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就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仅此一例，千古流芳。
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就像北京“的哥”开出租车喜欢和乘客议论国家大事一样。北京“的哥”是在小车里议论，范围很小。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他们议论什么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以论执政”，就是议论国家大事。当然，有赞扬，也有批评。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下，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把乡校封闭或是毁掉，怎么样?
然明知道，子产曾说过，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才能靠宽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因为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而水性柔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会因此淹死。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客气。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料。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做药来吃吧。”
然明非常佩服，他说：“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要是照您的办法实行下去，郑国就有希望了!”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面，在子产那里得到了统一。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这件事，孔子倒非常赞成。比子产小30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极力称赞说：“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
孔子这样称赞子产，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面对诸多君主闭目塞听的弊政，子产不毁乡校成了人们往复谈论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韩愈狂妄自大，很少说人家好话。比如他的朋友刘禹锡、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韩愈就出言不逊，咒骂刘、柳是“小人”，刻薄之极。可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
大概韩愈被感动得可以，这位以卫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笔竟如梁启超一般情溢笔端：
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
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驱逐出去了。
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一位大学教授发言说，他的苦恼是，舆论监督这个东西是舶来品，缺乏本土资源。面对我们的传统，提倡舆论监督，似乎不怎么理直气壮，缺乏说服力。
谁说舆论监督只是西方的产物呢?子产的政绩，孔子的支持，韩愈的赞颂，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有着悠久的本土资源，这也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
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产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辉煌政绩。仅此一端，就值得写一篇大文章。
在子产大刀阔斧改革之际，古希腊雅典的著名改革家梭伦稍后也登上改革舞台，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改革的竞赛。
贵族出身的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执政官，随即着手改革。
当时雅典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债务奴隶。农民破产，要把土地拿去给贵族做抵押。如果过一段时间仍旧还不了债，不但会彻底失去土地，而且自身和子女也都会沦为奴隶，被送到市场上卖到国外，这就是债务奴隶，从而造成雅典社会关系极其紧张。
梭伦上台，颁布“解负令”，下令禁止一切“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并下令赦免穷人的所有“公私债务”。被卖到国外的奴隶，由国家负责赎回。梭伦还下令废除贵族的世袭当官特权，担任官员的资格改为以现有的财产数目为依据，并根据现有财产状况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承担不同义务。这样，就使非贵族出身的商人和平民有了仕途机会。恩格斯曾评价说，这就在制度中引入了一个全新因素——私有财产。梭伦还规定雅典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创设400人会议。四个等级之中，除最低等级之外，其他三个等级的公民都有当选资格。梭伦的改革意义极为深远，可以说是奠定了雅典式民主政体的基础。
在这场竞赛中，子产改革和梭伦改革，堪称双璧。可惜的是，子产的改革方向，后来没有被继续开拓下去。