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海外，华人聚集区称为“唐人街”，而中华民族主体又以“汉人”自称。中国历史数千年，王朝更迭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直至民国到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何以国人只以汉人唐人自居，而不称之为秦人宋人或是明人清人？只因为汉唐之强盛给中华文明带来的骄傲深入骨髓，史书对汉唐之强，以“强汉盛唐”称之。
强汉与盛唐之所以强，只因为汉唐民风崇文尚武，充满进取、开拓之精神！虽也难逃封建王朝轮回更迭，两大帝国皆亡于内乱，而非后代皆亡于外敌入侵。汉代武功之盛自无须细表，如东汉末，国内已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之际，北方强敌如鲜卑、乌桓，虽控弦之士十数万，却始终无胆大举入寇，只敢在边境附近趁隙骚扰抄掠一番，可见汉军之积威之重，虽临死尚足以令胡骑丧胆。而国内任何一个军阀，只要回过神来，狠狠一击都足以让北胡西戎俯首称服。三国时代之公孙瓒、袁绍，西凉军团辶董卓、韩遂、马騰等，哪一个都能让游牧民族畏之如虎，甚至都能一纸文书就能让其等乖乖派出骑兵参与各自间的争战。曹操战败袁绍后，北征乌桓，只一仗就让乌桓骑兵死心塌地的从此为曹军效力，史书记：曹操拣选精锐数千令从军征伐，从此乌桓三郡为天下名骑。刘备令马超管理西羌各族，蜀汉历次北伐，羌一直为蜀军骑兵重要来源。
而以盛唐之威，除唐军名满天下之精骑、长槊、陌刀之外，太宗皇帝宽阔的心胸更创造了中华文明又一颠峰。胡汉一家，天下混一的气魄，让众多胡族豪杰们从根本上就认同了自己亦是唐人，民族概念变得模糊，青史留名者，为唐帝国开疆拓土奉献一生的非汉族将领数不胜数，典型如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黑齿常之、高仙芝等等包括安史之乱的肇事者安禄山与史思明，假设唐王朝自身不出现严重体制之误，谁能断言安史二将不能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史书之上？还有平乱的重要将领李光弼亦非汉族，乃是契丹人。
探讨安史之乱起因，实质就是唐王朝同时兼犯了好战与忘战的两大错误。对外扩张、好战，精兵劲卒俱交于边镇，而内地承平百年，军备松驰，民众忘战久矣，古人云：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而二错兼之，焉能不危！
唐天宝年以前，镇边节度使数年就得轮换，从未有一人可兼任二镇节度使十数年的。节度使功勋卓著者，自边地入朝后，往往亦授予重要职务，各部尚书、御史中丞、大夫者俱有，为相者亦不在少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出将入相”，亦是汉唐时期，乃先溯至秦、六国春秋、西周时代，国家有武事征伐，朝中各重臣实际皆是文武兼备，往往任命某御史大夫、某尚书中丞，某上卿等等为将，领军出征。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在唐中期以前，国家重臣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文武之分，如初唐名将李靖、徐世绩、程知节、候君集等，都不同程度担任过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大夫、州刺史等职务。武将多能任文职，文士亦能胜武事。唐以前官吏士人从成年过程中实际就是学得文武兼备，儒家六艺中，书包括经史、文武谋略、兵书战策，并非明清后的酸儒秀才，只知摇头晃脑背着之乎者也而手无缚鸡之力。如果你在汉唐时期说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等等，估计一个标准的儒学子弟就可以将你一箭封喉，一剑穿心！射与御，更是世家子弟、寒门士人的必修课程，连大诗人李白、杜甫，历史画像中从来都是腰间悬一长剑，汉唐之风，由此可知也，实际孔圣人自己，也是开得强弓，驾得烈马，史书记载其射术如神，尚有徒手格猛兽之勇，故六艺之中，武艺占了二项，可见孔圣人提倡的就是文武兼备才是治国之良才。如果孔夫子知晓了宋以后，明清诸儒生以手无缚鸡之力为荣，恐怕在九泉之下，每日仍会咯血三升…观中国历史，中唐以前，一个只知武事不懂文略，或者只具文才而不通武艺之人，如果出仕，一般都当不了大官，前途渺茫。当然投机专营取巧者除外。如安史之乱时，唐王朝各地的县令、太守等，佼佼者如显示出了非凡武勇与军事才能的张巡、颜真卿，每一个都是能让安史叛军倍感头疼之人物。也可以说中唐以前，每一个士人的目标都是学成文武艺，出将入相是读书人出仕的最高目标。
安史之乱，让唐王朝在四夷臣服，毫无外敌威胁下，忽然由极盛转向了衰弱。探其原因，直让史学家们扼腕叹息唏嘘。
安禄山为唐王朝服务了数十年，总不会如小说所云脑后有反骨，天生奸诈之徒。史书载安禄山与史思明皆勇猛善斗，同为“捉生将”，这个职位玩的应是九死一生的活儿，而根据人类品性特点，凡勇猛善斗者，或性恶，奸诈那是奸诈不到哪儿去的，随着权位益重，或许环境使人发生的变化。朝廷对其恩隆深重，作为重臣，安禄山与史思民亦不会不知唐王朝名将如云，整体军事实力远胜其二人之力，是什么原因让其等生出了造反之意，又能积蓄到能发动兵变的力量？
究其原因，有一个人起了至关重要之作用，就是权相李林甫，史书称其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恰如其人也！唐王朝除了边镇节度使轮换之外，朝中宰相也有任期，边镇节度使掌朝廷定制边军，负责边镇军政大事，但亦非一手遮天。尚有州刺史、太守等地方政府，亦掌有一定数量之军队，负责民政事务、边军后勤补给，戍卒轮换等等以制衡节度使之权，边地刺史、太守等主官，一般亦是文武兼备之通才。而节度使数年即轮换，如此制度下，节度使要谋反，实质非常难！而李林甫拜相后，为了长期独霸相权，对唐玄宗进言道：文人在内专事文事，武人在外专于武事。这实际上就是防止了外镇节度使入朝任重臣而分享自己的权力。又针对许多少数民族将领文化知识较弱的缺点，就算功勋再卓著，限于文治之弱也不可能入朝为相。于是又进言道：胡人自幼擅弓马骑射，既仰慕中华天威又粗鄙少文，只要给些恩义，无不死心塌地的为朝廷卖命，而且更能吃苦耐劳，相对于汉将，更适合为国家长期镇守边地，开拓疆土。如李林甫之意，最好边镇节度使统统由没有多少文化的少数民族将领专任，这样就永远的断绝了节度使入朝为相的可能性，以让自己长期独霸大权。老年昏聩的唐玄宗竟然听了这话以后，觉得深以为是。从此，安禄山等节度使开始了长期专任一方，这就给了节度使们有了蓄养私兵死士的时间，随政治逐渐腐败，府兵制潰坏，边镇军士轮换制度也逐渐形同虚设，节度使慢慢有了蓦兵之权，能独立蓦兵了，慢慢的地方财政权自然而然亦会部份或者大部份落入节度使手中，如此，边陲军事重镇节度使，慢慢地俨然就变成了如同独立王国。边军士卒们逐渐只知节度使之恩威，而不知有朝廷皇帝之恩威。其势已成，要谋反也只是覆手可为也。
李林甫为了一己私欲，破坏了朝廷制衡之制度，达到了个人目的，然而给唐王朝带来了无穷隐患！李林甫大权独揽后，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各级官吏都对其畏之如虎。当然李林甫还是有一定威望与能力的，他在宰相位置上，安禄山从来都不敢想造反。史料记载安禄山非常惧怕李林甫，常担忧什么时候一不小心得罪了李相，而被罢官问罪。胡人有胡人之思维，假设李林甫在位时罢了安禄山的职务，想必安禄山也只有乖乖就范。但如果要把安禄山下狱问罪，估计这杂胡出身的大将军必定会弃职逃亡，逃哪儿？北方大草原有的是地方。安禄山收养杂胡勇壮擅骑射者八千人为私兵，估计刚始时也不是为了造反而是为了万一被李林甫问罪时，保护自己逃亡的。大唐积威百年，如果不是自己暴露出懦弱无能虚弱，谁敢与之相抗？胡族将领，除非王朝领袖有如同李世民般独特气魄与胸襟，否则你要指望他们被问罪时，乖乖地如同汉人将领般送上自己的脑袋，实是非常之难！安禄山的前辈王忠嗣就因为得罪李林甫被贬，所以安禄山蓄养数千壮士，为逃亡作准备亦很正常！而杨国忠拜相后，让安禄山对朝廷宰相的态度，从敬畏转变成了蔑视，心态的变化促使了行为的变化，准备逃亡就变成了准备起兵。杨国忠拜相，靠得可不是才学，天下人尽皆知。此人志大才疏，不学无术。若知道谁瞧不起自己就想直接弄死谁，他向皇帝进言，直接了当就断定说：安禄山谋反。谋反若是坐实了，那是大逆之罪，要诛九族的，只要是连亲带故的都得被灭门！横竖都要死，安史之乱就出来了，李林甫在位，安禄山或不敢起兵，最多逃亡而杨国忠，安史叛军起兵后就直奔长安，号称“清君侧”。
这里分析一下安史之乱发生时唐王朝的军事布置。唐王朝是一个极富进取开拓精神之王朝，安史之乱发生并非是由于帝国军力衰退，相反却正处于极盛之时，西域的军事重镇安西，此刻正励兵秣马准备再次西进，以报怛罗斯兵败之仇，准备与阿拉伯联军再决胜负。而安史之乱的发生，安西精锐东进勤王从此再也无力西顾。由于李林甫对军将轮换制度的破坏，各镇节度使都开始自行蓦兵，而朝廷政策又是开边拓土，，可以说各军镇之边军，几乎每年都在打仗，只管向朝廷要钱要粮要军功赏赐，而兵却是自己招。唐王朝对各节度使所辖之军，亦有定制，奇怪的是安禄山的范阳节度使辖下，有朝廷编制之军九万，为各镇之最，可面对之敌，只是尚未崛起的契丹与奚，再加平卢镇所辖之军，安禄山与史思明，就拥精兵近二十万。其他各镇节度使，则各拥兵二至七万不等。如安西镇，则在二至三万。唐王朝对外开边不止，大战小战不断，而由于李林甫的原因，战争就成了边军的专业。而内地各军，数十年承平，不闻金鼓矛戈之声日久，太宗、高宗时期的精锐禁卫军，至玄宗后期，由于久不遇战事，也懈怠成了摆设。府兵制的崩坏，边镇自行蓦兵，内地之人亦无须再大规模轮替戍边，又使得内地诸除军备松驰外，民间也再无大批百战余生之返乡老卒。就是说边镇常在打仗，而内地又军备荒废，打过仗的人也不多。唐王朝的精锐之军，全分布在各个节度使辖下，天下精兵尽在边地，而中央又守备空虚，外重内轻。故此，所以说唐王朝同时兼犯了好战与忘战二错误。国家好战，而又让内地军民忘战！安史之乱发生后，幸亏其他边镇的节度使仍对朝廷无条件的保持着忠诚，如安西的封常清，段秀实，李嗣业等。北庭都护程千里，河东、朔方的李光弼、郭子仪等等，如果一个个都采取观望、犹豫态度，唐王朝立即就会土崩瓦解。史书记载，各节度使一接朝廷敕令，皆是立即就出兵平叛勤王，无一镇敢持观望态度。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当时唐王朝之威望尚盛，所以，安史之乱，源于权相李林甫的私欲与唐玄宗的昏聩，拿国家体制当儿戏。而安禄山，就是被这种私欲与昏聩产生的混乱体制一步步滋养大了野心，从一个一心想建立功勋的边将转变成了叛臣。安禄山久居高位后野心滋长，这野心最多也是个长期霸占一镇，贪恋权位之野心。想夺天下当皇帝，估计没这样蠢。或为被逼而走险亦末可知也。
以唐之强，何以不能迅速平息叛乱？就因为玄宗皇帝的又一昏聩决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
安史起兵之后，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正好回京述职。有大将正好在朝，理所当然会被任命平叛军统帅。封常清久在边地，对内地情况之了解犯了一个忽视民情的大错误，以为河洛地区的民众与安西四镇凉州西陲一般对战事习以为常。对皇帝夸下了海口，说只要打开洛阳武库，把兵甲装备用于征募民壮从军，然后整军出击，平定叛乱简单的很。结果，由于府兵制早已崩坏，洛阳、河南地之民承平日久，对于打仗生疏陌生的很，封常清征募了近十万大军，接战叛军，屡战屡败，连续的丧师失地，最后连洛阳也丢掉了，一直退到了潼关。消息传到长安，让皇帝恨的咬牙切齿，你封常清号称名将，威镇西域，临行又夸下海口，结果一路败绩，你这是不肯出力还是或有二心？皇帝根本就不愿意去分析实际情况，宠信十数年的安禄山叛乱，实际使唐玄宗对外镇将军们开始了猜忌，所以，唐玄宗再派高仙芝领军时，又派了太监边令诚监军。或许这时候，皇帝已经起了杀心，或许恨不得将所有外镇大将都找个借口来个诛杀干净了事。朝堂缺乏名相主持，杨国忠尽出昏招，皇帝年老脾气大，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而实际情况是：封常清领着新募的军队，除了极少数从安西带来的亲军外，估计不会超五百，其余俱是从未知战阵、战斗为何物的平民百姓，虽持众十万，实乃乌合之众也。就寥寥数百老兵领着十万人，未经充分训练磨合就仓促迎战叛军。叛军的成分却全部是唐王朝正规边军，百战精锐，渔阳突骑。封常清就在如此形势下，领乌合之众对阵虎狼之师，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虽败退千里却能够保证军队在败退时潰而不散，还能保持成建制的退守潼关，由此可见封常清之军事才能实际是非同一般，名将之称绝非浪得虚名。相对于宋末明末，女真铁骑兵威所至，朝廷大军普遍不战而潰，士卒潰散、丢盔弃甲，而同样承平日久之民，却能在号令下保持进退有据，败而不散，还能屡败屡战，唐代治军、民风之强也由此可见。而退到潼关后封常清辖下诸新军，一路且战且退实际已由开始的乌合之众慢慢地在向百战精兵转化，上过阵、杀过人见过血，老百姓就变成了合格士兵，多杀几次又能不阵亡，就成了精兵。取得了战阵经验之新军依托潼关坚城深沟，已足以与叛军相持，如果再经历数月攻防战，以高仙芝、封常清等之才能，又将为朝廷磨砺出数万精锐来。而此时叛军处境已十分不妙，河东、朔方等地勤王军纷纷而至，目标指向叛军老巢，各节镇的勤王军可非新募之军，与叛军一样，同为百战精锐边军，李光弼、郭子仪等将领，皆为久经战事之名将，与叛军交战，捷报频传。而河北等地各郡守们亦纷纷举兵抗拒叛军，受益于文武兼备之唐风影响，郡守中如颜真卿兄弟、张巡、许远等地方官吏，民政熟悉，打起仗来竟然也一个更比一个狠。
安禄山前锋困于坚城之下，后路又面临被截断之危，中间又四处狼烟，处处遭遇袭击抵抗。此时正如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死的心都也有了，开始责怪支持他起兵的那些谋士将领来。如果唐玄宗脑袋稍微清醒些，朝廷中有位能力强些的宰相，安史之乱不出一年就可彻底平定！
只可惜，只因为边令诚的片面之词，唐玄宗竟然立即下旨诛杀高仙芝与封常清，罪名是荒唐的克扣军饷，就地斩首，竟然连申辩机会也不给。由此可见，因安禄山的叛变，已经让皇帝对边镇大将彻底失去了信任，已可用恨之入骨形容。而后历代王朝又变本加历的继承了这种猜忌，崇文抑武被制度化的发扬到了极致，出将入相的荣光则永远的成了历史。
既然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此二人提出的依潼关坚守，以待敌四面受困的正确战略当然必须立即否决，否则这叫什么事？然后继任者哥舒翰（亦是名将）被迫驱新军与叛军精兵决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全军大潰。潼关诸军因高、封二人遭诛，本来就已士气大丧，军心混乱，各军统属亦陷入混乱，哥舒翰虽亦是当世名将，然对必败之役亦难于回天，如果抗拒出战，前面刚砍下的两颗脑袋就是下场…潼关失守，皇帝出逃，长安沦陷，以唐帝国之强盛，精兵数十万，名将如云，竟然让安史叛军绝境重生，把帝国搅了个天翻地覆，责任完全在于皇帝指挥混乱，瞎搞。从此朝廷开始了对统军大将的刻意防范，再也不敢把方面专制之权放给前方将帅，只开始信任宦官近侍，而宦官们又仗着皇帝的宠信对军队乱干涉、瞎指挥，竟让叛乱持续了八年之久，最后还留了个藩镇割据的尾巴。久而久之各镇效仿，皇帝逐渐地威信全无，唐末黄巢起义，义军能席卷全国攻陷长安，并非是义军战斗力非凡，实质乃各军镇按兵不动以观望天下形势，坐视长安陷落。等到皇帝给出了足够的条件后，河东军阀李克用的骑兵剿义军就像扫地一样容易。
安史之乱，除了给唐王朝的覆灭埋下一粒种子之外，又对中华文明的进程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改变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与风气。这个改变并非是由坏变好，而是由好变坏。历代统治者们对武将的提防与抑制愈演愈烈，文武兼备的士人之风转变成了崇文抑武的普遍思潮。汉唐时代有"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的说法，东汉光武帝刘秀少年时代，曾看着器甲精良的禁军卫士羡慕的说道：大丈夫当如是也…。他当时可不是想要当皇帝，估计想也不敢想，最大理想就是当一名禁军卫士！从军，那是许多汉唐青年才俊的远大理想！可见唐以前，军人社会地位之高，虽崇武但也从来不轻文，文武并重。而经安史之乱后，从皇帝至士丈夫们，整个统治阶层对武人们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之变化，开始了百般提防。到了宋王朝的建立时，同是武将出身的宋太祖，对武的压制更是走到了极端地步。北宋韩琦只是为了立威，就可随便斩杀狄青麾下大将焦用。面对狄青的苦苦求情，轻蔑回道："敢打仗，边关立些军功的算什么好汉？东华门戴红花的状元才是真好汉"。可见当时士人对军人的轻蔑已到了什么程度。文官屠一武将，如屠一狗。
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此开始了文武分道，文武对立，以武制文的传统思维。历代政权充分发挥了引导作用，要当官就苦读书，儒家文化中文武并重的六艺，武的技能被刻意淡化了，兵书战策也无足轻重起来，读书人首要的都是些诗歌词赋，忠孝礼义。当然这些也是好东西，但治国平天下的真技能却愈发遭遇到了轻视。读书人为了当官光宗耀祖，只有苦读书一条路，十年寒窗读出了许多脱离社会实践，又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在整个社会思维影响下，从学生时代就对"武”不屑一顾的文官们，在两宋时期，明清时代，旦被派上战场领军，许多人立即就没有了朝堂上的慷慨激昂，面对如林的刀枪箭羽，无不惊慌失措，常常把该胜之役打成了败仗。唐以后的宋，对外战争鲜有胜绩。而明清时代除了开国初期的雄烈外，往往在中后期都如出一辙，军无斗志，将无勇略。与汉唐时，虽是末期军阀混战，尚能令外族丧胆，实有天壤之别！
可以说安史之乱，造成了藩镇割据。促使唐王朝走向了灭亡，而后自宋开始，中国社会就开始了崇文轻武，继而发展成了抑武，从而经过百年演化又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特性，民族的进攻性、进取心消失了，整个民族特性变得安于现状，守旧、守成，乐于坐享其成。士大夫们的思维也因为自小就读死书而变的越来越僵化、死板！文人们只是醉心于诗歌词赋，再也没有了汉唐文化中的那种雄壮与豪迈。自汉唐时期，中华就知道极西之地有带甲百万之大国，发展到了清末时竟然还以为地是方的，西洋人的膝盖是无法弯曲的…民族的进攻性消失了，停止了对外开拓，也就是停止了交流，同时又停止了自己的发展，一个个王朝被外族灭亡，继任者又重复上一王朝的错误，到了明末清末，整个社会流行着好男不当兵的说法，这不能不说是民族之悲哀。
安史之乱对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是深远的，发生的多米诺骨牌效用，实质延续了上千年，时至今日，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文贵武贱仍是根深蒂固。而汉唐之威，也仍然深植于许多中国人的梦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