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实行屯田，恢复北方的农业生产，许多人都承认其进步意义，但是也有人怀疑，屯田制是将农民组织在国有土地上，变为国家的农奴，而且剥削量达到十分之五六，是很重的，所以并非好制度，值不得肯定。
我认为，我们对于曹操的屯田制，不能孤立的去评价它，而应当结合当时的历史具体情况来考察。
曹操行屯田制是从建安元年（196年）开始的。我们知道，自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之后，六七年中，黄河流域一直军阀混战，人民死丧，土地荒芜，关中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关东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造成了普遍的粮荒。所谓：“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裴注引《魏书》）。这真是很可怕的现象。如果长此下去，将不堪设想。曹操这时仅领兖州牧，还要与袁绍、袁术、吕布、张绣等割据势力作战，如果想恢复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试问他有什么办法呢？
刘邦在消灭项羽，统一中国之后，下令军事复员，招流民还乡；西晋于太康平吴之后，颁布占田课田制，拓跋魏于统一中国北部四十多年之后，实行均田制。这些办法，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对于恢复或发展农业生产，都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样的一些办法，建安初年的曹操都是无法做的，而恢复农业生产的事又是迫不及待，所以曹操采纳枣祗的建议，施行屯田，不失为一种救急的方法。
屯田制是将流离失所的农民组织起来，在国有的荒废土地上进行生产，由国家供给农具与耕牛，免除屯田客的兵役与徭役（《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而剥削量则是十分之五、六。在许昌附近实行一年，收获百万斛，又推行于各地，“数年中，仓储积粟，所在皆满”（《三国志·魏志·任峻传》）。
最初行屯田制，虽名为“募民”，然常有强迫性质，所以“民不乐，多逃亡”，后来曹操采纳袁涣的建议，“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三国志·魏志·袁涣传》），作法上有些改善，推行就更顺利。
屯田制施行后，北方农业生产恢复，以至于“数年中，仓储积粟，所在皆满”，这当然是由于农民的辛勤劳动，但是在战乱之中，使农民能免于流离死亡，免于兵役徭役，而能有农具与耕牛，在荒废土地上安定的从事生产，曹操的屯田制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如果孤立的来看，曹操屯田制的性质是将农民变为国有土地上的农奴，剥削量之重达到十分之五、六，这当然是不好的。如果在全国统一社会安定的时候，行这么一套制度，甚至于可以说是反动的。那末，我们是否因此就否定屯田制呢？不能，因为就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看，算一算总账，劳动人民虽然负担十分之五六的沉重剥削，但是能够得到农具、耕牛，免除兵役徭役，从事生产，总比死丧流离生命不保要好得多，而且就整个北部中国论，也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挽转粮荒现象，所以我们对于曹操的屯田制还是肯定的。
但是当曹丕代汉之后，情况就又不同了。那时北方已经统一，局面安定，非复建安初年的战乱情况，而屯田客仍然束缚于国有土地上做农奴，担负十分之五、六的地租，比起当时自耕农的亩收四升，悬殊甚大。因为历史情况不同，这时屯田制已失去其进步意义，我们对于它的评价就要有所改变。魏末司马氏执政时，于咸熙元年（264年）“罢屯田官以均政役”（《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纪》），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再下令：“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虽然司马氏统治者的目的是为了“以均政役”，就是说，因为屯田客不服徭役，于政府不利，所以废除屯田制，扩大政府征发徭役的对象，然而在客观上，使屯田客从国家农奴的身份中解放出来，与自耕农一样，所以我们又认为这时屯田制的废除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