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良派势力发动了一场血腥政变，政变的结果是，持续了百余日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国外，光绪皇帝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重新掌权。
在整个变法维新运动中，维新派虽然总是小心翼翼，想尽量不触动顽固守旧势力，采取和他们妥协的办法，来实现改革；可是，维新派任何一项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总不能不触动顽固守旧势力，不能不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因此，百日维新一开始，顽固派和维新派的斗争，就顿时激烈起来。
1898年6月15日，当“明定国是”的诏书颁发才四天，慈禧太后就逼迫光绪皇帝下令将翁同稣革职，赶出北京。翁同稣是光绪皇帝的亲信大臣，在帝党和维新派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将他革职，当然大大削弱了变法维新的力量。接着又规定，凡是授给二品以上大臣新职，都要到太后面前谢恩。这实际上是控制光绪皇帝的人事任免权，防止维新派获得高级官职。
6月23日，慈禧太后又逼迫光绪皇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北洋三军是清朝政府最精锐的部队，当时驻扎在直隶境内。让荣禄统率这支军队，实际上是控制了北京。慈禧太后又用光绪皇帝的名义，宣布10月19日往天津检阅军队，准备到时候发动政变，逼迫光绪皇帝退位。同时，慈禧太后还派出大批亲信太监，暗中监视光绪皇帝，把守内廷各处宫门，盘查出入人员。维新派和帝党，已经落进了慈禧太后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中。
维新派既没有掌握军政实权，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从来都是十分错误的。他们把当时各地进行反帝斗争的人民群众视作“盗匪”，命令官员查拿、镇压。在这危急的时刻，他们当然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反复商量，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托庇于袁世凯。袁世凯早年曾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这时在荣禄部下，是北洋三军中的重要将领，他的军队就驻扎在天津附近。
当变法维新高涨的时候，他曾投机参加强学会，一度表示过赞成变法。康有为想，如能把袁世凯争取过来作为靠山，事情就好办了。因此，他建议光绪皇帝重用袁世凯，“以备不测”。光绪皇帝发出上谕，召袁世凯来京，并于9月16、17两日接连召见，赏给他侍郎衔，命令他专办练兵。袁世凯其实到北京就遍访权贵，早已摸透了内情，只是不动声色罢了。
这件事，很快被后党知道了，荣禄马上抽调一支军队到天津，沿着天津到北京的路上布防，防止袁世凯的军队调动；又抽调一支军队到北京，驻扎在城外，加强京城的警卫。这时候，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完全失去行动自由，心里非常焦急。他在17日托林旭带密诏给康有为，告诉他大祸临头，皇位不保，要他赶快设法解救。
康有为第二天接到密诏，立即在南海会馆召集梁启超、康广仁等商讨应付办法。可是大家面面相觑，束手无策，急得抱头大哭。最后，还是课嗣同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冒险去找震世凯，说服他出兵帮忙。当天深夜，谭嗣同独自来到了袁世凯的寓所，几句寒喧之后，就试探着问：“你对皇上的看法如何？”袁世凯早已猜透了谭嗣同的来意，假意回答：“那还用说，皇上是当代的圣主！”
谭嗣同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吗？”“嗯，听到过一点传闻。”袁世凯点点头。谭嗣同这时拿出了光绪皇帝的密诏，给他看过，将维新派的全部计划也和盘托出，要他扶持光绪皇帝诛杀荣禄，消灭后党。谭嗣同激昂慷慨地说：“今天只有你能救皇上。如果你愿意，就请全力救护；如果你贪图富贵，就请去颐和园告密，把我杀了，你可以升官发财！”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驾的责任，你有，我也有！”还说：“阅兵时，只要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兵营里来，杀荣禄就象杀一条狗那么容易！”
后来，他又郑重其事地说：“此事关系重大，我得立即返回天津，调换几名军官，贮备一些弹药。”谭嗣同信以为真，以为策划已经成功，再叮嘱一番，才起身告辞。20日，光绪皇帝又一次召见袁世凯，要他保护新政。退朝之后，袁世凯匆匆赶回天津，一到天津，就去向荣禄告密。荣禄得报后，连夜乘专车进京，赶往颐和园去向慈禧太后报告。
袁世凯由于这一叛卖行动，从此飞黄腾达起来。他用维新派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而将变法维新运动陷于血泊之中。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这天一大早，慈禧太后就从颐和园赶回北京，直入紫禁城，怒气冲冲地闯进光绪皇帝的寝宫，拿走了所有的奏稿，把光绪皇帝囚禁在南海的瀛台。对外则宣布光绪皇帝生病，不能亲理政务，从21日起由慈禧太后“临朝听政”。同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和倾向维新的官员。百日维新期间推行的全部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外，都被废除。
康有为在20日已经离开北京，第二天从天津搭乘英国轮船逃往香港。梁启超得到日本使馆的保护，也化装逃到了日本。只有谭嗣同还在到处活动，想要营救光绪皇帝。有人对他说，这样太危险了，劝他赶快逃走。他回答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而能成功的。中国今天没有人为变法流过血，所以国家不能昌盛。现在就算从我开始吧！”他已抱定了为变法牺牲的决心。9月28日，他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秀深、康广仁一起，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遭到了杀害。他们被称作“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在临刑前，挺胸昂首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为了拯救国家民族，甘愿流血牺牲，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但是，维新派要求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却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光想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事实说明，这只是一种幻想。谭嗣同临死前“无力回天”的呼喊，表明了他们的幻想的破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至此彻底失败。
戊戌变法本来一场是变法运动，为什么却变成了权力争夺的行动？
有人说，“戊戌变法”中发生的各种争执，其实并不是变法本身的问题，而是权力斗争的问题。这个说法，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其实，守旧派们虽然并不支持变法派的做法，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如果当时中国这种面貌得到了改变，他们肯定是非常高兴的。这其实是人之常情，旧有的一切，已经证明不行了，为什么还要守住不变的，除非智力有问题。
比如慈禧太后，虽然从光绪亲政变法开始，她就不断地抱怨，但是并没有行动。同时，虽然不断有人在她面前进谗言，让她重新亲政，但她也没有就此夺权。只是后来，慈禧听说光绪及变法派准备囚禁她的时候，她才先下手为强，把变法派抓起来，同时把光绪囚禁起来。
如果变法派没有要囚禁慈禧的打算和行动，慈禧可能也不会断然把变法的事情中断，捕杀变法人士，囚禁光绪。而且，如果有某种方式能让当时的清朝富强起来，慈禧其实也是积极支持的。比如后来她曾支持义和团运动。就是她认为义和团能够打败洋人，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这说明，慈禧是并不反对进行变法的。
再比如荣禄。荣禄算得上是扼杀“戊戌变法”最积极的朝中重臣，是最顽固的守旧派。但事实上，荣禄的思想其实并不守旧，他也是希望通过变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的。根据史料记载，荣禄多次和林旭等变法派谈到自己关于变法的主张。不过，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变法的观念很不一致。他有什么不一致呢？
一是变法的范围不一样。变法派认为当时的清朝如同一座已经朽坏的大厦，必须迅速拆掉重建。而荣禄则主张用修补的方式，哪里坏了就修补哪里。二是变法的侧重不一样。变法派认为必须要从制度和法律上进行彻底的改变，而荣禄认为重要的是军事和财政收入的改变。为此，他让袁世凯进行小站练兵，就是他变法的举措。三是变法的速度不一样。变法派主张急变，迅速在全国铺开。荣禄则主张缓变，慢慢地来，先试点，再向全国铺开。
我们这里不评价变法派的变法主张和荣禄的变法主张孰优孰劣，我们说这些，只是想表明一点，守旧派中最重要的骨干大臣，其实并不是不赞成变法的。既然都是支持中国应该有所改变，都是支持变法的。为什么最终守旧派要残酷绞杀变法派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变法刚刚发起不久，变法改革，就变成了权力争夺。中国古代的历次变法，无不是这样的结局。商鞅变法，无疑算得上古代中国最成功的变法。可是最终，秦惠王为了夺取权力，一上台就把商鞅给杀了。他杀掉商鞅，但是并没有改变商鞅的那一套，秦国还是按照商鞅变法的内容往前推进。
王安石变法，也很快变成了权力斗争。先是变法派王安石和守旧派司马光等人的斗争，接着是变法派内部王安石和吕惠卿等人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最终演变成了激烈的朋党之争，整个朝廷的朋党之争，连皇帝也参与了进去。以至于到南宋的时候，宋高宗还认为王安石变法是造成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这与王安石变法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变法性质迅速就发生了改变，从变法改革变成了权力争夺。
戊戌变法也一样。整个“戊戌变法”过程，就是一套毫无章法的突变。光绪皇帝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发布了上百道变法的诏书。而且这些变法毫无舆论上、制度上的保障，并且没有明确的实施步骤。
而且为了尽快地实施变法，变法派进行了大量的人事调整。支持变法的，被推到重要的岗位上，不支持变法的，则靠边站。也正是这种人事调整，让守旧派不满。包括变法派准备囚禁慈禧，也是一种夺权行为。慈禧没有了权力，她当然不高兴，所以要发动政变。这一点，也许是古代中国政治的一种特色吧，戊戌变法，古代中国最后一次变法，最终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