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开封府。从防守的角度上讲，洛阳为天下形胜之地，易守难攻。然而，北宋为何放弃洛阳，而定都无险可守的开封?
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一个国家确立统治并控制疆域的神经中枢。自古以来，都城的选择都是封建统治者的一件大事，它影响着一个王朝统治的巩固与繁荣。在中国历史上，开封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仅只有北宋一朝。那么北宋立国之初，为何会放弃具有山河之险的洛阳，而选择无险可守的开封为都城呢?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建宋，都汴京，号东京开封府，史称北宋。我们都知道，开封虽然是六朝古都，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地位还是要次于洛阳的，毕竟洛阳曾为东汉首都以及唐朝陪都，建都历史悠久。事实上，赵匡胤在立国后也提出迁都洛阳，但是却最终取消，而这和洛阳以及开封的建都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虽有“山河之险”，但洛阳建都优势消失
洛阳位于豫西高原与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早在秦朝就是三川郡的治所。秦代五大直道之一的三川东海道就从洛阳经过，而三川东海道是秦汉时期运输量最大的交通干线，可以说是帝国的生命线。洛阳北接黄河，具有先天的水路运输优势，大量物资经过黄河内河航运以及陆路运输都经过洛阳，因此洛阳具有先天的交通优势。
此外，洛阳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西据崤山天险，南有伏牛山为屏障，东有嵩山，北临黄河，再加上四周的函谷关以及虎牢关等关隘要道，洛阳成为了易守难攻的形胜之地。占据洛阳，西可取函谷关争夺关中之地，东可出虎牢关逐鹿中原，因此洛阳在汉唐时期不是首都便是陪都。
但是唐安史之乱后，洛阳作为都城的优势便消失了。首先便是黄河内河航运优势的不复存在，汉唐时期时期之时，中原地区的水系面貌发生了变迁，洛阳依靠的洛水已经难以通行大船，所谓“漕洛干浅，船艘不通”，自此以后，洛阳的漕运便一蹶不振。这意味着洛阳通过水运体系从全国调动物资的能力不复存在，因此也难以支撑都城所需物资的巨大消耗。
其次，安史之乱时，洛阳遭到的破坏比都城长安更为严重。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蔡州军阀秦宗权横行中原，攻下洛阳后，占据洛阳月余，焚烧宫阙，剽剥居民，无恶不作。此后孙儒和诸葛爽又在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到了五代时期，洛阳城已“卑薄颓缺，犬豕可逾”，再也没有昔日的繁荣景象。
二、定都开封的地理、交通优势
自汉朝起，大多被王侯将相都将选为建邦立都之地，之所以选取中原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原交通便利，与各地联系密切，便于对全国进行统治。开封地处中原中心，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之地。
中国古代交通及通信条件相对落后，北宋统治者为达到“临制四海”的目的，特将开封选定为的国都。开封成为北宋的政治中心，主要取决于当时已经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庞大的交通网，这张水系交通网向外呈放射状分布，各河流间环环相扣，四通八达。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交通漕运更需要水，由于水运方便，开封自唐以后渐成水陆交通枢纽。后周世宗柴荣着力修治以汴河为主的东京航道，疏通漕路。显德四年，“疏通汴河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东北达于济，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师”。
汴河水路的通畅带来了漕运的兴盛，江南大批粮食运来以养京师军民，城市工商业获得空前发展。据《长编》记载：“波流平缓，两堤平直，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
汴河漕运解决京师数十万军兵及部分市民的用粮问题，至宋初已是“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荆湖之运漕”，水运通达，财货荟集。因此，北宋定都于洛阳，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为的是开封的漕运之便，供给京师。
北宋定都开封，除了开封自身的因素以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
一、政治重心仍在北方，但是逐渐东移
“周公大圣人，建都揽形胜，得天地正中。故数千载而不可废”，这一历史认识无疑会影响中国历代政治中心的确立。另外，中原农业文明历来受到北部边境游牧民族的骚扰，计秦汉有匈奴、晋有“五胡”、隋唐突厥，因而提高了北方各省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形势，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让给了辽国，如此“中国北方迤东一带之天然国防线全部失却，大河北岸几无屏障”。辽国的骑兵可以在大平原上驰骋，北宋承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此外，五代时期运河遭受战乱摧残，运输中断，关中日渐萧条，政治中心东移，隋唐时崛起的开封，在安史之乱中成为军阀争城掠地的角逐场。朱温以开封宣武军力量，代唐建梁，建都开封，开封初步形成全国的政治中心，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其余都在开封。割据势力虽各霸一方，但基本承认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这为北宋定都开封筑下牢固基础。
二、经济重心南移，漕运愈发重要
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时人口大量南迁，南方垦田迅速扩大，水利得到大发展。人口、垦田、水利促成江南经济空前繁荣，终于使其成为中晚唐财政收入的重点地区，即韩愈所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从此，我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格局形成了：北方开始落后于南方。五代十国时黄河流域继续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封建小王朝政局相对安定，南方经济与北方的差距拉开。
面对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日渐分离的趋势，历代统治者都试图通过修建运河扩大漕运来加强联系。晚唐以来，以黄河为主的内河航运逐渐衰落，但是政治中心对于江南地区的依赖却更强了，而开封在漕运上没有黄河天险，大大缩短了与江南的距离，其重要性愈发凸显。
“汴河之于京师，乃为立国之本。惟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由此可以看出，开封的汴河甚至成为了北宋的粮食生命线，天下大半赋税都经过这里，因此北宋为了保护漕运生命线的现实需要，定都开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北宋避免藩镇割据，强干弱枝的现实需要
北宋立国之初，如何惩五代之弊，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建立起新王朝的长久统治，就成为事关王朝生死的首要问题。赵匡胤为了确保部将不再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伎，便对唐王朝的政治以及军事制度进行改革。
首先是杯酒释兵权，收夺武将兵权，以枢密院和三衙分掌军权，以文臣典兵权并充任地方行政长官，而集政权、军权于皇帝一身。其次是采用“强干弱枝”的政策，赵匡胤在收夺兵权的同时，又集天下精兵于京师，即“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调天下军之半常驻于京师，以此防止“重兵在边，京师乃单。拂躯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为躯害”的局面出现。
“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政策的推行，直接造成“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的后果。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急剧增加，这就要求京城所在地必须满足驻地军民士庶的粮食需要和奢侈用度。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的状况下，漕运物资供应直接关系到国家中枢政权的生死安危。
为了这数量巨大的粮食供应，朝廷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而位于运河北段的开封便是当时最适合的地方。
但是，北宋定都开封却忽视了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给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一、造成了冗兵、冗费的局面，激化了阶级矛盾
由于失去了长城的防卫优势，辽国骑兵可以直入中原，开封又无险势可倚，北宋只有在军事布局上煞费苦心，将重兵驻守在京城周围，企图以此来弥补军事地理条件的欠缺。宋初，禁军约22万，其中10余万便驻扎在京城内外，“今京师砥平冲会之地，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
此后，随着“养兵”政策的实施，北宋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到仁宗皇佑初年，全国军队竟扩至140万。同样，在京军队也不断扩充，结果出现大量冗兵，冗兵必然造成冗费。而冗费的解决，只能靠增加财赋税额，加紧向东南人民搜刮。
年复一年的搜刮使江南人民深受其害，江淮之间“谷常贵而民贫均”，这就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北宋末年，东南人民由于不堪忍受过重的赋税剥削，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的激化，又使国家财政陷于窘境，加深统治危机，北宋陷入了进退不得的两难局面。
二、使得北宋政权过早亡于外患
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属冲积平原，地势平旷，无险可守，周围既无名山为其藩篱，又无大川为其遮挡，地理形势一览无余，外族极易深入腹地，直接危胁中央政权。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后，契丹以幽州为南京，骑兵一动，开封便只有黄河这道天堑作为屏障了。
北方屏障尽失，使得开封周围的形势愈加严峻。后晋将都城定在开封，对这一政权的存亡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后晋企图摆脱契丹控制而发动北伐时，契丹击溃了晋军，迅速转入反攻，从反攻至攻陷开封，前后仅用二个月时间，可见开封门户之洞开，防守之薄弱。
北宋以开封为都城后，虽上下都希望收复幽云，但收复失地并非易事，契丹铁骑仍可随意南犯，没有任何限制。尤其在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下，深入宋境，十一月，直打到开封北郊之重镇澶州。急书一夕五至，朝廷上下为之震恐，此事实际上给宋都开封敲响了警钟，但是宋庭上下却没有重视。
此后，金灭辽，在一年内的时间里对北宋发动两次进攻，由金境迅速突破到开封，开封无险可守的后果最终显现出来，宋钦宗在城破时搏膺悔恨，悔恨当初没有听从种师道迁都之议。
北宋立国之初，旧有古都长安、洛阳的衰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漕运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因此不得已定都于无险可守的开封。北宋统治者出于去藩镇之弊的需要，再加上应对北方军事威胁的现实需求，将重兵屯聚于京师附近，加重了北宋的冗兵、冗费的局面，激化了阶级矛盾，最终北宋在金的铁蹄下覆灭，而开封也永远失去了都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