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以及由他领导的奉军，可谓无人不知。这支在北洋政府时期叱咤风云、长期割据东北实行自治的庞大军系在民国军事史上占据着重要篇章。张作霖能从一介草莽发展为东北王，并一度入主北京中枢，与他的把兄弟们是切切相关的。本文所要介绍的便是张作霖和他那些分分合合的把兄弟们。
树大招风
清朝末年，东北不稳，尤其是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为各路豪杰提供了崛起的机会。这其中就有新民府巡警中营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盖字营管带马龙潭、东亚义勇军统领冯德麟、辽源捕盗营把总吴俊升，以及在盛京将军增祺麾下效力的戈什(侍从武弁)孙烈臣。日俄战争结束后，前述诸人因在战争期间立功而各获擢升。
为了能在奉天获得更好的发展，张作霖与马龙潭、冯德麟、吴俊升、孙烈臣等人结成同盟，他们决定结拜为兄弟，相互提携、共同发展。于是前述五人加上张作霖的部属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一共八人于1907年互换兰谱，以年龄为序结为兄弟。马龙潭(1857年)居长、吴俊升(1863年11月21日)次之、冯德麟(1866年)为三，之后分别是汤玉麟(1869年12月22日)、张景惠(1871年6月21日)、孙烈臣(1872年6月23日)、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张作相(1881年3月8日)。
八人中，马龙潭是振威将军之后，文武全才，有儒将之风;吴俊升和孙烈臣以贩马为生，先后投军，吴从伙夫干起，长于骑兵，孙在机缘巧合下因护送盛京将军避险而入伍;冯德麟出身乡勇，后落草为寇，得日军扶持而成立义勇军;张作霖等其余几人则都以“保险队”起家。
八人结拜后不到两年就将奉天的大部分军队掌握在手。至1909年，张作霖的前路巡防营、吴俊升的后路巡防营、冯德麟的左路巡防营、马龙潭的右路巡防营合兵占去奉天军队的五分之四，孙烈臣、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则都在张作霖麾下任管带。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兄弟八人合作亲密，在东北干得有声有色。然而这一切在1911年发生了变化。
1911年10月，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这一任命，使奉天的五路巡防营，张占其二，将原本张、吴、冯、马四部的平衡彻底打破。其结果是，八兄弟产生了裂痕，这其中尤以冯德麟最为突出，吴俊升次之。产生裂痕的理由倒也简单——一起出的道，又都是平级，凭什么张作霖先出头呢?
想归想，但出于自身利益，把兄弟们还是维持着合作，倒也相安无事。总之是大家各自发展，井水不犯河水。
1912年民国成立后，张作霖的部队改编为第27师，冯德麟的部队改编为第28师，马龙潭的部队改编为东边镇守使署，吴俊升的部队维持原番号并抽调一部编组骑兵第2旅。孙烈臣任第27师54旅旅长，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皆为第27师的团长。
这次改编，使冯德麟的实力赶上了张作霖，冯也因此有了与张平起平坐的感觉。既然旗鼓相当，又都是在奉天混饭的竞争对手，冯张之间的裂痕也就更大了。此时的冯张表面无事，暗中则互斗频繁，尤其是在谁进驻奉天省城的问题上，双方几乎撕破脸。
终究是张作霖棋高一招，在取得袁世凯的支持后不仅入主奉天，还在1916年4月成功当上奉天督军，7月又兼任奉天省长，成为奉天的最高军政首脑。这么一来，冯德麟又给比了下去。“凭什么老七这么出风头?”冯德麟在同样对张作霖心怀不满的吴俊升的暗中支持下，决心和张作霖对着干。
分分合合
一个团体要出问题，必从内部不稳开始。冯德麟很快就找到了机会。
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后，照例要将师长的位子留给别人。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第27师师长一职自然是要留给“张家军”的人来接掌。当时有资格接任师长的无非就是已经升任第53旅旅长的汤玉麟和第54旅旅长孙烈臣。
以亲疏为界，汤是“保险队”元老，孙只是半路入伙。但绿林出身的汤玉麟平素粗野无知，去战场和敌军硬拼确实是好手，但要担负起“张家军”未来的重任，明显不如老成沉稳的孙烈臣。因此，张作霖选择了孙烈臣。
汤玉麟不干了，这位与张作霖有生死交情的“汤二虎”提着手枪跑去督军府质问。在被张作霖拒绝会面之后又拿着假造的陆军部任命企图强行接管部队，却又被张作霖及时制止。汤玉麟因此和张作霖公开撕脸，带着部队叛出奉天城。
冯德麟知悉后立即派兵接应，他打算和汤玉麟合兵一处后同张作霖分庭抗礼。冯德麟没料到的是，张作霖处事果断，很快就派“老五”张景惠接任第53旅旅长稳定该部，导致汤玉麟实际带走的部队只有三个营。另一方面表示愿意暗中支持的吴俊升中途变卦，对此事件采取中立，弄得冯德麟不知怎么走下一步棋。
事情僵持了不到一年，心急的冯德麟为“打开局面”头脑发热地跑去支持张勋在北京的复辟。结果张勋事败，冯德麟也在北京沦为阶下囚。陆军部遂于1917年7月10日任命张作霖为第28师师长。
张作霖为顺利接管部队，一方面将第27师师长之位正式移交给孙烈臣，并提拔老八张作相为第54旅旅长。另一方面争取到对冯德麟素有不满的第28师56旅旅长汲金纯的支持，许以第28师师长继任师长的利益，成功将该师争取到手。与此同时，为保证接管期间不发生外变，保荐吴俊升为第29师师长，与吴重修旧好。
在掌握28师、争取29师后，张作霖没有停止统一奉天军政的步伐，他接着保荐大哥马龙潭为四洮铁路督办。马龙潭当时年事已高，本就无意争权，干脆顺水推舟地就任新职，将部队交由张作霖改编。
就这样，张作霖平息内乱，消除外患，真正成为奉天军政的一把手。至于曾经与之为敌的冯德麟、汤玉麟，张作霖也没落井下石，他派人疏通北京政要，在争取到冯德麟重获自由后又打通环节通过北洋政府任命冯为“三陵督统”，负责管理永陵、东陵和北陵，这一差使虽无兵权，但财源不断，也算是对冯的一个交代。对于汤玉麟，则在闲置一年后重新起用，历任军政要职，直至将热河军政交付于汤。
奉张起落
张作霖统一奉天军政后，八兄弟去其二，剩余六人则以张作霖为首。此时，张作霖大力扩编军队，以结亲的方式吞并吉林，以挑拨内斗的方式控制黑龙江，由孙烈臣为吉林督军、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张景惠和张作相分掌奉天军队。东三省遂入张氏之手，昔日的老七已成众兄弟之首。
掌握了三省大权，张作霖开始计划入主关内。他先是在1920年联合直系推翻皖系，掌握察哈尔、热河两省。接着又在1922年与直系开战，却不想兵败败退出关，连带手下大将张景惠也投了直系。
这位卖豆腐出身的老五在张作霖创业时一直是副手，俨然“张家军”二号人物。无奈能力有限，先是被“汤二虎”赶超，接着又被出类拔萃的“孙九功”占据“二号”地位，内心怨言颇多，以致被任命为察哈尔督统兼第16师师长后将相关军政事宜全部下放给参谋长，自己整日待在北京新购置的寓所中沉迷酒色。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张景惠虽然率部参战，但行动迟缓，又因与直系有过密切联系而无心力战，以致张作霖兵败后认为奉系大势已去而投奔了直系。不过对于张景惠的背叛，张作霖倒显得十分大度。三年后，他重新接纳了张景惠，并将其扶上了陆军总长的高位。
张作霖退回东北后痛定思痛，一方面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另一方面改革军队，大量提拔年轻俊材，并任命孙烈臣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统监。不想孙烈臣于1924年4月25日因病早逝，使张作霖痛失一位重要助手。据说孙烈臣死前一天，张作霖特地前往探视，问其有什么遗言。孙烈臣说：“您老要想多干几年，我死了以后，最好让辅忱(张作相)来接替我。”孙烈臣死后，张作霖特命长子张学良主持丧葬，并为其建陵、修祠、铸像，另一方面任命八弟张作相为吉林督军。
此时的八兄弟，马龙潭、冯德麟早已淡出，孙烈臣去世，张景惠叛离，就只剩下继续执掌黑龙江的吴俊升，新掌吉林的张作相，以及重新从旅长干起的汤玉麟。这其中以张作相办事沉稳得当，而得到张作霖的重用，终成其“辅帅”之名。
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打败直系入主北京，可是好景不长，随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动乱，以及直系余脉孙传芳的崛起，迫使奉系再次退回关外。1927年张作霖第三次入关争雄，并成功当上了安国军政府大元帅，但在与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的对抗中，仅过一年又告失败。在此期间，冯德麟于1926年8月11日病逝。对于这位昔日的把兄弟兼老对头，张作霖也特意拨付了一笔丧葬费，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死于日军安置的炸弹，他的二哥吴俊升也一并遇难。张作霖一死，东北由谁掌权，成为一时焦点。此时的张作相可谓众望所归，但老八却拒绝继位，反而和汤玉麟等元老拥护张学良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年12月31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张作霖死后的那些把兄弟们除了马龙潭引退外，也都跟随成为国民政府的一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剩余的四位把兄弟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汤玉麟，作为热河省政府主席兼第55军军长，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一枪未放而丢失全省。事后被国民政府撤职，并一度遭到通缉，他于1937年5月在天津病逝。
寓居四平的马龙潭屡次拒绝了日本军方和伪满政府请其出任伪职的要求，并“以头撞床，宁愿一死”。这一事件曾被《大公报》以“马龙潭触日人之怒”为题予以报道。马龙潭于1940年病逝。
张作相在张作霖死后继续辅佐张学良，直至1933年张学良因长城抗战指挥失利宣布下野为止。此后张作相空挂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的虚职，于1949年5月7日在天津病逝。
张景惠先是背叛了“老帅”张作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又背叛了“少帅”张学良，成为伪满政权的开国元老。伪满垮台后，他被苏联军队逮捕，后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于1959年1月11日在狱中病逝。作为八兄弟中的老五，他虽然活得最久，但却是唯一一位当了汉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