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正,常;观,示,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
他像荀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征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平东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联姻吐蕃、和高昌,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东方是世界的国际盟主。
总之,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他曾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过苛地对待民众。因此,他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并留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当官,不计身份,不别亲疏,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
首先,他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能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王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太宗举贤任能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机构中庶族地主占优势。
其次,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
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