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1920年10月4日，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
李大钊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1913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在日本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他积极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1983年3月18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1883年——1933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生平经历
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
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
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19年参加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与提倡实用主义的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在京奉、京汉、京海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次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托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在孙主盟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改组委员。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11月返回北京，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与赵世炎等在京组织“沪案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
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著作编为《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主要事迹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三天就传入中国。当时真正看清十月革命真象及其伟大意义的，首先是李大钊。早在“1918年3、4月间，他就开始向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戴鹿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7页)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第一，他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第二，李大钊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十月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他无比兴奋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三，他指出，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但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和李大钊不一样。他虽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但在十月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把欧美式的科学与民主作为他奋斗的基本纲领。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和赛先生作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路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载《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2月，他开始对十月革命说了些公道话，但仍然认为十月革命还有“不是的地方”。(《公理何在?》，《每周评论》第8号)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扩大，特别是李大钊的宣传和介绍，陈独秀的态度也逐渐明确起来。1919年4月底，陈独秀写文章表示欢迎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开始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阐明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战争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觉醒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266页)这个开始的杰出代表是李大钊。
1918年11月，北京举行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讲演大会，一连讲了两天。当时的社会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在演讲中都异口同声称赞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英美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协约国及美国大战成功，……使国防全无之中国，后此患于军备之苦，亦以立国东亚”。(《民国日报》1919年1月15日)这种倾向，在当时一部分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他们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民主的“象征”、公理的“化身”。
唯有李大钊阔步登台，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讲。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1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三天演讲大会，李大钊又一次登台演讲《庶民的胜利》，它就成为这次演讲会的主题，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和结果。第一，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战争。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资本家国家的扩张主义，“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李大钊选集》第121页)李大钊还阐明了对待战争的态度，他认为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劳工阶级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且“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本阶级”。(《李大钊选集》第127页)
第二，指出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李大钊认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不可挡的潮流”，它将冲破历史上一切腐朽反动势力而最后获得胜利。他说:什么皇帝口列，贵族口列，军阀口列，官僚口列，军国主义口列，资本主义口列，“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落在地上。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
第三，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李大钊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李大钊还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必然要步德国的后尘，发动世界大战。而“那卖国的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从而尖锐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北洋卖国政府的罪行，不断地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
李大钊这些崭新的观点，精辟的论述，深刻的揭露，及时澄消了人们中存在的许多糊涂认识，使中国人民迅速地觉醒起来。一位当事人说:“当时帮助我们了解十月革命和国内外局势的人主要是李大钊同志，”“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思想和行动的启发”。(《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56页)匡互生说:“有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带强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钟暮鼓，一向消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从睡梦中惊醒，思想解放自是当然的结果了。”(《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49页)尤其使那些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迅速觉悟起像来，很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
陈独秀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比不上李大钊那样明确、深刻，经历了相信、怀疑和否定的发展过程。他在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看成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吹捧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由于社会上名流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不少青年们受了迷惑;既然连陈独秀都这么说，青年学生中受迷惑的人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大学生提灯游行，竟到段祺瑞住宅前表示祝贺。北京各校学生，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后来由于受了李大钊的积极影响和事实的教育，陈独秀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在1919年2月的《每周评论》第8期上，同时发表了两则随(感)录:一则题为《威大炮》，把原来他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威尔逊，贬低为一文不值的“威大炮”;另一则是《公理何在?》，把所谓“公理”、“民主人代表的协约国，转而斥责为剿杀十月革命、迫害反战英雄李卜克内西的刽子手，并气愤地连声直呼“公理何在?!”直到1919年5月1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2期发表评论，对帝国主义本质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啊!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并且号召人民开展相当的示威运动，彻底铲除“军阀、官僚、政客这三害”。陈独秀的上述观点，由于他是新文化运动创始人的身份，对推动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远远比不上李大钊所起的作用那样深刻、广泛和强烈。总之，在五四运动前，达到李大钊这种认识的先进分子，还是极少数。
提出了“直接行动”的口号，催生了五四运动
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策划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正义要求，遭到否决，却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一切权力全部让给日本，使我国主权受到极大威胁。到2、3月间，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而军阀政府又腐败不堪、软弱无能。一批爱国青年深感宣传、揭露已不能适应日益紧迫的斗争形势，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这时，李大钊多次向爱国青年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思想。“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逐渐酝酿着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重要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跟敌人斗争，推动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五四运动的发生就将成为势不可挡的事。
当然，陈独秀在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随感中，也提出了“直接解决”的思想，但在五四之前，学生们不可能看到这文章，对五四运动爆发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这对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总之，李大钊通过演讲和撰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指明了斗争的目标，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精神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