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是一个雄杰并起、战乱频繁的时代，有是一个群英灿烂、浪漫多彩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出现的众多人物和事件，已为历代后人们如数家珍般地熟悉和了解，甚至于连一些普通的将军和管理也获得了名传千古的荣誉。然而，这个时代的新闻信息传播状况，除极个别的史实被不经意地点出外，几乎是因长期无人研究而无人所知。与社会上持续许久的热热闹闹的三国学研究相比，这二者之间形成了不相般配的鲜明对比和令人缺憾的巨大反差。故而，改变这一失衡状态，当是新闻史研究者们应为之努力的。
本文试图对三国时代的新闻信息传播状况，作一番初步的探讨，以待行家指教，高手匡正。
一、三国时代的“消息”观
通过对五卷本《三国志》中所存近20条关于“消息”的史料的辨析，我发现三国时代的人们，已具有比较强烈的信息渴求愿望和信息传播观念，他们重视新闻传播，关注信息来源，广开消息渠道，以此为各自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服务。这也说明，当时人们与信息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已达到较高的水准。例如：
1。或传曹公欲东，权谓徽曰：“卿孤腹心，今传孟德怀异意，莫足使揣之，卿为吾行。”拜辅义都尉，到北与曹公相见。公具问境内消息，徽应对婉顺，因说江东大丰，山薮宿恶，皆慕化为善，义出作兵。公关曰：“孤与孙将军一结婚姻，共辅汉室，义如一家，君何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与主将义固盘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还。权问定云何，徽曰：“敌国隐情，卒难探察，然徽潜采听，云与袁谭交争，未有他意。”
（《三国志·顾雍传》注引《吴书》）
2。典军施正劝琳征立琅琊王休，琳从之，遣宗正楷奉书于休曰：“……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诸宗亲，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过重。曾无一言以谏陛下，而与敌往来，使传国消息，惧必倾危社稷。……”（《三国志·孙琳传》）
在三国时代，“消息”一词不但表示综合性信息，有时还专指军事信息或军事情报。
例如：
3。三月戊辰,陶浚从武昌还，即引见，问水军消息，对曰：“蜀船皆小，今得二万兵，乘大船战，自足击之。”（《三国志·孙皓传》）
4。诸将皆喜，便作地道，箭飞书与仁，消息数通，北军亦至，并势大战。（《三国志·赵俨传》）
5。建安十六年，百姓闻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余家。饥乏，渐相劫略，昭常逊辞以解之，是以寇难消息，众咸宗焉。（《三国志·胡昭传》）
以上“消息”，均与军事行动相关。“消息”的含义有时还等同于秘密情报来源。例如：
6。喜上言：“宁有族人管贡为州吏，与宁邻比，臣常使经营消息。……”（《三国志·管宁传》）
7。渠刚猛捷悍，为诸种深所畏惮，遣所亲二人诈降嶷，实取消息。嶷觉之，许以重赏，使为反间，二人遂合谋杀渠。（《三国志·张嶷传》）
在某些情况和某种场合下，三国时代的“消息”又与现代社会的消息几乎意思完全相同。例如：
8。又数以消息语陆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三国志·吾粲传》）
9。亮欲诱达以为外援，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三国志·费诗传》）
10。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称曰刘君子初，甚敬重焉。（《三国志·刘巴传》）
11。前所白琰者又白之云：“琰为徒，虬直视，心似不平”。时太祖亦以为然，遂欲杀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经营琰，敕束曰：“三日期消息。”（《三国志·崔琰传》注引《魏略》）
需要指出的是，语义学的发展史证明，许多词语的最初含义与最终定性，二者的差别有时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是因为，社会生活的逐步发展与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推动着人们识别事物的能力日益增强，由此造成了赋予事物定性的概念日益精细，意思的表达亦日益准确、到位，有时还呈现出多义化。就以“消息”这个词为例，它最早出现在先秦时代的《易·丰》一文中：“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此处所讲的“消息”，指的是消减与增长，泛谓生灭或盛衰。到两汉时期，“消息”的含义已演化成“音讯”的意思，例如东汉名士蔡琰的《悲愤诗》写道：“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这对以前的意思而言几乎已脱胎换骨了。到三国时代，“消息”的含义已进一步扩展为动态、近况、信息、趋向、传闻、情报、新闻、音讯等等，显得比以往更加丰富和更加宽泛。
于是，这又引发出另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既然消息的含义在三国时代就差不多已经基本概括了现代社会所需表达的内容，那末，这是不是从某个角度和某种侧面说明了三国时代的新闻信息传播状况就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了呢？须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文明水准如何，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衡量它的信息传播的需求量和依存度。这就驱使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引向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诸背景进行一番概括性的综合考察。
毋庸置疑，在三国时代之前的两汉社会，我国古代文明曾经达到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所谓汉唐盛世，正其时也。当时欧洲最繁荣、最文明、人口最多的城市是罗马，而同一时期，中国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城市可与罗马比肩。东汉名士王符曾经这样描写洛阳的富裕：
“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中女布，细致绮彀，冰纨绵乡；犀象珠玉，虎魄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麂履舄，文组纟采，骄奢僭主，转相夸诧，箕子所唏，今在仆妾。富贵嫁娶，车骈各士，骑奴侍僮，夹毂车引。”固然，王符对当时的社会追求奢侈豪华极为不满，但我们从他的批评声中，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汉代洛阳的经济活动和商业贸易是多么地繁忙和昌盛。此外，成都、扬州、荆州等城市，也是闻名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如晋代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就这样描写成都的商业景况：“市廛所会，刁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贾货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应当说，有了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就为新闻信息传播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在这样的前提和条件下，新闻信息传播的需求量必然是比较强烈的。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发展水平指标的程度高低，是与其新闻信息传播强度的大小成比例关系发展的。
虽然三国时代的军阀混战基本上毁灭了长安和洛阳，彻底打乱了中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悲剧，但是，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那种通过信息传播的各种办法和渠道来联系社会、联系其他人群的生活方式，并且这种生活方式已成为他们的基本生存手段，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头脑和手足之间，故而他们仍然凭借着和保持着正常生活条件下的惯性，经常使用“消息”。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群雄割据、龙争虎斗的局面，不仅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和社会稳定，而且还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东汉桓帝时（公元157年），全国人口约5648万余，经过100多年的动乱，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时，全国人口仅为1616万余。当时人民以锋镝余生，纷纷逃离他乡，避祸四方。据史书记载，青州人民流徙入幽州者百余万口，关陇人民流徙入荆州者十余万家，流徙入益州者数万家，流徙至汉中者又数万家；京洛之民流徙东出，至徐州者十余万口；南阳之民亦多流入益州；荆州之民又移诣冀州；冀州之民五万户，又移诣河南；皖北、苏北人民东渡长江，一次就有十余万户之多。这些流徙的人口中，有的属妻离子散，有的属朋友分隔，有的属家族破碎。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家庭之间、家族之间、朋友之间总要相互打听对方的下落，寻问对方的现状，因而又从另一方面加强了社会上信息传播的流向。以上引录的史料9、10中所说的“消息”，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性质。由此推知，尚未见之于记载的信息交流和消息传递活动，当时不知还有多少。
当我们大致了解了三国时代的社会概况和背景及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闻信息传播活动后，回过头来再去品察当时人们为何那样经常地使用“消息”时，也就是很容易理解和很能够明白的事情了。
二、三国时代的主要传播媒介：露布和檄文
显然，三国时代是无法产生现代化报纸的，甚至当时连宋代以后盛行的邸报和民间小报也没有诞生，那么，三国时代各国的政权机关靠什么传播媒介来发布国家法令，宣告政策教谕，张扬军事捷报呢？根据史籍的可靠记载，乃是由露布和檄文来承担上述使命。
一、先说露布
有关露布的史料如下：
12。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三国志·曹操传》注引《魏武故事》）
13。《魏略》载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刘备背思，自窜巴蜀，……。”（《三国志·明帝纪》）
14。《魏略》载凌与太傅书曰：“……昨遗书之后，便乘船来相迎宿丘头，旦发于浦口，奉被露布赦书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纸诲示，闻命惊愕，五内失守，……”（《三国志·王凌传》）
以上“露布”的含义是指为一个重大举措而发布的消息，让天下所有人士都知道这件事。刘勰著《文心雕龙·檄移篇》云：“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视听也。”就是说，露布是把写有文辞的木板露出来，不加封套，把它散播出来，目的是让人们看到和听到。可以想见，露布的传播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露布的发表权力除了皇帝外，中央政府首脑、权臣和地方行政长官也都可以动用露布。例如：
15。后毋丘俭、文钦反，遣使诣诞，招呼豫州士民。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三国志·诸葛诞传》）
16。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诱胡众，汉民或因亡来，乌丸闻之震荡。（《三国志·田畴传》注引《先贤行状》）
有的叛将乱臣为扩大声势起见，也喜欢动用露布。例如：
17。后马超反，超劫洪，将诣华阴，使作露布，洪不获已，为作之。司徒钟繇在东，识其文，曰：“此贾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军谋掾。犹以其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叙。
（《三国志·王朗传》注引《魏略》）
与露布的功能相近似，还有一种传播媒介，这就是布告。例如：
18。郑浑为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棵，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明帝闻之，诏称述，布告天下。（《三国会要》）
19。兵曹从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数月，乃还；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奉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三国志·贾逵传》）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布告的主要功能是起着训戒、教谕、引导的作用，它的对象虽说是“天下”，但真正所指的主要还是高级政府官员，目的是督促各级政府官员向好的行为、好的榜样学习和效法。一般百姓可以从中懂得和知道哪些是政府提倡的，哪些是政府反对的；明辨是非，服从和遵守法纪与秩序。
露布和布告的相同处是：二者的传播对象一致，传播目的一致；它们的不同之处是：露布偏重于对一件重大举措的说明和阐释，布告则偏重于政策性和指导性；它们的略微差别是：露布所言天下，泛指所有国家和地区，布告所言天下，则限于国内。毫无疑问，露布和布告是三国时代新闻信息传播范围最广的传播媒介。
二、再看檄文
檄文通常被认为是古代官府用的征召、晓喻或声讨的文书。更准确地说，在魏晋时期以前，檄文是军队起兵讨伐敌人的誓师宣言。檄文诞生于何时？我国古代著名文论专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篇》中认为：“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之本源也。”这就告诉我们，最早的檄文产生于周穆王西征。接着，刘勰又说：“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详其意义，即令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意思说，春秋时期，诸侯出兵必须要有名义，振奋己方威风，宣扬敌方暴行，这就是檄文。到战国以后，开始把这种传播媒介及其文体正式称为檄文。司马迁著《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云：“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意即出征军队，通过发布檄文，依靠强大的气势，就可以不战而降地征服敌方。从三国史籍看，檄文主要是用于军事行为和军事活动。例如：
20。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落，蜀可传檄而定。（《三国志·刘晔传》）
21。若维以战克之威，进兵东向，据栎阳积谷之实，放兵收降，招纳羌胡，东争关陇，传檄四郡，此我之所恶也。（《三国志·陈泰传》）
22。乃檄告谕诸羌，为光等所诖误者原之；能斩贼帅送首者加封赏。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其余咸安堵如故。（《三国志·张既传》）
23。夜至京城下营，试攻惊之，兵皆乘城传檄备警，欢声动地，颇射外人，权使晓喻乃止。（《三国志·孙韶传》）
从以上几条史料透露的意思看出，檄文的杀伤力和威慑力是相当厉害的：“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橹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征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宄之胆，订信慎之；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当然，檄文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造出的声势再大，终究是干吼而已。
一般来说，檄文的言词通常比较激烈、夸张、气盛，但在有的时候和有的情况下，它的语气又是比较缓和，起着开导、劝说、化解的作用，使其归顺。古人把这类近似檄文的文体称作“移文”，又经常叫它“移檄”。例如：
24。凯与府丞蜀郡王统帅厉吏民，闭境拒。数移檄永昌，称说云云，凯答檄曰：“……”（《三国志·吕凯传》）
25。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谨，付任以众，逆而击之。（《三国志·吕蒙传》）
26。青州军檀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
以上几条史料讲的事情，因都与军事行为有关，故都用檄文；又因有的属于内部纷争，有的虽是敌方，但却希望和平友好解决，故又都用移檄（修檄和长檄应属移檄之类）。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篇》中而说过：“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其在金革，则逆党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大意是说，移文的作用主要是改变对方意志，使人们照着移文的批令行事。在军事征战方面，对叛逆的用檄文，对归顺的用移文。移文也强调动摇对方意志，但原则问题也要强硬得像签订契约那样坚定。
檄文的主要功能是斥责敌方言行，声讨敌方罪恶，使己方的军事行动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它的特点是公开性和宣传性，故刘勰曾说；“檄者，白敫也。宣露于外，白敫然明白也。”而檄文的另一变种————羽檄，就与之不一样了。羽檄的主要功能是征调军队、传递紧急军事战报和消息。《汉书·高帝纪》云：“吾以羽檄征天下兵。”颜师古注释说：“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由于羽檄的功能限制，决定了它在有些场合和有些情况下是可以公开和宣传的，而在有些场合和有些情况下又是不可以公开和宣传的，如征调军队和军情动态有时是必须保密，一切视具体情况而确定。请看下面：
27。魏武奏事，边有警，辄露版插羽以檄，急之意也。（《三国会要》）
28。弗盈一时，而北边羽檄之文，未尝不至。（《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汉晋春秋》）
29。时郡界大乱，贼以万数，遣使往来，交易市买。昭厚待之，因用为间，乘虚掩讨，辄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三国志·董昭传》）
30。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也。（《三国志·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
通过对以上史料的判读，羽檄在军事信息上的快速传送作用，已是不言自明的了。由于羽檄的影响大，尤其是战争年代的军事动态直接关系到成千上万家庭的安危，故而人们特别留心与重视。不过，在三国时代，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羽檄的弊端：某地发生动乱的新闻信息一旦传来，马上就会扰得四面八方惊恐不安，对这种过失之举，不应该效法，而应当把军事消息封锁和限制在一定的传播范围以内。这个思想，今天看来也还是满有道理的。
檄文的动用权大约限制在将军、太守、刺史等负有一定行政和军事职责的中等级别以上的官员群体。由于有这种便利，一些政府官员利用动乱之机，假借檄文，公报私仇。例如：
31。寅惧，诈作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坚，说睿又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即承檄，勒兵袭睿又。……兵进及楼下，睿又见坚，惊曰：“兵自求赏，孙府君何以在其中？”坚曰：“被使者檄诛君。”睿又曰：“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睿又穷迫，刮金饮之而死。（《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其一，檄文不只是中等级别以上武官和地方行政长官的专用品，朝廷文官也可以动用檄文；其二，檄文有时是上级官吏给下级官吏判处死刑的执行书。
在大多数情况下，檄文和露布的传播作用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功能。请看：
32。旬曰，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我策之于帷幕之内，诸将奋击于万里之外，其相应若合符节。前后战克获虏，未有如此也。”（《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33。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三国志·吕蒙传》）
34。松弱冠有才，从司马宣王征辽东，宣王命作檄；及破贼，作露布。（《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世语》）
按史料34理解，讨伐敌人的消息，只能作檄文，而不能作露布；凯旋归来的消息，只能作露布，而不能作檄文。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卷四中曾言：“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这段话，并不全对。因为从我所掌握的史料看，露布除了传播军事消息外，还传播政治消息和朝廷的政策、法规。也有人将露布和檄文视为一回事，这也是不对的。檄文发布的消息多数是可公开的，少数则只能供内部知晓；而露布发表的消息，就没有内外之别，全都可以公开。正所谓“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一般而言，檄文的文字较长，露布的文字较短。刘勰曾
说：“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实际上，自汉以后的檄文大都写得很长，有的长达千字左右，一尺二寸的木简哪里装得下这么多文字，只有简洁、干脆的露布之文辞，方可容纳。
檄文，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专门文体，自有它自身的写作要求，犹如现在担负新闻信息传播的新闻文体，也有新闻写作的自身要求一样。刘勰曾对这种广泛使用的文体，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总结，指出：“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威，标蓍龟于前验，悬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之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大意是说，檄文的主要特点是，有的讲我方的美好昌明，有的讲敌方的苛刻暴虐，指出天意，审察人事，比较强弱，衡量权势，用以前的凭证来预卜吉凶，用过去的事例来作为借鉴；表面上强调国家的信义，实际上其中添进了用兵的诡诈计谋，即用诡诈的话来宣传自己的意旨，用光彩的话来宣扬自己的说法。以上概括的几条，在檄文写作时，大约是不能违反的。当然，檄文写作的水平也有高低之分。刘勰曾举三国时代的檄文为例，指出：“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钟会檄蜀，征验甚明。”意即陈琳为袁绍写的檄州郡文，气势有力，但骂曹操父亲的话，实在过分；骂曹操挖坟索金，又诬蔑过火。而钟会写的移檄蜀将吏士民，则征词分明，有理有节，很有说服力。
三、三国时代的社会舆论
尽管历史的岁月不同，但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舆论，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社会的舆论。三国时代及其社会也不例外。
据悉，当时魏国首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城内“街衢辐辏，朱阙结隅，石杠飞梁，出控彰渠。……习习冠盖，莘莘蒸徒，班白不提，行旅让衢。……壹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算。财巨工化，贿商通，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的都市，很自然地就会形成比较良好的社会舆论气候。史书曾有如下的记载：
35。民间数有诽谤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辄杀，而赏告者。柔上疏曰：“……在汉太宗，亦除妖言诽谤之令。臣愚以为宜除妖谤赏告之法，以隆天父养物之仁。”帝不即从，而相诬告者滋甚。帝乃不诏：“敢以诽谤相告得，以所告者罪罪之。”于是遂绝。（《三国志·高柔传》）
时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亦不时冒出一些谣言，例如：
36。永安元年十二月子卯，建业中谣言明会有变，琳闻之，不悦。（《三国志·孙琳传》）
东吴建业也是大都市。城市大都人口多，人口多就议论多、是非多、新闻多、信息多，社会舆论便呈现出多元化、多指向，此消彼长，你推我助的多姿状态。由于三国时代特有的鼎立局面，动荡频仍，故军事消息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和波及甚大。请看：
37。襄阳记：罗宪闻败，斩称成都乱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后主问至，乃率所统临于都亭三日。（《三国会要》）
38。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
39。发恩布令，告诸县：“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三国志·孙策传》）
如同秦汉时期一样，三国时代的某些社会集团和某些社会势力对某个社会人物或某项政策措施不满，而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倘若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或者即便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却又得不到回音和不能采纳，届时总会有一些以童谣或谣言的面目而出现的倾向性很强的社会舆论。例如：
40。先是，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篾钩落，于何相求成子。”成子者，反语石子纲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于此冈。（《三国志·诸葛恪传》）
41。先是，公安有灵鼍鸣，童谣曰：“白鼍呜，龟背平，南郡城中可长生，守死不去义无成。”及恪被诛，融果刮金印龟，服之而死。（《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
42。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水，不止武昌居。”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三国志·陆凯传》）
43。初东郡有伪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呜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楚王小字朱虎，故愚与王凌阴谋之楚王。（《三国志·王凌传》注引《魏略》）
由以上史料看出，在三国时代，童谣和谣言是社会舆论发泄的最便利的主要孔道。它在相当程度上，相当准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的民心向背、民意走势和民情起伏。当时的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也善于以童谣或谣言为武器，来达到用其他办法都不能达到的政治目的。事实已经证明，三国时代那些聪明的政治家和权谋家，都会有效地利用这一杀伤力颇强的武器，毫无疑问，童谣乃是旧式政治斗争的天真无邪的必然伴侣。既然如此，当现代的人们要研究在传播技术手段极为低下的古代社会的舆论状况，就不能不认真关注和细致咀嚼那个时代所产生的童谣和谣言。
四、三国时代的驿传及其他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极为重视驿传建设。全国所有大中城市和交通冲要地点都设有传舍，此外在镇乡还设有乡亭，分布于交通线上。一个以驰道为主干的多层次交通网，覆盖了全国，下伸至各郡各县，以至边远民族地区。虽然三国时代纷争扰攘，但是，魏蜀吴三国的各自政府仍然排除困难，致力于驿传的恢复和建设，因为他们都懂得，只有建立起强有力的驿传体系，帝国的各种信息才能及时准确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中央政权才能藉此而有效地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统帅一切。三国之中相比较而言，魏国最重视驿传建设，其标志是魏国曾经专门制定了《邮驿令》这样一部行业法。虽然这部法律的全文现已失传，只能见到只言片语，但它在信息传播史上的重要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正因为如此，魏国的驿传事业也比较成熟和发达。请看：
44。太祖到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三国志·曹彰传》）
45。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三国志·孙权传》）
46。景元二年，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其作，驰驿陈状。（《三国志·王基传》）
47。师专权用势，赏罚自由，闻臣等举众，必下诏禁绝关津，使驿书不通，擅复征调，有所收捕。（《三国志·毋丘俭传》）
从以上四条史料可以看出，魏国当时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驿传通讯网络。有了这个系统，一旦有事，信息就会迅速地反馈到上面或下面；地方出现问题，中央政府就能很快地作出反应和决策。据说，曹魏传递信息的驿传速度一日为六百里。依当时的技术条件，这个速度应该说是比较快的了。不仅魏国如此，蜀国也大力进行驿传建设。例如：
48。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有安上，既险且远。嶷遣左右齐货币赐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嶷，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三国志·张嶷传》）
49。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钅尧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三国志·陆逊传》）
此外，蜀国为了加强成都与汉中前线通讯联络，“起馆舍，筑亭障”，沿途四百里，修了不少传递信息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再看吴国：
50。十二月，驿征大将军恪，拜为太子太傅。（《三国志·孙权传》）
51。广陵刘颖与有旧，颖精学家巷，权闻征之，以疾不就。其弟略为零陵太守，卒官，颖往赴丧，权知其诈病，急驿收录。（《三国志·严传》）
这些情况表明，吴国也建立了效率高的驿传制度。由于吴国和蜀国之间存在着联合抗曹的盟友关系，故两国间的信息交流很为频繁，史称“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集，申盟初好，日新其事。”不但政府间如此，两国官员之间也有不少信息交流，“信使不绝”。依靠两国间强有力的通信联系系统，吴蜀先后数次约期对强魏发动并举攻势，使其东西不能相顾。当然，即使是敌国，魏蜀之间和魏吴之间也有或多或少的信息交流和通信联络。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本文引用的一些史料中觉察出来。
根据史书记载，魏国为了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曾发明了一种奔走神速的马车：
52。帝性急，请召欲速。秀等在内职，到得及时，以望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卒五人，每有集会，望辄奔驰而至。（《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傅畅《晋诸公赞》）
53。宣王在汲，献等先诏令于轵关西还长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变，呼辟邪具问，乃乘追锋驰至京师。（《三国志·刘放传》注引《世语》）
以上史料的追锋车究竟是何物呢？查《三国志集解》曰：“晋志曰：追锋车去小平盖，加通巾宪为轺，车驾二匹。追锋之名，取其迅速也，施于戎阵之间，是为传乘”。可见追锋车是一种奔跑快捷的马车，常常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充当传达命令的通讯员角色，保证信息迅速地送达。在平常情况下，担负政治、军事等通讯任务的，主要是快马，如史书常说的“驿马召到”、“驿马诏止”、“驿马召（张）到京都”、“函头驿马传达”等等。显然，当时的快马就是最好的传播技术手段了。
魏国与吴国的辖区基本上是沿长江划界。为了防止魏国的侵犯和突袭，吴国曾经花大气力，沿着绵延数千里长的江岸修筑了大量专门用于传达军事信息的烽火台。史载如下：
54。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冠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庾阐《扬都赋》）
这种烽火台沿江而立，每隔百里、五十里、三十里修筑一座，发现敌人入侵则点火相告，传递敌情，信息一晚可行万里。孙权时期，一次傍晚在西陵（今湖北宜昌）点火，敲鼓三遍，信息已经传递到吴郡南沙（今江苏常熟）。在古代社会的技术条件下，这样快的信息传递速度，恐怕已经达到极限了。
魏国当时在西部边境，也修筑了烽火台。史载：
55。既与夏侯儒击破之，衡及邻戴等皆降。遂上疏请与儒治左城，筑彰塞，置烽侯、邸阁以备胡。（《三国志·张既传》）
魏凉州刺吏张既为防止出尔反尔的羌胡叛乱，有利于调动军队镇压，曾在境内广泛建筑了烽火台。看来，设置迅速而可靠的信息传递系统，是这个地方行政长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探讨、且又是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的问题，这就是纸张。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曾经指出：纸张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最经济、最方便的手段，使人类思想的知识模式产生了变革。我们知道，纸张发明于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05年），直至公元403年，东晋桓玄下令废简用纸，纸张才终于独霸了传播材料的舞台。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处于这段中间时光地带的三国时代，社会上的主要书写工具是什么呢？是
木版，是竹简，还是纸张？让我们先来看看史书的记载：
56。《初学记》引魏武令曰：“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三国会要》）
57。张既世单家富，念无以自达，为郡门小吏，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侍诸大吏乏，辄与。（《三国会要》）
58。（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三国志·阚泽传》）
59。封演《闻见记》：“魏晋以来，始有纸钱附。”（《三国会要》）
从以上史料看，我认为：魏国的书写工具是木版、竹简和纸张并存并用，纸张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奢侈品，否则就用不着魏武帝自下令裁决对官员使用纸张的供应办法和数量了。当时社会上已开始比较广泛地使用纸张，可能也是事实。关于这一点，从当时的檄文动辄便是洋洋数千言就可推断出来，因为竹简和木版书写长篇大论实在太困难，也不容易形成和发挥信息传播的辐射力。而在东吴，由于南方造纸原料远比北方丰富，因而很可能东吴的纸张生产状况和使用状况优于其他地区，不然阚泽何以能够从一般读书人家中获得“纸笔”呢？要么就是纸笔本身就是昂贵的货币替代品。至于封演说的烧纸钱习惯，决不会始于魏晋时期。因为在西晋时代，有的官员为官10年，以不书官纸而示己为官之清白；连东晋初期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练字时，都不敢用纸而用白色布帛，练成黑帛后再拿出做衣服。既然如此，这个时期谁还敢用价高的纸张去当纸钱烧呢？据推测，烧纸钱的风俗，肇始于唐代。因为自这个时期以后，由于造纸工业的发展和造纸技术的进步，纸张已不再是贵重物，而成为极为平常的消费品了。所以，尽管在三国时代的传播书写材料的市场上，木版和竹简还占有一定的份额，但纸张的威力和作用已经奏响了它必然取木简而代之，独霸传播材料市场的序曲，当时的人们似乎也已经听到了它雄视千年的豪迈绝响。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几个方面的研讨和分析，已经比较细致地勾画出了三国时代新闻信息传播状况的基本轮廓，从而使我们知晓了：尽管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年代，但是，由于承袭着两汉的影响和遗风，更主要地由于社会上存在着比较强烈的渴求和需要，三国时代的新闻信息传播与交流以及社会舆论情势，依然是比较旺盛，比较发达，比较充满活力的；依然是国家和社会乃至个人生活中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对作为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驿传体系建设的大力恢复和发展，使之构成比较有力的通讯网络，又为三国时代的主要传播媒介————檄文和露布（包括羽檄、布告）的畅达无阻，提供了硬件前提的保证，因而檄文和露布理所当然地成为三国时代新闻信息传播中力度最强、深度最远、广度最宽的传播媒介。显然，纸张生产的发展和进步，又从技术的角度支持了信息传播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