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至三国是中国道教发展比较成熟的时期，儒道互补，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进步。诸葛亮是这一历史阶段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出师表》中自述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亮隐居南阳，潜心悟静，躬耕学习与结交挚友相得益彰，其生活之悠然和处事之从容一生得益非浅。
据《三国志·蜀书》：亮字孔明，山东琅琊阳都人，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诸葛早孤，东汉末年适逢天灾****世道混乱，为个人生存之计遂投亲靠友辗转至中原，亲眼目睹了汉代社会奸贼当道争战不休使普天下的老百姓生活坎坷，流离失所，深切地感受到了人世间的辛酸和悲凉。建安三年，十七岁的诸葛亮栖身南阳，躬耕陇亩，明代诗人赵坤写到：“壮年大隐乐耕锄，一卧南阳遂有庐。”自建安三年到建安十二年正是权臣曹操擒吕布，灭袁术，败袁绍和击溃昭烈之际，中原各地战火纷飞，阴云密布，年轻的诸葛亮独具惠目在南阳城西七里的卧龙岗找到了藏身之所，“中原无处不兵戈，独自岗头抱膝歌，”漂泊动荡的生活暂时安定了下来这样就有了十年的隐居生涯。
南阳躬耕自食其力在诸葛亮人生路途中式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对其本人来说感受最深刻和收益最丰富的莫过于一个“静”字。明代户部尚书徐问在其《读书叙记》里指出：“汉儒之学，能见得静字，惟孔明一人。”换言之，只有静字方能概括侯学之要旨。静，即清静，是道教文化中一个相当特殊的概念，在道教的诸多入世济世教义内对清静的解释具有重要的意义，《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即道性自然，天地人所取法者自然而已，与无为和寡欲相互关联的清静正是以道法自然为基础，它强调一切要顺自然而为，不可以逆自然而动有损天地自然直本性，让人少一些浮躁不安，多一分质朴公正，个人的生命和精神得到升华。故老子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德经》第十六章）。
”清静为天下正，作为道教最早的典籍《太平经》对静的作用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求道之法，静为基先。心神已明，与道为一。开蒙洞白，类如耋日。不学其道，若处暗室而迷方也。”①欲学其道，必先参静，《清静经》亦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由此可见虚静自然是老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识得静者方与“道”有缘。诸葛先生对“静”的感知获益颇多，一方面躬耕南阳卧龙岗，以出世的心态入世，安于现状做一个地道的农夫，其乐无穷。清代诗人杜漺写道：“小童拥彗门前扫，午阴欲转觉来迟。山蜂游采山花蕊，采罢翥翥隔窗纸1。……山光缭绕庐前树，抱膝时为梁父吟。”绿树山光，小童野蜂，这就是一副美丽的人物风光自然画，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南阳卧龙岗上抬头观星空，俯首乐耕锄，这是诸葛先生一生中值得仔细品味和最为留恋的美好时光。
另一方面，清静使诸葛亮抛却世间杂念有了更多的时间苦读圣贤书，他在《出师表》中自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亮之言符合道教《清静经》内“人好静而欲牵之，遣其欲而心自静”之说，明万历四十二年时任南阳知府的史东昌在《诸葛忠武侯卧龙岗碑文》中亦言：“彼时耕南阳，吟梁父，高卧龙岗，堂中春睡，窗外日迟，夫岂有一毫求闻达之心哉？”②清代诗人沈受宏也有同感“诸葛布衣时，躬耕南阳田，……，纵无君王顾，畎亩亦陶然”，由布衣清静和行事从容造就的平常心已足慰平生。十年躬耕不止，十载静学不辍，诸葛先生后来在《诫子书》里特别指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太平经》曾强调“唯有志之人，心不迷乱”，亮文中“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则成为后来历代文人志士推崇敬颂德千古名句。
诸葛先生依据自己对道家思维方式的独到见解，灵活自由地运用道家文化中的天，地，人一体观、阴阳论和齐同慈爱等文化精髓治军理国，为造福一方黎民百姓而努力。建立功勋，造福人民是道家文化里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陈鼓应先生曾言：“尚功”思想乃为道家学说的一大特点（庄子除外），自老子、范蠡、《黄帝四经》至稷下道家皆然。③亮“以奇用兵，以正治国，”成绩斐然。高居相位的诸葛亮有功不傲，以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公心”之言为准则，虚心纳谏，诚以待人，公正合理地处理军国大事。老子虽然重视有功，但又一再强调功成而不居，亮之所为正是对老子“功成不居”主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诠释。《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诸葛亮一生能淡泊名利，使自己的生命上升到合道之境地，利于身心与自然的和谐畅通，在后人的心目中诸葛先生早已不是一位普通的名人，而是一尊受儒道众生朝拜和万民敬仰的灵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