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江东、竞极长江进而图霸天下是孙吴政权的既定国策，但当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形成，孙吴夺取上游益州从而全据长江的计划因蜀汉的存在而受阻；同时北方曹魏强大势力的存在，孙吴也无力北向宛洛。诸葛亮言：“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这些因素迫使孙吴逐渐放弃了图霸天下的原有计划，转而全力经营长江防线，保有荆、扬，以期与曹魏及后来的司马晋对峙。
孙吴江防体系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首先从孙策渡江到赤壁之战，是防线初步形成阶段。其次赤壁战后至吕蒙夺荆州前，是扬州段防线的巩固阶段。最后吕蒙夺荆州到夷陵之战，是荆州防线及整个长江中下游防线的最终形成时期。
孙吴的江防体系由一系列的江防重镇组成，这些军事堡垒绵延长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然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加上孙吴民寡兵乏，因而能够重点设防的仅是少数几处战略要点。从整个防线来看，沿江共有三个战略支点，即江陵、武昌和建业。江陵居荆州之中，据之可西防巴蜀，北临襄汉；建业为根基所在，引江带湖；武昌则为荆、扬枢纽，南北要冲，对上下游军事动态起到全局掌控的作用。孙吴以这三个支点为核心，连结各军事要镇，分区设防，配属兵力，组织起整个长江防御体系。
“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隔。”这是三国鼎立及其疆域划分的自然地理基础。对于孙吴来说，为守长江，还需在江北建立纵深防御缓冲地带，即是淮南、襄汉，但是“敌在淮南，而长江之险，吾与敌共；敌在上游，而长江之险，乃制之于敌矣”，因而孙吴守汉又重于守淮，因为敌若据有淮南，虽可直逼长江，江南有倾覆之虞，但还不至于立时陷入危亡之境；而敌若据有汉南江北，则可沿长江而下，直指建康，江南便不免灭亡的命运，故而孙吴的长江防线又集中体现在荆州江防体系的构建上。
其中我们看到，处于此防线之中的武昌，地位尤其关要。武昌位于荆、扬之间，“其地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右连襄汉”，孙吴以此控制中枢，可支持江淮、进击襄汉、呼应上下。鉴于武昌地位的特殊性，魏黄初二年（221年）“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浔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这六县均为原荆州江夏郡、扬州庐江郡和豫章郡诸县中沿江之县。据此可知，武昌郡之设置，用意即在于以此为基础建立长江中游的江防体系。
为此孙吴加强了武昌防区的兵力部署，孙权迁都建业时，计划“使武昌有精兵万人……轻舰数千”。江北“以三万劲卒守邾城”，陆逊又从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据此，武昌为吴都时驻兵当为甚众。张大可先生认为：“上游荆州督从三峡到夏口一段常备兵七八万，夏口以东，建业以西的中游地段，以江北防线为前沿护固长江，常备兵十万以上。”迁都建业之时，孙权担心一旦荆州战事再起，西上逆流几千里，鞭长莫及，难以救援。于是“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智略者任将，常使严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东晋王述曾言：“武昌实江东镇戍之中，非但扞御上流而已；缓急赴告，骏奔不难。”此处可证武昌防区兼顾上下游的优越地位。
属于武昌防线的江防军镇有蒲圻、陆口、夏口、武昌、邾城、半州、柴桑等。其中夏口尤为关键，汉水与长江在此交汇，沿汉水北上，既是曹魏重镇襄阳，顺江流东下，又可直逼吴都武昌、建业；再者逆长江直上，可支援西陵、江陵战事，可谓武昌防区第一要害，故孙吴常以宗室戍守。黄龙元年，孙权迁都建业，武昌作为留都，由重臣陆逊辅助太子督守。《资治通鉴》谓：“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荆州战事虽缓和，武昌仍保有一定地位，其因即在于孙吴以其控制上流、屏蔽下游，武昌防区具有西御魏蜀、东藩建康的重要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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