引水入城。长安城有细水穿流之余，更有树木成荫，所谓“垂杨十二衢，夹道夭桃满”，晋昌坊大慈恩寺前有水竹森邃，太极宫中有大片石榴林，东苑附近有梨园、樱桃园与葡萄园，宫内水面往往是荷叶覆盖，在2009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大明宫太液池中发现了一片淤泥，里面居然有一大片完整的荷花叶，根茎印迹，根据植物孢子粉测定，宫苑水池周围还种植有大量的柏树与柳树，从而印证了唐代诗歌中关于长安“园林树木无闲地”的叙述。
以太极宫为中心，整个长安城布局如同棋盘，街道纵横交错，著名诗人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中，居高临下，用“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诗句生动概括了长安城的格局。
在唐代长安的东南，拥有曲江池、乐游原两处自然形成的地貌，丰富了整体景观。乐游原延展于外郭城东南之升平、新昌诸坊间，平均海拔450米，位于升平坊东北隅的乐游庙海拔则达480米，所以《长安志·唐京城》记载说：“乐游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无怪乎杜甫说“华诞势最高，对酒平如掌”。因地处最高，极目四望，曲江如一涨清澈的潭水泛着粼粼涟漪，坊里屋舍如层云绵延，烘托着皇城与宫城高入云霄的城阀。规划布局把建筑与交错起伏的地貌完美统一在一起。
随着城市功能性分区的诞生，长安出现了坊(居住区)与市(商业区)分隔发展的格局。长安之“市”分为东市和西市，是当时全国贸易中心，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据近代考古发掘显示，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共八门。西市内四街宽16至18米，主要为车马道，两旁有排泄水沟，及1米宽的人行道。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贸易市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
唐都长安因此是公元7、8世纪时世界第一的国际性大都会，全盛时期大约100万的总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国居民大约占到总数的2%左右，仅是流寓在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者就有4000多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卡林顿·古德里奇因此在《中国人民简史》中感叹：“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世界性格的都城，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明的对照。”
长安城既是唐王朝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唐代士人精英豪迈自信、积极乐观的情怀的寄托与具体体现。无论是岑参的“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亁”，还是刘禹锡的“春明门外即天涯”，抑或骆宾王的“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都展示了长安从一座具象城池向盛唐精神文化符号的过渡与升华
“天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安史之乱，终结了唐王朝中期的繁荣景象，地方藩镇林立，李唐中央政府地位的衰落，导致这座壮丽的都城开始频繁遭遇战乱民变的蹂躏之灾：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兵入长安，唐代宗李豫出逃陕州，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官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四月，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焚宫闱，省市，居第略尽”，而前来勤王的诸道官军军纪败坏，入城后对残破的长安继续“纵火焚剽”，导致长安“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此后虽然经京兆尹王徽修复，但长安内外已是“荆棘遍城，狐兔纵横”。此后，僖宗光启元年(885)、昭宗乾宁三年(896)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分别率兵攻入长安，又大肆洗劫，迫使唐皇出逃。最终，在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身兼宣武、宣义、太平、护国四镇节度使的朱全忠，在击败盘踞凤翔的李茂贞后，勾结宰相崔胤，强迫昭宗朝廷与官署百姓迁都洛阳，将长安宫室、官署与民居全部拆毁，所得建材沿渭河漂流送走，这是身为六朝都城长安所遭受的最大浩劫，
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后，驻防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兼京兆尹韩建对残破的长安进行了改建，史称“韩建新城”，为日后五代各朝相继沿用。为了便于军事防守，韩建放弃了外郭城，改修皇城，使得长安城的建制大大缩小，新城面积仅5.2平方公里，是原长安城面积的十六分之一。这座“韩建新城”东西南三面城墙利用了皇城城墙，北面则以原唐代宫城城墙为垣，南面保留了原皇城的安上与含光两门，改三门洞为单门洞；东西两侧只保留了中间的景风、顺义两门，北面则新开了一座玄武门；府衙所在的子城居中偏东北，顺义门与景风门之间的大街贯穿全城，形成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而由承天门街北段、子城南面东西大街和安上门街北段所构成的折形街道，成为南北交通的主干道。此后五代宋金元历代，长安失去了中国大一统帝国首都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上世纪80年代整修前从东大街看长乐门城楼
青砖灰瓦包覆的西北重镇——明清时代
明洪武二年三月，大将军徐达率领北伐大军在攻占元大都后，引兵西向，渡过黄河，攻占关中，于三月六日进据这座已经在历史长河中退居二线的古都，改其名奉元城为西安府。西安府作为西北最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军事重镇，是明军向西北出击，荡平蒙元残余势力的首要基地，也是刚兴起的大明王朝治理西北的行政中心。为了巩固北部边防，朱元璋的次子朱樉被封为秦王，驻守西安，作为藩王之首，有天下第一藩封之称。宋元旧城狭小破旧，难以容纳驻军，官署以及藩王府邸与百姓宅邸商界等诸般设施，扩建势在必行。
洪武初年，由于连年战事，民力凋敝，朱元璋下令“秦用陕西台治”，即秦王府城依托奉元城东北一隅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旧址兴建。这一选址决定了明代西安城的拓展方向——向东北拓展外城以便将秦王府环绕其中。洪武六年(1373)，负责工程的长兴侯耿炳文、陕西行省参政杨思义、都指挥使濮英上奏，声称宏大的城墙扩展工事已经展开，但仅仅依靠军士修筑已感不敷，申请征调本土民夫在农事间隙“助筑为便”。根据奏章，西安城的扩展规模为“开拓东大城523丈，南接旧城436丈，今又再拓北大城157丈七尺”。
由于秦王府的兴建始于洪武四年(1371)，城区同时向东拓展，所以必先拆除宋元旧城的东北两面城墙，旧有的城墙建筑材料极可能旋即用于新城墙，所以这项浩瀚的工程历时8年，直至洪武十一年(1378)，朱樉就藩于西安，才告一段落。不仅如此，由于龙首原整体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向东北拓展，亦有利于城防。这一工程一扫宋元时代城池的狭小局促，奠定了明清时期西安成为西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坚实基础，使得明清西安城的相当部分一直留至今日。作为一座军事重镇的明代西安城，其防御体系之完备坚固，在今天依旧令人叹为观止。在城墙四角，各有一座高出城墙约2米的角台，突出墙体11米，沿城墙外壁，每隔120米就有一座伸出墙体的敌台(马面)，各个相邻敌台之间构成的空间，可使守军利用弓箭、弩、掷枪、礌石乃至小型火器对进犯的敌人实施三面攻击。在敌台上，分别建有歇山式重檐两层式楼式建筑——敌楼，战时成为弓弩等冷兵器远射武器的发射基地。在城墙顶部内沿建有围墙，外沿建有垛墙，上有5984个垛口，间隔0.6米，垛墙呈“品”字形，中间预留一处高宽在九寸，外方内圆的悬眼，做瞭望，射击用。垛墙脚下也预留悬眼，供佛郎机炮、火铳射击用，垛口和垛墙顶部置有山字形封顶砖，以防御攀援而上敌人所用的飞钩与云梯顶部搭钩。
明清之际500余年，西安城墙经历了多次修葺，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在陕西巡抚张祉的主持下，城墙整体被通砌以灰砖。到了1781年(清代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在任上再次修葺加固，将城墙基础向外伸出三尺，墙顶缩小一尺五寸，外侧上下斜度统一为五度，保证雨水能较快导入流水槽。为了加固墙体，全城沿墙基通砌两道三层石条，又在城墙外壁和城顶原包城砖的基础上，再追加一层新城砖。随着热兵器与火药的普遍使用，由于敌楼目标显著，屯兵易遭集中杀伤，毕沅拆除了所有明代所筑敌楼，改为硬山式面阔三间一层的驻兵卡房，共94处。
西安城的四座城门均为三重三楼建制，自内而外，分别为大城(主城墙)、瓮城、月城，以及分别建于其上的正楼、箭楼、闸楼。作为西安城最外重的防护，月城又称羊马城，比瓮城与主城城墙略矮约三分之一，紧邻护城河，控制架设的吊桥。月城之后，是墙体与大城等高同宽的瓮城，敌人若突破进入其中，会遭受来自正楼、主城、瓮城箭楼与瓮城环绕城墙四面的狙击。明代中后期，由于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又增设了东西南北四座关城。由四城三楼，马面、角台、垛口等组成的明清两代西安城防，在工业革命前冷热兵器混合时代，确实达到了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程度。
1644年，满清挥军入关，定都北京之后次年，即攻克了西安这座西北重镇，在前明疆域内，最早两处拥有八旗驻防的城市就是西安与江宁。而雍正朝之前，全国八旗驻防地中设有将军一职的，除了西安，只有盛京、江宁、广州、杭州等九地，足见其战略政治位置之重要。为了安置大批驻防八旗兵丁与家眷，于是从顺治六年(一说二年)开始，清廷就在西安城东北兴建城中之“满城”，作为其集中屯驻防御之依托。为了尽可能减少迁徙居民商户之纷扰，西安满城的选址定于城东北，征用了明代秦王府以及附属官署设施所用地，王府砖城则被拆毁荡平，辟为满城八旗校场：“西墙自安远门起，南至钟楼止，南墙自钟楼起，东至长乐门”，即北墙和东墙借用原有西安大城城垣，仅南墙与西墙为新筑。满城南墙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正是长乐门外月城南垣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故而能使东门外月城，瓮城与大城满城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根据雍正年间编修的《八旗通志初集》，西安满城的规模占据了大城面积的几乎40%，约为4.7平方公里，驻扎兵力为全国之首，雍正年间，满城与南城所驻守满汉八旗官兵多达8229人，大部分为马兵。
清代西安满城，共设五个城门，东门借用明代大城东门长乐门，西南门则为钟楼东门洞，另外新开三门：“新城门”在明秦王府萧墙北墙拆毁后形成的后宰门街西段；南门“端礼门”与明代秦王府内城南门名称相同，但南移至今日端履门街北口；西门“西华门”与秦王副城萧墙西过门位置处于一线，在今日西华门大街西口。满城内共有7条大街和94条纵横交错的小巷，各巷命名参照了兵营方位与排列次序，其中部分名称，诸如东九巷与西十巷，一直沿用至今。
满城与南城的建造，再次对古都西安的城市结构空间产生了一次彻底改变，自明初以来形成的四隅独立，以钟楼为中心的四大街十字形城市格局，逐渐变为城市东西两部相对隔离的形态：东西南北4条纵贯线大道仅余2条半，并重塑了剩余城市空间的功能性与集中性分割——明代官署分布较多的东大街南侧由于交通不便，空间狭小，使得清代除咸宁县署之外的大部分官署向城西半部集中，从而使得西安城西部逐渐成为政治核心。在满城以南的东南城区，由于环境静谧偏僻，则逐渐发展为以文庙，关中书院，府学为中心的文教区域。
清代西安的商业贸易区，也依托官署集中的南北两院附近展开。有趣的是，满城的封闭却促成了西安大城东门外东关城的繁荣：传统长安、咸宁两县商业集市由于原址被占，被迫向东关转移，而作为满城东城墙唯一出入口的东关本土集市，也由于满城大量八旗兵丁与家眷的日常需求而繁荣增长。
爱尔兰记者、摄影师、人类学家基恩(a.h.keane)在《北亚和东亚》中描述说，西安是维系鞑靼斯坦、西藏和四川与中华帝国腹地贸易的要地，向甘肃运送陶器和瓷器、棉花、丝绸、茶叶以及小麦，接受兰州的烟草、豆油、毛皮、药材与麝香，宝石也通过这里输送到西藏与蒙古。庚子事变后，由于慈禧与光绪皇帝行宫所在，除了食材、鲜花、皮革丝绸等，古董珍玩字画交易也逐渐勃兴：“沿街京官车马往来，已有京师气象。”从盐店街至南广济街以及梁家牌楼，是西安钱庄票号的麇集之地。尼科斯在游记中曾记述：“陕西人在全国范围内，都被视为银行家与金融从业者，在从公共广场(南门院广场)向西延伸的一条大街约半英里处，就有将近20家钱庄与票号，每年经手的银两数以百万计。”
明清时期，西安虽然已经失去了全国性首都与经济中心地位，但身兼省城府城，以及长安、咸宁两县县城，其城市规模除了北京、南京外，罕有其比。到了清代嘉庆年间，两县“在城坊”数量共计94，但面积远小于唐代规模，坊间不再有坊墙间隔，但设栅栏与栅门，街巷纵横，其中包括由官府或士绅出资兴修，由条石铺砌的官街及泥土小巷，东西向127条，南北向83条，而拐形街道只有21条，深刻体现了西安城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方城正街”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