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不知道《四库全书》的。中国的读书人，又是没有几个读完《四库全书》的。对《四库全书》中竟收录有《几何原本》等“西洋书”之事，恐怕知晓者也不多，本人就是其中一个。近来，翻阅了一些资料才知此史实，颇感新鲜。
《四库全书》是乾隆37年（1772）开始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是一批儒者、汉学家集体完成的乾隆钦定的国家工程，以乾嘉考据学的功力在其《总目提要》中展示了数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学术文化史。它以中华帝国官方正统的文化眼光，以一种内蕴的价值观，通过立体的、等级的目录学体系，以及对群书的分类定位，著录提要，存目或禁毁，来判别它们的正邪、优劣的文化价值等级。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和庞大的。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然而，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寓禁于征的过程。据统计，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为一万三千六百卷，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删节和篡改。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又是极力排斥西学的，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四库全书》却收入了乾隆以前来中国的17名传教士的学术著作29部，其中收入利玛窦的中文著译《几何原本》等4种。那么，为什么代表了清朝国家意志的《四库全书》竟然会收入《几何原本》等“西洋书”呢？
首先，应该说这是清朝统治者对西方科学技术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西学东渐”始于明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在华的西学传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一批文化心态较为开放且才识不凡的士大夫对西学的接受。虽然，西学文献输入中国曾一度中断，但西方科技文献的传入一直没有停止过。至清初，“西学东渐”由于西方传教士延续了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当时知识界又开始大倡实学，并因此接续了明末徐光启等人以来对经世致用的西学的需要与运用，同时再加上康熙皇帝对西学的热情颇高，一些士大夫上行下效，使得当时的“西学东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这里，不能不提到康熙。康熙对西学的热情是在当时朝野历法之争中被激发出来的。晚年的康熙承认当时他对“举朝无有知历者”“心中痛恨”，从那以后便“专志于天文历法二十余年”，并因此达到了“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的境界。康熙请来南怀仁神父给他讲解一些主要数学仪器的应用，并讲解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最有趣和最容易理解的东西。康熙对西学的热情还表现在他的刻苦用功上，除了每天与传教士们一起学习两三个小时外，他还花不少时间用于自学，如做习题、预习等。由此，康熙自诩“少得历根三角勾股之精微”。
皇帝的主动学习推广西学的热情影响了士风，扭转了部分士大夫如李光地等人的学术宗尚。他们承认，“欧逻巴（即欧洲）人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推算之密”应指理论科学研究方面，“工匠制作之巧”应指技术应用研究方面，实际上承认了欧洲科学技术已超过当时的中国。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当时正统儒学的开放性，使得清初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一时之风尚。从历史上看，西学对当时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助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初的天文学研究空前时髦，数学研究亦空前兴盛。据统计，在《四库全书》所收的自然科学著作中，1600至1770年间出现的天文学著作在历代天文学著作中占74%，而同一时期出现的数学著作在历代数学著作总数中占44%。
其次，应该说是清朝统治者对西方天文历算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四库全书》收入的西方传教士的学术著作主要是科技著作和有价值的文化语言类著作，目的是“为我所资，裨益民生”。在利玛窦使中西文化联姻的过程中，这位传教士碰上了一种前所未遇的古老而深厚的东方文明。面对东方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他发挥了天文算法这类西学的优长，以博取中国学者的青睐和折服。《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收入利玛窦的四种书，是作为实用之学加以评价的。
如利玛窦的《乾坤体义》，属于自然哲学著作。上卷讨论地球和天体构造，以及地球和五星相互关系之原理；下卷列举几何题十八道，用来证明数学图形中间，圆形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比一切图形都完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述说其原理“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这就符合了清初流行的思潮——“西学中源”说，使得西学容易被士大夫们接受。
再如《几何原本》六卷，乃是欧几里得《原本》的平面几何部分，利玛窦根据其师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评注本与徐光启合作翻译成中文，1608年刊行。当年徐光启何以对《几何原本》投以如此热情和精力？他自己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意思是：几何精神的运用和功能是没有界限的，被几何精神武装起来的科学头脑“无一事不可精，无一事不可学”。徐光启对几何学的推广逐渐被中国士大夫们所认同，他们也认为这些理论性的基础科学乃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徐光启注重的“以前提为据，层层印证，重重开发”的西学实证、定量的分析方法，尤其是其中“丝分缕解”、“分擘解析”的分析方法和精神，也被士大夫们逐渐接受，使这部书成了明末清初揣摩算学者的必读之书。
在《四库全书》收入西方天文历算著作的同时，也收入了西方的机械科学、农业科学、地理科学和文化语言等著作。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看出，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廷官方对西方科学技术基本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对西方传教士的评价也是基本客观的。可惜的是，如果说《四库全书》也如《红楼梦》太虚幻境的册子之有正册、副册，再加上另册的话，那么从对利玛窦等中文著作的处置来看，它们未入正册，天文算法类书入了副册，传播教义类书则入了另册。这就是西学东渐初期中国文化的对话姿态和西方文化遭遇的命运。
尤其可惜的是，在西学热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中国的科学在有望摆脱明末以来的衰颓，走上近代化之路，或至少不至于落后西方太多的时期，清朝统治者学习西方的主动性还不够，缺乏派人走出国门去欧洲实地考察、取经的胆识，只满足于通过西方传教士来认识西方；同时对西方加速发展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及技术（如蒸汽机）经验缺少翻译与引进，对西方天文学、数学也只偏重历算。特别是清初“西学中源”的侵蚀性思潮，使得士人们标榜的中西会通走入歧途，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学术与科学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