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章表》：“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魏初奏议文秉承汉代余绪，以平实为主，不尚华丽，表章如此，奏疏更是如此。曹丕认为“奏议宜雅”，与“诗赋欲丽”不侔，亦对继承汉代奏议渊雅文风有所引导。总体而言，曹魏时期奏议文多关乎时政，平实畅达。例如，王朗《谏文帝游猎疏》、王肃《谏征蜀疏》、陈群《明帝莅政上疏》、高堂隆《星孛于大辰上疏》、杜恕《请令刺史专民事勿典兵疏》等，皆言之有物，文风质朴。然而，魏晋时代，文学已然自觉，创造美丽，追求新变，是这一时代文学之历史使命。在此情形下，曹魏奏议文亦生发出华彩丽靡的一面，此与曹丕、曹植之文密切相关。
曹魏奏议文浮华之风肇始于曹丕上书让禅。关于曹丕禅代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有翔实记载。先是左中郎将李伏上表言符谶，以为禅代合之。曹丕览之，令示外。于是，魏王侍中刘廙等、太史丞许芝等、侍中辛毗等、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等轮番奏言符谶事，请以代汉。曹丕下令逐一辞之，反复申述“吾之斯志，岂可夺哉”。接下来，献帝册诏魏王禅代天下，尚书令等、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侍中刘廙等又轮番奏请，曹丕又先后十次下令辞禅代、让玺授，同时三度上书让禅。最后，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敢以死请”，曹丕终于下令受禅，曰：“群公卿士诚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孤亦曷以辞焉？”《文心雕龙•；章表》云：“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曹丕此番让禅表演颇下工夫，可谓繁文缛节，虚词连篇，完全背离其父遗训，为魏代公牍文开启浮华势头。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魏志”云：“魏文之所欲者禅代尔，而符瑞章奏，劝进辞让，前后节目，连篇累牍，存之极无谓，然可以见其辞烦而理寡也”。
建安时期，以三曹、七子为中心，邺下文人集团创作云蒸霞蔚，彰显文学之自觉。曹丕长于诗赋，虽经历了从文士到皇帝之变化，“好文学”之性情未曾改变，不免为奏议文文采之注入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时下文人趋驰骋才，不仅表现于挥毫公宴，亦见于对扬王庭。《文心雕龙•；章表》云：“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琳、阮瑀章表为时人所赞誉，可惜不传于后世。曹植表文代表着这一时期奏议文发展之新变。
关于曹植文学创作，历来治文学史者多以曹丕登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段：前期以《白马篇》之类作品为代表，英气勃发；后期则以《赠白马王彪》等诗文为代表，深沉抑郁。我认为，曹植的文学活动可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诗文为主，建安时期洋溢着蓬勃朝气，黄初时期则满含沉郁；太和时期可以独立为第三阶段，以表文为主，兼容前两个时段之特质，热情与哀愁并注，英气与忧郁交织。曹植文学创作阶段两分法论者无疑重视其诗赋，对于章表类应用文体不免有所忽视。实际上，章表不仅是曹植最后阶段的主要创作，亦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和时期，曹植人到中年，经历了从少年得志到备受打击的人生剧变，心态有所改变。如果说黄初时期的痛苦在于同室操戈、萁豆相煎，此时曹植的忧虑则主要是盛年不再，功业无成。加之魏明帝曹叡即位，虽然同样遭受猜忌，但曹植的境遇毕竟比曹丕时期有所改善。因而，此时的曹植愈发有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激情，视辞赋为“小道”，渴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此种心态与情绪正是借助这一时期的奏议文来传达的。在太和阶段，曹植奏议文主要有《求自试表》、《又求自试表》、《谏伐辽东表》、《转封东阿王谢表》、《上卞太后诔表》、《谢妻改封表》、《入觐谢表》、《求存问亲戚疏》、《上疏陈审举之义》、《上书请免发取诸国士息》等，英姿勃勃，惊采艳艳，汉魏奏议质朴文风至此为之一变。例如，《三国志•；魏书》本传云，太和元年（227），曹植徙封浚仪。
二年（228），复还雍丘。曹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因而上疏求自试。这篇表文意在言说时局，主动请缨，对时光流逝的焦虑、对命运不济的哀伤全部转化为建功立业的渴望，急迫的心情带着少年式的理想豪情与狂躁不羁，不免显得情绪化。不难发现，在这篇表文中，曹植只是一厢情愿地述说着自己的志向与意图，甚至全然无视此文之阅读者——君主的感受，并未从奏议文如何为君主接纳的角度做任何努力。此种奏议撰写方式无疑来自曹植的诗性气质。作为建安之杰，曹植文笔之精彩为世人所折服。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赞云：“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曹植表文感情充沛，气势流贯。读其文，音节浏亮，朗朗上口，词采华茂，唇齿余香。其勃勃英气令人感佩，其绚丽华彩令人心仪。曹植生前既有“绣虎”美誉，以此二字理解其奏议文，饶有意趣。曹植此类文章在奏议文发展史上有特殊意义。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诗文被评论家公认为典范之作，其表文亦为冠冕。李充《翰林论》：“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亦云：“陈思之表，独冠群才。”由此可见，曹植表文对于奏议文体华美之风渐起实具引领之功。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据中原之地，文化基础雄厚，加之执政者雅好文学，广纳贤士，文学成就尤为显赫。相形之下，吴蜀二国地势偏僻，文章之士远逊于曹魏，加之执政者尚朴务实，文学气象远不及曹魏。从奏议文发展来看，曹魏奏议文数量较多，且有趋于华美之态势，吴蜀奏议文数量较少，且秉承汉代质朴文风，未有新变。吴国奏议文以陆逊、陆凯、陆抗、华核等数量较多，且关乎政务，文章质实。蜀国奏议文以诸葛亮为代表，志尽文畅，深得汉文遗风。例如，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军北伐曹魏，临发，上《出师表》。此表为诸葛亮奏议文代表作。文章首先分析时局，言明利害，劝诫后主谨遵先帝教诲，倚重忠良，远离群小，君臣一体，以期兴复汉室。接下来，作者追忆三顾茅庐旧事，感念先帝知遇之恩，言说北伐志向，明确讨贼职责。文章结尾，作者再次劝谏后主谘诹善道，察纳雅言，并表达老臣之赤胆忠心。文章观点鲜明，说理质朴，感情诚挚，文辞晓畅，不以文采炫目，不以新奇争胜，却能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林纾云：“并不着意为文，而语语感自血性中流出；精忠之言，看似轻描淡写，而一种勤恳之意，溢诸言外。”又如，建兴六年（228）十一月，诸葛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上《后出师表》，作者竭忠尽智力挽时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腔忠诚喷涌而出，与前表声气相通。苏轼云：“孔明《出师》二表，简而且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三国志》本传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诸葛亮为人诚笃，作风勤勉，虽满腹经纶，却不以诗书自炫，不以文华骋才。建兴六年（228）春，街亭失守，诸葛亮戮斩马谡以谢众，且上疏自贬。文章简明扼要，不矫情，不雕饰，真诚自然。又如，诸葛亮上表后主言身后事，文章亦简练明快，不加润饰。陈寿云：“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李充《翰林论》云：“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后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刘勰以曹植表文为典范，但对于诸葛亮表文亦推崇：“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曹植表文华彩炫目，诸葛亮表文醇厚感人，代表三国时期两种不同奏议文风。二者虽华实异旨，然皆以情为文，彰显本真个性，为后世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