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称谓出现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其最初的涵义一直模糊不清。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一些学者认为是指五人，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匈奴“五部胡”的简称。苻坚所谓“五胡次序”，又被一些学者说成是图谶名，说成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预言北方各主要少数族将相继建国的谶书，使“五胡”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五胡”称谓的本源再作探究，重点是“五胡”的族属及所指五人的推定。同时，也尝试为“五胡次序”寻找更合理的解释。
一、“五胡”为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说置疑
《晋书·苻坚载记下》：(姚)苌求传国玺于坚曰：“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坚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通鉴》此事系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前秦苻坚建元二十一年，后秦姚苌白雀二年，385)八月。《小学绀珠》“五胡”条：“刘渊匈奴、石勒羯、慕容皝鲜卑、苻洪氐、姚苌羌。”《通鉴》胡注：“胡、羯、鲜卑、氐、羌，五胡之次序也。”“胡、羯、鲜卑、氐、羌”之“胡”，在此专指匈奴。上引王应麟、胡三省说，是迄今为止关于“五胡”称谓最流行的解释。
雷家骥说：“中、外学界对孰是‘五胡’……多采用宋元以来的广义解释，即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三琦良章又说：“‘五胡’一词的意思是五种少数民族，指三至五世纪从北方、西方移住中国的匈奴、羯族、鲜卑、氐族、羌族，基本上已成为常识。”不为无据，如陈寅恪就说：“五胡，谓五外族。”《晋书·刘曜载记》：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通鉴》晋明帝太宁三年(325)六月同。陈寅恪又说：“所谓胡、羯、鲜卑、氐、羌就是‘五胡’。”正是沿袭“宋元以来的广义解释”，确已成为学界的常识。
至于“五胡”何以会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据王树民说：淝水战前，“五胡”之名已正式使用，指的是各少数族“据有中原地区建号称帝者”(按其思路，应包括汉赵的匈奴刘氏、后赵的匈奴别部羯族石氏、前燕的鲜卑慕容氏、前秦的氐族苻氏)。淝水战后，羌族姚氏和鲜卑慕容氏又分别建立了后秦、后燕，所以氐、羌和鲜卑也都列于“五胡”之数。但匈奴加上氐、羌、鲜卑只有四族，此前谶书的编造者并未限定必有五族建立政权。后人觉得东晋十六国时期“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少数族，“主要的只有匈奴、鲜卑、氐、羌四种”，与“五胡”名实不相符合，于是就把“胡”和“匈奴”划作“不同的概念”，从匈奴中分出羯族来，以凑足“五胡”之数。
此说最大的疑点在于：既然东晋十六国时期“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少数族，“主要的只有匈奴、鲜卑、氐、羌四种”，后人选择这些族群的总称，何以不是名实相符的“四胡”，而是令人费解的“五胡”呢？对此，王树民本人也有所察觉，他说：“如果羯可以和匈奴分开，那么，鲜卑中的段氏、慕容氏、拓跋氏、秃发氏等也都应该分出来，賨人更要从氐人中分出来，而匈奴族中还有赫连氏、沮渠氏等，这样又超过五个民族之数了。”这就不免让人猜测：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五胡”称谓，是不是另有所指？
上引苻坚、姚苌的对话与图谶相关，以往史家对此多已留意，如《通鉴》胡注云：“无汝羌名，谓谶文耳。姚苌自谓次应历数，坚故以谶文为言。”“五胡”得以排定“次序”，前提就是“五胡”之名均见于谶语。苻坚否定姚苌称帝的资格，质问其于“图纬符命，何所依据”，又引“五胡次序”为证，都是出于这样的背景。
吕思勉进而指出：“此‘羌’字指姚苌而言，非指凡羌人。当时最重图谶，故苌以是求而坚斥其诬。”后来郭质起兵响应苻登，传檄三辅称：“姚苌穷凶肆害，毒被人神，于图谶历数万无一分，而敢妄窃重名，厚颜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仪实亦不育。”吕思勉谓郭氏“意与坚之言同”，并反诘说：“不然，图谶岂有不为一人造而为一种族造者邪？”不“为一种族造”而“为一人造”，正是图谶的基本特征之一。
王应麟解释“五胡”称谓的涵义，落实到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胡三省将“胡、羯、鲜卑、氐、羌”五族与“五胡”相对应；陈寅恪径言“五胡”为胡、羯、鲜卑、氐、羌“五外族”，看来都未必妥帖。至少在前、后秦交替之际，苻坚所谓“五胡”是指五人而不是五族。
《晋书·后妃传下·褚皇后传》载褚太后还政之诏云：“帝(引者按：指晋穆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褚氏还政事，《通鉴》系于晋穆帝升平元年(前燕慕容儁元玺六年，前秦苻生寿光三年，357)正月，此前各少数族“据有中原地区建号称帝者”，有匈奴刘渊、刘和、刘聪、刘粲、刘曜，羯族石勒、石弘、石虎、石世、石遵、石鉴、石祗，鲜卑慕容皝、慕容儁，氐族苻健、苻生；此后到苻坚被俘时(385)，又有鲜卑慕容儁，氐族苻坚，羌族姚苌，共四族(将匈奴别部羯族析为一族，则有五族)、十九人。如果“五胡”仅限于五人，又是指其中哪几族的哪些人呢？
考证羌族姚苌是否属于“五胡”，可能是一个便捷的切入点。“五胡次序”由图谶人物排列而成，其中既无羌族首领姚苌之名，见于图谶的“五胡”，就不可能包括其他羌族人物在内。《容斋随笔》所举“五胡”，羌族姚苌被排除在外，就是碍于“无汝羌名”的制约。这种处置，显得更为审慎也更为合理。
接下来的问题则有些棘手：“五胡次序”中，是否有氐族首领即苻坚本人或其父祖之名呢？另据《晋书·苻坚载记下》：(太史令王彫)尝言于坚曰：“谨案谶云：‘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圣讳也。又曰：‘当有艹付臣又土，灭东燕，破白虏，氐在中，华在表。’案图谶之文，陛下当灭燕，平六州。愿徙汧陇诸氐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之于边地，以应图谶之言。”雷家骥说“古月之末”(“胡末”)，指前后赵之末，不够准确；但他说“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指苻坚祖洪、从父健、父雄及坚本人，是不错的。雷氏进而说，该谶语“预言氐族苻氏将兴起于胡末”，显示“乱中州”之“胡”并“不包括氐人在内”，也可以信。
《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载蒲(苻)洪入关事云：时姚弋仲亦图据关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众五万来伐洪。洪逆击，败之。于是安定梁扰楞等并关西民望说洪曰：“今胡运已终，中原丧乱，明公神武自天，必继踪周、汉，宜称尊号，以副四海之望。”《通鉴》此事系于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前一年石虎死，后赵国内大乱，梁扰楞等人所言之“胡”，指羯族石氏无疑。“胡运已终”，又可与“古月之末”相参照。称尊在即的氐帅蒲(苻)洪，则肯定不在“胡”人之列；洪孙坚所说的“五胡”，也肯定不包括其本族——氐族及其首领在内。
诸史关于氐、羌与胡人(古月)称谓的记载，给我们一个启示：识别“五胡”族属的关键在于判定其当时是否称“胡”。孙仲汇说：“《史记》、《汉书》中称匈奴为胡是极普遍的，但对氐、羌二族却从未以胡字相称。除《史》、《汉》外凡宋之前皆无人称氐、羌为胡。”又说：“氐、羌与‘胡’无缘，当然不应列入‘五胡’之中。”此说虽然存在漏洞，但东晋十六国时期，氐、羌称“胡”的例子的确十分罕见。孙氏据此推测氐、羌都不属于“五胡”的范围，是可以成立的。
孙仲汇又提出，“五胡”不应包括鲜卑在内，他说：“鲜卑慕容廆辈受晋之封，与刘、石抗衡，故不能列入‘五胡’。”《晋书·慕容廆载记》载鲁昌劝说慕容廆接受晋廷任命，《通鉴》此事系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胡注：“晋室虽衰，慕容、苻、姚之兴，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陈垣说：“借王命自重，犹言拥护中央，其始叛晋者匈奴、羯耳，鲜卑、氐、羌，犹奉王命。”东晋前期的基本战略，就是联合鲜卑各部“与刘、石抗衡”，惟其如此，晋人是不会将其同盟者(“犹奉王命”者)与敌对者(“叛晋”者)混为一谈而统称“五胡”的。
《晋书·张祚传》录张祚称王时下书曰：“昔金行失驭，戎狄乱华，胡、羯、氐、羌咸怀窃玺。”张祚称王事，《通鉴》系于晋穆帝永和十年正月，在褚太后还政前三年。张氏所列“乱华”之“戎狄”，有胡、羯、氐、羌而没有鲜卑。说明直到前燕称帝两年后，晋人仍未将鲜卑慕容氏当作敌手，更不用说与“乱华”的“戎狄”相提并论了。其间褚太后诏称“五胡叛逆”，“五胡”应该在张祚说的胡、羯、氐、羌之中，与鲜卑无关。
雷家骥又提示：在苻坚眼里，被前秦攻灭的“东胡鲜卑”——鲜卑慕容氏，同样不属于“胡”的范围。笔者也认为：秦人的图谶不会为燕人造势，更不会是鲜卑慕容氏所使用的版本。尽管鲜卑偶尔也称“胡”，但那是因为他们在旧史中被视为“东胡”的缘故。“东胡”之“胡”与“五胡”之“胡”，其实是两回事。综上所述，从张祚称王(晋穆帝永和十年)到褚氏还政(升平元年)，再到苻坚败死(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前后30余年间，东晋十六国的汉族与少数族人群，在观念上都是将鲜卑、氐、羌三族同“五胡”相区别的。也就是说，那时“五胡”称谓所涉及的五人，未必分属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