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是先秦时期一个重要诸侯国,从“地不过同”到“纵横五千里”,从子爵到楚王,楚国完美的诠释了屌丝逆袭的概念,但是相比于齐、晋、秦诸国,楚人是最为扑朔迷离的,族源姓氏到来源,到地点都城,到灭亡到兴起,他的一切都给后世的史学家带来了难题。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是先秦史料的稀缺,第二个就是后世史料的鱼目混杂,而最重要的就是后世所谓正统对楚国的抹黑,从上个三十年代开始,楚文化开始走入学者眼中,到七八十年代,楚文化开始绽放。关于楚人历史最为神秘就是楚人早期历史,所以这次就以楚人早期历史和大家一起议论一下。因为篇幅的原因,很多地方都是略过,所以又不明白或者有疑问有反驳的地方,都可以提出来,或者事后询问。
楚人早期历史是和楚蛮交杂的,楚、荆、楚蛮、荆蛮之间的关系由于先秦史料的稀少,所以古代的学者几乎千篇一律的归为楚国,虽然也有少数学者对这个提出了质疑,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直到上个世纪后,由于西周早期青铜器、楚国竹简的出土,让学者意识到商末至西周初期活跃在青铜器铭文、史料中的楚(荆)并非是后来兴盛的楚(荆)国,而是另一支也叫楚(荆)的楚(荆)蛮。
关于楚和荆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楚就是荆,比如杨宽、段渝等人,有学者认为楚人其实是荆人的一支,后来楚人壮大,就称楚为荆,比如王桐龄、王钟翰等人,有学者认为荆、楚并没有关系,荆即荆,楚即楚,比如王光镐等人,有学者认为楚原名荆,后改称楚,如苏仲湘等人,可见关于楚国国名都比较混乱。
但是按照西周初期周成王时期的卜辞有“楚子来告”、《清华简》称“楚”,可以看出楚人称楚是没有问题的,而同样是周成王时期的《荆子鼎》则楚人又称“荆”,《新蔡简》也称为“荆”,可以看出楚人的确是荆、楚通用的。
那么上面理清了楚人国名的问题,下面就要说关于楚(荆)和楚蛮(荆蛮)之间的关系。
楚来历简介:
根据出土的商代卜辞和西周早期青铜器来看,在商至西周早期,存在一个强大的楚国,比如商代卜辞“岳于南单,岳于三门,岳于楚(《殷契粹编》七三)“,这里的“楚”是做从林从木从,而卜辞中妇楚之从木从,两者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所以这两支楚应该是并非一支的。
第一则卜辞的“楚”代表的是商王朝在楚田猎,那么他的位置应该距离殷畿内不会太远,郭沫若、陈梦家认为河南滑县的楚丘。而妇楚之“楚”则代表这个楚与商王朝存在着联姻关系,有学者应该就是后世的芈姓楚人,从《楚居》中季连娶于商也可以得到证实。
那么通过卜辞来看,商代应该存在两支楚人,同样,通过青铜器来看,西周早期也应该存在着两支楚人,一支称楚伯,即滑县之楚。一支称荆子、楚子,即芈姓楚人。楚伯根据《矢令簋》记载:“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可以看出这支楚人应该位于这个叫“炎”的地方附近。这个“炎”,杨采华认为即指南方,楚即指的南方的楚蛮,也就是随武庚叛乱的熊盈部族。
按照杨采华的说法,指西周初年熊盈部族随武庚叛乱被平定,因此被周王朝从居住地南乡迁至江汉地区,受熊绎统治,即《楚世家》所称的“楚蛮”,与熊绎之“楚人”并非一支,熊绎楚人被周成王赐为芈姓、子爵,而此支楚人建立有罗国,后来的周昭王丧生之楚、噩、灭鄂之楚、周穆王所伐之楚、灭“汉阳诸姬”之楚,包括商朝所伐之楚,都是楚蛮,并非芈姓之楚。
杨采华认为楚蛮与芈姓之楚非同一支有待商榷:
一则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竹书纪年》则记载:“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可见“熊盈”即“淮夷”,按杨采华之言,一,武丁所伐之荆为熊盈,那么熊盈应当是商王朝的敌对国,那么又如何在西周初期参与武庚之乱,并终西周之世与周王朝为敌;二,武丁时期的淮夷势力尚没有发展到南阳一带;三,没有证据表明噩国为此“楚蛮”,噩曾与周王室联姻,为姞姓;四,若周昭王为此“楚蛮”所害,管仲为何指责楚人,楚成王又为何不辩解;五,言汉阳诸姬为此“楚蛮”所灭,但唐、随、申、蒋都为楚人所灭,如何来的“楚蛮”之说,且吴国在柏举之战中亦指责楚国在汉水吞并诸姬,若汉阳诸姬为“楚蛮”所灭,随即汉阳诸姬中最大的国家,岂非不知道;六,既然“楚蛮”一直被周王室打压(周成王、周昭王、周穆王、周厉王),如何还有实力去吞并汉阳诸姬,且还能攻到洛邑附近。
而最重要一点,就是楚国与罗国之间的关系,秦嘉谟本《世本》言:“罗氏,本自颛顼,末胤封于罗,国为楚所灭,子孙以为氏。”杜预《左传•桓公十二年》注为:“罗,熊姓国。”《楚世家•正义》:“罗,熊姓。”可见罗与楚同族,并非淮夷,若按杨采华之言,则是文献记载之误,即因为罗出于熊盈,以“熊盈”之“熊”为姓,因楚王族称熊,因此被后世误认为与楚同族,但杨采华之言或许是为了调和郭沫若的楚人来源东夷说与楚人来源中原说,此说并不可取。
此处的“炎”应该是指“郯”,而郯恰好位于东方淮夷之地,而此处的楚与熊绎之楚应该并没有关系,为商王朝的盟邦,与武庚一起叛乱,被灭亡,也就是河南滑县的楚。
那么也就是说楚人包括有两支,一支可称荆,多称子,即是芈姓楚人,一支是位于今河南滑县的商王朝盟邦的楚,青铜器称楚伯。
如果说河南滑县的楚国和芈姓楚人还比较容易区分的话,楚蛮河芈姓楚人就被大多数学者混为一谈了。
先来说一下楚人。比如《竹书纪年》记载:“(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这里的“荆”应当是指的芈姓楚人,因为在此之前商讨伐了楚人的盟邦昆吾、豕韦、大彭等,同样,作为夏盟邦的楚人也应该受到讨伐,再则荆蛮位于江汉区域,商汤翦灭夏羽翼是不会远至江汉区域的。同时由于楚人虽暂时降于殷商,但毕竟与商并非一心,因此不久即叛乱,武丁再次伐楚,比如《越绝书》作:“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委其诚心。”《商颂》也有武丁时期:“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同样,这也与《楚居》记载吻合,根据《楚居》记载,季连曾与武丁进行联姻,大概楚人屈服后为了生存与商王朝联姻以表示自己臣服于商。
季连,根据《楚世家》记载:“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即指季连在夏之时,季连生附沮,沮生穴熊,穴熊之后楚人开始衰微,或在中原、或在蛮夷之地,而根据《楚居》所记载,季连为鬻熊祖父,鬻熊即为穴熊,则季连应在商朝后期,而称“弗能纪其世”,大概是因为司马迁不能记录此中的楚人世周人系,因此误将季连作夏朝之时。
楚人虽短暂臣服于商,但毕竟与商存在矛盾,因此在周兴起后,其首领便投奔周文王,成为了周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楚蛮则与楚人相反,一直与周王朝是敌对关系。
荆蛮与周王朝所爆发的最大的战争,大概就是导致周昭王身死汉水了,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古之学者大多片面的认为周昭王为楚所害,如王逸在补注《天问》中“昭后成游”时说:“南至于楚,楚人沉之。”今之白寿彝、吕思勉、朱绍侯、魏昌、杨宽等人也都力主此说。但经过七八十年后楚国竹简以及西周青铜器的大规模出土,这种理论就经不住推敲了。
按《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说文》记载:“师,二千五百人为师。”六师,即一万五千人,按楚人当时弱小,是无法抗衡周昭王如此强大的军队的,且此军队是周昭王的精锐禁卫军,而且包括有南方诸多诸侯国。那么楚国有没有这么强大呢?根据《楚居》记载,此时的楚国甚至没有祭祀的小牛,国力不仅弱于权、庸,甚至连鄀国都远远强于楚,如果是伐楚,周昭王是不必要这么多兵力的,可能有人说,周昭王可能是炫耀武力,但按《史墙盘》也有铭文:“广能楚荆,惟患南行。”“能”为柔远能迩之“能”,是安抚怀柔之意,这个就足以说明周昭王所伐的楚势力当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周王朝对他的讨伐都有些力不从心,而试图采取安抚的策略。显然弱小的楚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二则按楚屈完答管仲言:“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可见楚人对于周昭王之死是矢口否认的,而管仲对此也无可奈何,杜预注也说:“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似乎周昭王并未讨伐楚人,甚至管仲自己也并未责罚楚人与周昭王作战导致周昭王的死,而是说楚人应当为周昭王的死负责,也并未说周昭王伐楚之事。
三,周昭王当时是为夺取鄂东南地区的铜矿资源,从青铜器时大量出现的“孚金”可以看出,其主要方向在鄂东,即经由南阳盆地绕到随枣走廊,而后渡过汉水,而楚人位于鄂西北,又并没有较多的青铜资源,甚至西周初期出土的楚国青铜器也屈指可数,仅仅荆子鼎,还是周成王所赏赐的铜矿所铸,与周王室并没有公开的矛盾,周昭王也没有讨伐楚国的理由。
而周昭王所讨伐的应当是江汉平原至鄂东一带的荆蛮部落,在鄂东的蕲春、麻城、黄陂等地,出土有殷商后裔方国遗址,但其下限至西周初期,大概他们就是周昭王所讨伐的对象之一,在出土的卜辞和青铜器中,也有关于西周的属国,我、举、方、曾、长子、望诸国与虎方作战的原因,虎方即徐,大概就是徐的分支群舒,关于虎方、徐、群舒的关系,限于篇幅的原因,如果做过多的赘述,可能时间不够,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李世源先生的《古徐国小史》。
也就是说荆蛮是指的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楚人是其中一部分,但不是所有的荆蛮或者楚蛮,荆、楚都是指的芈姓楚人。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史料一个原因外,还得益于楚黑和楚吹。
楚国的强大是中原所谓的正统主义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需要把周昭王的死夹在楚人身上,来宣传楚人的蛮夷之心和以下犯上。
而楚吹同样需要周昭王的死来宣传楚人的强大,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另外,很多人受史书中周昭王身死江汉的影响,认为周昭王对荆蛮的讨伐可能是失利的,但从青铜器来看,大量出现有“孚金”、“赐金”、“有得”等字眼,所以可以看出周昭王对于楚蛮的战争是胜利的,而且俘获了大量的青铜资源,尤其是在周穆王时,一举平定南方的楚蛮,也可以看出周昭王战争的影响,若不是周昭王对南方楚蛮的打击,周穆王恐怕平定楚蛮没有这么容易,而且在周昭王时期对楚蛮的讨伐大多只称荆、楚,而周穆王时期则出现了纣、纡、舒、越等,可以看出由于周昭王持续性的打击,荆蛮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这对于周穆王时期对南方的征伐是及其有利的。
那么,周昭王对楚蛮持续性的打击,造成了两个重要结果,一个是周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虽然在周穆王时期,对南方大量征战有所改善,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甚至连周王朝的铜矿运输线都无法有力保障,第二个就是荆蛮的实力大幅度的衰弱,因此才能被周穆王一举平定。那么这两个结果的影响是什么呢?
那就是楚人的崛起,周王朝与荆蛮持续性的战争,不仅使荆蛮实力的大幅度下降,而且使自身丧失了对南方的控制力,在江汉流域出现了权利真空现象,而对受周王冷落的楚人则迅速崛起,根据《后汉书》、《水经注》、今本《竹书》记载,楚人帮助周穆王平定徐偃王之乱,甚至直接起兵伐徐,按楚在鄂西北,楚所伐之徐,当为群舒,即虎方,地在今鄂东至巢湖之间地区,如《合集》6667其一:“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望”,岛邦男考证在今淮水上游北岸,第二则卜辞中的“举”,亦即举水流域的举国。这两个方国也出现在西周青铜器中,所以虎方应该在举、望两国之间,那么其东境当在鄂东北和豫东南,而楚人西周初期尚在鄂西北,却至鄂东北并且伐徐,可见此时的楚国其实已经较强大了,从不久熊渠就伐当时南方的大国庸、鄂、伐扬粤、称王就可以看出。楚人能在短短几十年就发展至此,其所依靠即是敏锐的眼光,趁周与荆蛮相争时迅速崛起,又趁江汉流域真空时进行扩张与发展。
楚人另外一个争议比较大的就是楚人的来源,主流说法有东来说、西来说、中原说、土著说等。
东来说,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淮夷,即在今淮水流域一带的夷人,其《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又认为“楚人”即“熊盈”,并指出:“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胡厚宣将郭说更进一步发展,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指出:“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亦同此观点,称:“查甲骨卜辞里有一片‘辛卯,婦楚…’的记载,可见殷代已有楚的国名。又‘鬻熊’或许就是‘祝融’的演变,他的时代当在殷代。楚王室实在也是东方的种族。周初的铜器铭文记载周王伐楚,驻扎在炎的地方,这该是后来的郯国,地在山东…《逸周书》记载周公东征熊盈十七国,俘回来的九国,‘熊’是楚氏,‘盈’就是‘嬴’,所以我们很疑心楚人同秦人一样,都本是东方的种族而被周人硬迁到西方的。”
西来说,如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说高阳》指出楚之先祖高阳氏颛顼发源于今西部的昆仑山一带。岑仲勉则将楚人与西方拜火教相联系,楚人尚火、拜火教也尚火,而“莫敖”读音与古波斯语中的“火教士”读音相同,“熊”与中亚拜火教中经文的“首领”读音相同,“芈”与“米底亚”两者“对音相同”,因此岑认为远古楚人即米地亚人,是随居住在里海西南的周人东迁的米底亚人一支,并反驳郭、胡、王东方说,认为颛顼、重黎、祝融都为西方族类和西方人物。
中原说,如屈原《离骚》开篇即言:“帝高阳之苗裔兮。”而高阳氏为中原上古帝王,可见楚人为中原后裔,而《史记•楚世家》也记载:“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旧许,即许国旧地,在今河南许昌一带,这也是几乎古代史料千篇一律的记载:
土著说,如范文澜《中国通史》、周谷城《中国通史》、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都主张的此说,即认为楚文化源于江汉平原的原始文化,即楚人为江汉平原的土著居民。
那么,下面对关于楚人起源进行一些讨论:
东来说,他的依据源于《逸周书•作雒解》中的“熊盈”,“熊盈”在《竹书》中称“淮夷”,淮夷大多以鸟为图腾,有鸟夷,而楚人又崇拜凤凰,二者皆为鸟;东夷重巫,喜用龟甲进行占卜,而楚人亦重巫;楚有令尹,为百官之首,而宋有令尹,又称大尹,徐国亦有令尹;“夷”“从大为弓”,虽甲骨文与金文中的“夷”与“弓”并无多大关联,多作“人”、“尸”,但东夷传说多神箭手的传说,如后羿等,楚人也多善射者,如熊渠、养由基、潘尫、蒲苴子、牛臣、陈音等。可见楚人与东夷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按《逸周书》称“熊盈”为殷东,可见熊盈部落的确生活在东方一带,那么此处的熊盈是不是后来南方的楚人呢?朱右曾认为熊盈与楚人并没有关系,将熊盈解释为徐、奄的同姓国,徐为嬴姓,奄为熊姓。但他的说法也是存在问题的,奄国为嬴姓,并非为熊姓,他的这种解释就不能作为依据了。
按此处的熊盈与徐、邶反叛,可见熊盈与周王室关系是不好的,且与武庚一起反叛,可见熊盈部族与商王朝是关系较为紧密的,但楚人却并非如此,楚人与周王朝十分紧密,二者不同,而《鲁周公世家》中所记载的周公在受周成王猜忌时而奔楚,也证明当时的楚国并没有参加反叛,不然周公不会逃奔楚国,也可以看出楚人并非淮夷,也并没有在周初时反叛,因此“东来说”可见是存在问题的。而从《清华简》来看,楚人亦当在鄂西北的睢山一带,邻近鄀国卜辞中亦有“楚子来告”,一则证明楚人与周人关系是非常好的,二则证明楚人地当近周,因此才能来告,显然作为淮夷从地理位置,政治倾向,国力都不符合的。
另外,童书业所依据的楚伯,上面已经说过,并非是芈姓楚人,而是另一支商朝的楚伯国,所以郭、胡、童凭借熊盈和楚伯来判定楚人来自于东方的淮夷族系,就显然是有问题的。
西方说,按楚人为芈姓,音“米”,从羊,据《说文》解释:“羊鸣。”《集韵》作“哶”,可见楚人与畜牧有关,而据徐中舒《先秦史论稿》考证,在殷商以前我国的东部地区是没有马、牛、羊之类的动物,可见楚人是由西方游牧和游农地区所迁的,而楚人有穴熊,“穴”,或许与穴居有关,而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至今尚有窑洞,窑洞即穴居的一种,因此似乎楚人是起源于我国西北方的一个民族,而起源地大概即在今陕甘一带,此也与《大荒西经》中西方有吴回、《世本》中陆终娶于鬼方、西方有吴回之吴国相吻合。但楚人之“芈”在金文中并不作“芈”,而是作“嬭”,以楚人芈姓,而“芈”为羊鸣来推断楚人源于西北、甚至是楚人为羌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西方所遗留的吴回后裔当时吴回支裔西迁所遗留的,而并非是吴回起源于西方。
对火的崇拜是世界许多民族的共同点,并不能以此来推断楚人为米底亚人,如摩尔根在调查了印第安人后在《古代社会》指出,人类的童年时代,把鱼类当作食物并获得用火的本领,由生食变成熟食,使人类的发展起了飞跃的作用。可见火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因此才会受世人推崇,恩格斯也指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分开。”而火在世界上也受许多民族推崇,如中国古代有祝融氏、燧人氏,现在如彝族,彝族在星回节(即火把节)会祭火,在有人逝世时,甚至让“毕摩”朗诵《指路经》后对死者火祭,以通过火进入另一个世界,而白族则把“避火猫”作为圣物,蒙古族则信仰《祭火经》、“乌特娘娘”,祭祀“火汗”、“火主”,而世界上信仰“火”的民族也不在少数,如图兰人、日本北海道的阿图努人、古墨西哥人、美洲西北部的奇努克人等,可见世界上信仰“火”的并只是拜火教与楚人。
那么西方说也没有多少实质性说服力,看看就行。
楚人为土著说提出者为林惠祥,他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主张此说,范文澜、周谷城、俞伟超、严文明、李玉洁、杨权喜都主张的此说,而在江汉地区的湖北郧西县、郧县、长阳县、建始县、大冶市相继发掘出的不同时期的人类生活遗址,以及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等也给土著说带来了旁证,但土著说的发展却被众多苗人学者所利用,给土著说带来一些阴暗,这里暂且抛弃部分苗族学者过于缺失严谨的言论。
翁家烈指出,荆蛮发源于今湖北省西北部的荆山一带,即荆州之南蛮,为南蛮槃瓢的一支,而南蛮即为三苗被尧舜驱逐后前居于江汉一带所称。而楚即荆蛮,又《楚世家》记载封熊绎于楚蛮,丹阳即荆蛮的中心区域,又楚自称为“南蛮”,因此楚即荆蛮、即三苗、及苗族先民。但翁家烈此说则将各说糅杂在一起,没有实质性的文献或考古证明,又将扑朔迷离的丹阳之地定在秭归,将荆蛮与楚对等,将三苗与苗族对比,将后世的“荆、雍之蛮”与荆蛮相对等,以得出荆蛮为槃瓢部落之后,未免太牵强附会了。这里不做过多的赘述。
关于楚人起源于中原,大多数史书都是采取的这种说法:
楚人同族的昆吾、豕韦、莒、彭、邾、郐也处于中原一线。
所以楚人也应当起源于中原地区,那么这里就不来叙述这些,而来说一些竹简是怎么证明楚人起源于中原的,关于楚人起源的楚简,主要有新蔡简和清华简。
据《楚居》记载:“季连初降于畏阝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陂。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日妣隹,秉兹率相,詈由四方。”
“畏阝山”,李学勤、郑杰祥认为就是《山海经•中次三经》的騩山、《中次七经》的大騩之山,又称“具茨山”,即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的具茨山;“抵于穴穷”,即“有熊氏之墟”,在今河南新郑市市区;“乔山”,即“鄗山”,“乔”、“高”古音近意同,可通假,鄗山在今河南郑州市黄河南岸;”爰陂”,或即“爰波”,有学者认为即“荥泽”,如《尚书•禹贡》:“荥波既猪…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郑玄云:“今塞为平地,荥阳人犹谓其处为荥泽。”在今河南郑州市古荥镇;“汌水”,即“汜水”,“汌”、“汜”从水,川”与“巳”二字古音相近,可通假;“盘庚之子”,即“武丁”。
从清华简可以看出楚人生活在郑州、新郑、新密一带,这一带也是楚人同族,妘姓郐国、邬国、鄢国以及昆吾等国所在地和附近,在《新蔡简》甲三11、甲三24也有文:“昔我先出自颛琐,宅茲沮、章(漳),以徙迁处。”
颛顼即高阳氏,也可以看出楚人是来源于中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